“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后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我书架上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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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史观简明纲要

作为斯宾格勒“文明季候论”野路子传人，诸夏民族发明学和瓦房店学（技术退化）教父，简中圈造梗传播能力第一人（体现于无处不在的姨学黑话）。你姨刘仲敬主要思想框架和历史脉络如下：文明有季候，民族发明学，瓦房店自古以来学，洼地歧视链，内亚史观，想象的共同体，远东近代史，两希正典，原始丰饶自发秩序习惯法自组织凝结核共同体…以及一眼就能看穿事物背后本质和其人物隐秘欲望的能力；保卫罗马的蛮族将领安兰德¹，见证洪水的预言家陈寅恪²，《经与史》写给上帝³…这种认知图景给窝佬留下极为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可以这么说我是真的觉醒了，22岁 已觉醒），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照他老人家本人话语来说：

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 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 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进行的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

根据豆瓣远古邪恶小组用户数卷残篇的活动轨迹来看，刘仲敬所说自己藏书千卷应该不假；姨最喜欢在谈话中引经据典，典故和隐喻是古老的信息压缩技术，古典和今典的重叠是要让读者领会作者不愿公开释放的资讯。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

精密特殊的叙事文体，蛙跳式古典类比手法，连珠妙语谈话下掉书袋的诗性智慧，夹杂严肃的道德教诲。这种别有用心的思想谱系，对特定读者的影响大概具备初始条件敏感性的意义。

《经与史》前言谈及了这本书（或者说他的所有作品）的读者群体：

他们（至少大多数）应该分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圈子，彼此不会有物理上的接触，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都应该是具有特殊敏感性的少数派。漂流瓶投入大海，不能确定接受者；但它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只会对有心人起作用。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藏。」「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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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季候

　　斯宾格勒认为，各文化形态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春夏秋冬四个阶段，文化初生之时为春季，斯宾格勒称之为文化的早期阶段，此时为阶级社会，由军人贵族与祭祀僧侣主导，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的强大政权，各阶级由法统与传统赋予的诸特权与诸自由自我治理，彼此不得逾越。国家机器方见雏形，尚未有日后压垮所有阶级，以所有组织资源为自己血食的威能。人们扎根于土地，在乡村之中呼吸古老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英国意义上的，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

　　他们虔敬神明，以尚武为美德，以担当为天职，不事奢侈。共同体内部的联系是有机的，自组织资源丰裕，并非被外在强力纽合在一起一团散沙的乌合之众。他们的理性尚未发达到解构一切，却偏偏不解构自己虚荣心的地步，对亘古星辰怀有本能的敬畏，因而尊崇神明的戒律与道德的准则，奉之而不易，旺盛的生育力本能的繁衍后代，血气十足。

　　一般来说，文化的春季极为漫长，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了无新意的黑暗时代，然而它却是为日后的刹那光华积累力量。最初的历史中人不以私智贪天之功，风气淳朴，没有虚荣心，以默默耕耘为务。等到人们厌倦耕耘，阶级开始缓缓解体，游士出现，奔竞之风稍行于世，此时文化实体便进入夏天，零星的城镇出现，散落于大地，像孤岛被海洋包围，市民乃至商人阶级集体登场，工具理性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批判过往的信念，就仿佛叛逆的青年对父亲的反抗，国家机器开始伸展它越来越长的触角。

　　随着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发展到烂熟，文化进入秋季，理论上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在斯宾格勒看来，这却是一个挥霍的季节，他称之为文化的晚期阶段，人们将祖先的积累在此际挥霍一空，因而文化的秋天非常短暂，又因其空前辉煌，使人念念不忘，比如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华夏的战国，以及短暂的十九世纪，经年累月的黑暗，换来片刻阳光下的蹀躞。阶级解体速度骤然变快，自组织资源迅速被消耗，人们涌进城市中，积攒在内层的能量被一下子点燃，出现不真实的黄金时代，在艺术与科学上达到的高度让后人难以企及，只能遥遥追望。

　　与此同时，伴随的却是社会的扁平化，贵族精神没落，平民化大行于道，尚武的美德被柔顺的和平主义打压，人们将战事委之于雇佣士兵，浇浞之风取代了朴实刚健的民德，崇尚权变奸诈的厚黑学逐渐更替对神明与道德的信仰。由于自组织资源的消耗，国家机器成为唯一能够仰仗的组织体系，不断壮大，或者说，两者互为因果。

　　当祖先的积累被彻底挥霍一空时，凛冬便至，斯宾格勒称之时的文化变成了文明，彻底地僵死，不复有生机与活力，只是因为历史的惯性而苟延残喘。国家机器彻底坐大，以生民为血食，如迦太基神话里的摩洛克邪神，人们却再也离不开它，他们需要官僚机器来统治自己，一如需要面包与空气，汤因比所谓自决能力丧失殆尽，只能仍由颟邗无能的官僚来统治。决断、担当、勇敢诸美德已成上个纪元的遗迹，由于共同体内部维系彼此的组织纽带断裂，人与人互不信任，置身其中仿佛身居霍布斯丛林之中。他们也只相信丛林主义的教条，对陌生人的友善抱以最大的怀疑，外人临此，怀疑自己身入鬼国。

　　出现世界性的大都市，汲取所有资源奉其一身，不同地域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此时只有首都市民与外省人的对立，农村被世界性都市吞没，人们像沙丁鱼般拥挤于世界大都市之中，以福利国家的面包和马戏为务。机会主义盛行，人们重视短期功利，以当下一时幸福为乐，再也没有人注重积累，而文化的本质却是人们以辛勤的劳作，驱赶大地之上的悲怆与虚无。

　　解构一切的理性发达成熟，最终除了自身的虚荣心以外，解构了一切。法统与宪法习惯再也不重要，没有人珍视国本斗争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承担历史意义是痛苦的，一如做出决断是艰难的，然而决断与担当是共同体最重要的德性，无此无以保护和延续共同体。他们也不愿意生育，原子式的丁克小家庭驱赶走数代同堂的大家族，人们出于理性计算，恐惧生育的代价，而当生育都成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时，这说明该文化实体已到病态地步，直待边疆热衷生育，尚未遗失血气与本能的蛮族席卷而来，吞没原子小家庭，鸠占鹊巢，原本的共同体分崩离析。

　　到这一地步时，凛冬结束，因为该文化实体已然死亡，他的某些碎片或许会被朴实尚武的蛮族继承，以其尸体，成为新文化实体出生的养料。但大多数人，因为其过于发达的理性，不再信任神明与道德，失去了变成文化民族，组建新共同体的资格，并由于不愿生育，而日渐消亡于风尘之中，斯宾格勒称之为费拉民族，也就是尼采笔下的末人，卑贱如同虫豸，让人再难想起昔日高尚荣光。

　　在经历第一次世界鲁登道夫式总体战摧残以后，欧罗巴十九世纪短暂的辉煌被不幸终结，斯宾格勒悲观地认为西方迟早要步其他已然僵死或者灭亡的文明的后尘，荣光不再，整个世界在福利国家与平民社会造就费拉化的陷阱之中逐渐沉沦。此时所有人共同享受一种奴役下的平等，仰食国家福利，以劳作为耻，以滥交、吸毒、信仰禅宗、败坏道德风气为荣，因为除此外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乐趣调剂现实生活的单调与无聊，他们凝视着虚无主义的深渊，直到虚无主义将这群过于理性的末人吞噬殆尽。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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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除盎格鲁-撒克逊以外，一切已知文明无不自「部落野蛮 — 封建自由 — 文明启蒙 — 平等专制 — 福利帝国 — 费拉顺民」路线走过，进度快慢有异而已。

斯宾格勒把文明比做生命，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生荣枯灭，始于蒙昧，茁壮后开花结果，最终凋零。

人类文明和人本身一样，有从年轻到衰老的变化。文明有春夏秋冬，会经历春天(青春期)、夏天(成熟期)、秋天(收获期)、冬天(凋零)。文明有寿命，没有能永远辉煌的文明。大多数文明演化都符合这个规律：移动拓荒的蛮族部落→松散自治的封建城邦→逐渐强大的集权国家→腐败专制的官僚国家→被新一波蛮族征服的费拉。

文明生长和衰落的周期像季节也像生命体，从部落到封建，再到专制官僚体系崛起，然后到专制巅峰的时候民间小共同体解体完毕，变成像流沙一样没有自我组织的费拉社会，就是文明生命的终结。这种生长衰落过程也是“德性”的生长衰落过程，“德性”就是自保能力，体现在武力上。费拉无力保护自己，可以被轻易征服，他们要不然是处于被帝国征服的状态中，要不然就是帝国崩溃而他们大部分死亡。
中国是从秦汉时代开始没落的，印度是从阿育王时代开始没落的，希腊是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没落的，中东是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没落的，西方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没落的……

《守先待后：思想、格局与传统》序： 古老自由的源泉 | by Zhongjing Liu | Medium

信任和勇武构成一切政治德性的最初来源，在宗教和习俗的保护下积累文明的燃料。物满则溢，文明是德性积累越过阈值的产物。

德性产生秩序生产力，秩序输出产生政治共同体。人类将复杂共同体生产、积累、汲取和燃烧德性的运作机制称为文明，将秩序的输出、输入、交融和冲突称为历史。文明为了释放更加美丽的烟花，自然会不断产生更加便利的德性开发技术。票据的技术如此出神入化，以至于持有者开始妄想代用券终将取代其代表的黄金。随着可兑换性的消失，最终的清算不可避免。烟花之后，唯有灰烬。末人的灰烬不同于蛮族的燃料，犹如开发不同于积累。

人类共同体大体沿着蛮族 —希腊 — 罗马 — 埃及的顺序，从原始丰饶的黑暗回到原子末人的黑暗。文明在希腊（多国体系和各等级共治）和罗马（世界帝国和民主平等）之间，点燃的烟花最为璀璨。然而秩序的开发和消费超过生产和积累，也就是在这个季候。罗马秩序是文明叔季的最后正义，然而归根结蒂不过是挥霍封建自由及其私性契约权利的积蓄而已。如果古老自由的生命力最终耗尽，埃及的萎靡就会接替罗马的伟大。埃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在文明的余烬中取暖，等待黑暗来临。

现代士大夫已经不能理解古老自由的真正源泉，一味陶醉于下游的浊水。他们将蛮族和埃及混为一谈，当做现代化的初等生，把季候差异视为制度差异，用妖妄的炼金术折磨万国与万民。历史理解力的衰退本身就是季候演化的产物，预示着熟极而敝的秋天。他们是秋季的摘果人，却不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只有播种者才需要理解古老自由的源泉，在甜蜜的果肉中保存坚硬的种子。

罗马不是为自身的荣耀而存在的，犹如果实并非为自身的甜蜜而存在，守先待后是她的命运（destiny）。她遵奉冥冥之中的神意，在烟花最盛之际保存文明的种子，黑暗重返之前将种子撒向未来的蛮荒。灰烬的腐蚀性消弭之后，种子萌发的幼芽才会享有继承世界的机会。种子最清楚守先待后的意义，不会怀疑神明的智慧。

用斯宾格勒的语言来形容，文明的开始其实就是烟花开始点燃，过去的资源开始消耗，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面消耗一面生产，而且生产的速度可能大于消耗，但是过了某个阈值以后——一般这个阈值就是专制国家出现、例如凯撒或者戴克里先登场的时候——消耗速度最终不可逆地超过了生产速度，甚至生产趋向于完全停止，最后经过或长或短的阶段就会烧成一堆灰，在烧成一堆灰之前统治形式会堕落为最简单的形式，也就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

文官制度是文明发展到烂熟时才有的产物，既表明文明已经达到晚秋的成熟阶段，末人可以透支未来，享受一时的欢愉，又预示着凛冬将至，文明距衰亡已经不远，只等待新一波蛮族从帝国边疆蜂拥而至，在枝叶枯朽凋零之后，以自身为营养，为新生的民族提供培植的土壤。

集权政府与功利主义都是秋天已经来临的证明，印加帝国就是这样，它极度粗糙，但是论管理方法却是高度集权、高度理性化、高度科学化的。感觉就是它过早地到达了演化的岔道口，过早地在其他方面还很原始的情况下就发展出了高度的官僚体制，过早地用社会主义方式来管理国家。因为某些因素产生得太早了，也就是过早地出现了收割者，那么你的文明就会停留在收割者出现那一刻的高度，再也无法升高了；如果收割者出现得很晚的话，那就会长到更繁荣的高度才会被收割。官僚制度和国家建制的出现都是最危险的收割者，它标志著这个文明抵达了它能够达到的天花板。到了这个层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上升了。如果官僚机构和国家尚未存在，那它就还处在一个元气积累的阶段，说不定将来还会发展到难以想像的高度。

专制机器过早的出现（也就是对既有资源过于理性的榨取利用），你的文明季候就会转得比较快。如果是非洲部落那些地方，肯定是在极短时间内，可能几代人时间内就完成轮转。印加帝国还要更快，它比东亚的文明诞生得还要晚得多，但是在东亚的明帝国时代已经是进入一个高度专制、高度编户齐民的状态了，所以它的文明季候比东亚转得还快。而欧洲人从封建制度一路转向民族国家，转了几百年都还没有彻底转出来，这说明它的积累很丰富；希腊罗马人转了几百年，最后从城邦民主转到吏治国家了；欧洲人转了更长的时间，都还没有完全从春秋时代转出来。而东亚的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两百年时间就转过去了。

人是不能太聪明的，一旦变聪明以后，就总想人为加快历史的进程，「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越聪明就越早衰，死得越快。人越聪明就越会燃烧自己的储备，储备烧完就没有了；而越是愚钝，越是敬畏神明，你的储存就会比较足，你的发展过程就会越接近于自然生长。

现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贫富差距精准的体现了这个规律：

英格兰是习惯法的天下，德国是习惯法和罗马法的战场，拉丁系国家是罗马法占优的地方。

• 古老的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现代希腊）不如后发的拉丁国家（意大利西班牙)
• 后发的拉丁国家（意大利西班牙）不如半日耳曼半拉丁的法国
• 半日耳曼半拉丁的法国不如纯粹的日耳曼国家（英国德国）
• 英德作为老牌的日耳曼国家不如更加年轻野蛮的日耳曼国家（美国）

初民的智慧倾向于「为信仰而信仰」，末人的智慧倾向于「为解构而解构」。信仰刚刚消退，理性方兴未艾，就是巨人开始的时代。理性厌倦了解构世界，转而解构自身，就是末人开始的时代。前者内在地孕育了后者，犹如儿童内在地孕育了老人。这就是斯宾格勒所谓的观相术，也就是内在的同构性——同构性不是相似性。鲸鱼和水牛有同构性，鲸鱼和鲨鱼有相似性。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和《诗经》诸作者的同构性在于青春的质朴，佛教和量子力学的同构性在于疲惫的精密。⁵

• 在文明的黎明时代，人类的精英是勇武的骑士，但他们没有良好的文化教养，他们的勇武有时候流于粗蛮。
• 在文明的末期，人类的精英是知识分子，他们有良好的教养和文化修养，但是他们缺乏勇气，流于怯懦和卑鄙。
• 在历史的起点，你总可以看到某种健康的保守主义：契合自耕农和手艺人脾胃的家庭友善型宗教，人口的洪水仿佛从沙砾中泛滥。
• 在历史的终点，也总会有某种疲惫的功利主义：契合知识浪人的思维结构，理性地计算原子式个人的快乐最大化，人口的冰山仿佛在阳光下融化。

文明的衰亡将会造就一种末人群众，完全不同于文明开始前的蛮族。末人是怯懦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证勇敢与自由的联系。末人是懒惰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证勤劳与富裕的联系。贱民是诡诈而卑劣的；因为正直和声望意味着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而他们只有现在、没有未来。末人就是丧失文明福利以后的启蒙者，早已消除了一切习俗和迷信的敬畏，除了眼前的感官享受外无所追求，组织共同体的能力与愿望都已经消失。自治对他们毫无意义，除非作为相互掠夺的借口。他们注定要以越来越卑劣残酷的手段，争夺越来越少的资源。只有征服者才能阻止他们在自相残杀中灭亡，用奴役的锁链保障他们的动物性安全。他们的诡诈、阴柔和狠毒在勇敢、正直、愚昧的征服者面前毫无用处，就像分解尸体的虫豸根本没有猛兽捕猎的战斗力。对末人而言，甚至奴役都是一种秩序的输入。他们是纯粹的秩序消费者，觉得任何组织资源都无比珍贵。⁶

不同的文明在死亡时刻有相同的面目：日益庞大的军政机构、日益增长的税收、日益被动的居民，民德丧失导致公共事务废弛，于是扩大官僚机构成为必须，加税即成必然，加强驯化顺民使之成为不问是非的国库客体，势必使其进一步丧失公益兴趣，于是行政当局不得不承担更多事务，机构将再度扩张。局部的合理化与全局的恶性循环紧密咬合，将古典埃及以来一切晚期文明引向同一结局——精英失去创造力，民众失去生活的欲望，同时将无血气无个性的官僚组织视为最后依靠，等待最后的衰竭。

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巅峰在17~18世纪，这时所创造的艺术成就最为辉煌，正如果实在秋天的时候最为甘甜。19世纪越过「文化」最后的黄昏阶段迈入寒冬。在此之后所产生的杰出技术创新，掩盖了文化象征已告崩解的事实。

刘仲敬：欧洲有比我们已经知道的更古远的东西,比方说两希传统：希伯来和希腊传统。我们现在了解的是大多是近代以来的东西，是按照启蒙主义的价值观（所谓进步的东西）引进的，像伏尔泰之类。实际上那些算不上是欧洲的正典，都是延伸出来的东西。斯宾格勒实际上代表启蒙的反面。他知道启蒙是积累资源的挥霍，像樱花一样短暂的辉煌预示寒冬的未来。理性解构传统，才能释放自由的才智。然而解构不可避免地继续前进，终将解构理性本身，结束于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像腐败菌分解尸体一样，摧毁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他预见了在他生前还不存在的后现代主义，因为这种虚无主义已经在希腊化的时代出现过了。他预见到技术对思想的胜利，因为这只是战国取代春秋、罗马取代希腊的自然演进。盛夏的花朵总会结出秋天的果实，永恒的收获季节只是严冬来临前的幻觉。⁷

现在，进入文明晚期阶段的欧洲民族正在经历理性自杀，人们缺少生育的冲动，丁克家庭既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同时也在表面的光鲜蒙上不祥的阴影，如果高素质的小家庭倾向于绝育，那么帝国边疆如沙丁鱼一般能够生育的野蛮人必将涌入帝国中央，取代文明人的生态位。整个人类的集体堕落早已开始，而我们不过是在经历这难以阻挡的历史路径。一战对欧洲文明的动摇无异于秦汉之变，我们将看到末人抬头，如蛆虫蛀蚀着脚下的文明，最后与文明同归于尽。曾经肆虐在亚细亚的时间之外的往事，今日也轮到美丽的欧罗巴。文明季候无情，欧洲老了。⁸

于是，冷眼旁观一切的斯宾格勒抱持如下信念写下他的著作：每一个文明都必将经历生老病死轮回，而他作为相术师，截取历史的只言片语，直观每一代人的精神与气质，高贵亦或卑贱，慷慨亦或猥琐，以已然消亡的文明的命运为鉴，判断而今的文明已走到何种地步。

《文明的灰烬：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by Zhongjing Liu | Medium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像。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文明季候论的预见力就像是观察事件表象，比如看人的气色，一个人跑步的时候动作非常生猛，好像除了青春期小孩，上了年纪的人是不会这样的，运动员是会懂得谨慎使用体力的，那种浪费性的、自我毁灭性的消耗体力的方式，只有十几岁的小孩才做得出来。这种浪费性的使用方法暴露了他还不能够对自己的力量进行深刻的规划，而规划必然是长期经验的产物，代表著原始力量的严重损耗。你看他是衰老还是年轻，可以从他动作的活跃度来判断，可以从他的冒险性，或者其他习惯性类似的征象来判断。

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

休谟是“博雅之士”业余撰史传统的最高峰。这个传统从波多利尔-维吉尔和沃尔特-雷利爵士开始，到丘吉尔（很可能）结束。现在已经淹没在专业历史学家的乾嘉之学当中。两者的差别可以用韦伯的经典论述概括：前者是“为学术而生”；后者是“靠学术吃饭”（从学术这个面包篮子里拿面包）。附带的后果之一是：前者的著作有文学经典价值，后者只有查资料的人才读。⁹

正如刘易斯·卡罗尔一手能写《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手能写《平面代数几何纲要》《初等行列式论及其在同时线性方程和代数方程中的应用》。博雅教育本质上属于贵族和绅士，时间是他们唯一的约束条件。无产者牺牲廉价的时间，购买高价的文凭。绅士牺牲昂贵的时间，只会为了满足真正的兴趣和解决真正的问题。无产者的学术只是打工者为别人收集整理的材料，自然既不知道材料的用途，也不关心各种材料的内在联系和冲突。

原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存在，只能是阶级地位和个人天资的幸运结合。前者来自祖先的遗德，后者源于上帝的恩惠。无产阶级企图通过教育改变阶级地位，通常的结果反而是降低了教育机构的阶级地位。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征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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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学

彻底消灭邪恶的承诺如果不是厌倦俗世者的自杀式诉求，就是无产阶级的狡诈腐蚀计划。天国不会出现在人间，你只能用一种秩序替代另一种秩序。如果你愿意为求弃绝邪恶而抛弃整个世界，无非是将一个不再包括你自己的世界送给其他人。

消灭绅士，就像砍倒森林中的大树。无产者像小草一样暴露在中央权力的赤裸威胁下，比原先活在大树的荫蔽下时更加孤弱无助。只有绅士的统治瓦解以后，吏治国家才能强大。只有在吏治国家造成的废墟上，集体农庄才能执行其历史使命。然而绅士和大树之所以能够荫蔽无产者和小草，正是因为他们能够缓冲无产者和小草头上的炎炎烈日。无产者和小草从自己的角度看，只能选择被烤死在烈日之下，或者被饿死在阴暗之中。世界对于他们而言从来都是屠宰场，他们当然有理由不相信任何解放者。但如果某些地方的大树刚好足以遮蔽烈日，又不足以遮断阳光，那么这种特殊的幸运组合也不是任何改革者所能设计，或者任何知识分子所能正确解释的。这样的地方通常处在过渡阶段，这样的辉煌转瞬即逝。邪恶和痛苦构成世界的本质，这句话经得起任何逻辑和经验的检证。而这也是排除神意的解释体系不可能自洽，彼岸世界不可能被任何世俗因素消解的根本原因。即使马基维利死而复生，也不可能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¹⁰

无产阶级文学往往有一种宣传，说资产阶级是自私的，不为别人考虑的，只有底层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我想任何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会觉得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世界上没有比无产阶级更自私的人，尤其是流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总是最瞧不起无产阶级，对穷人最心狠手辣，古今东西并无二致。对于他们来说，十块钱的价值比别人的一百万的价值还要大。一个富翁可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去筹划如何赚到一百万；而一个流民，往往花上二十三个小时时间去筹划怎样才能赚到一百块钱。他们的时间线非常短，只顾眼前利益，而且不顾吃相好坏。

阶级出身决定你的想象力空间。你在讨好别人或毁谤别人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以己度人，从而暴露自己的阶级。你的恐惧和希望，视角的出发点，阶级地位越低，比例感越失调。越是下等人，越是远离秩序中心，他们眼中的世界就越是扭曲和夸张。下等人不容易翻身，恰好就是因为比例感差。无产阶级的特征就是只认得出眼前摸得着的物质，认不出没有可见形态的信用、品质、机会，而且本能地认为时间和空气一样免费而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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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理论认为，自组织会产生强者和智者，强者和智者是贪婪自私的，弱者或者底层是高尚无私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没有武断的干预，听任社会上各个角色自动发展的话，实际情况就是，那种最自私、只索取、最不付出的人，自动的就会被排挤到最外层，最外层和最底层是同一个意思。

《刘仲敬访谈Q&A第三十一集》

无产阶级跟上层阶级有一点点不同（这也跟民主理论所说的相反），他们与其说是受社会的压迫，不如说是，他们因为不必承担更高阶级所需要承担的很多义务，所以生活更自由一些，可以更倾向于即时的满足，而不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因此他们克制自己欲望的能力其实比上中层阶级的人要更差一些。在阶级跃迁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这一点误事，因为你不能像过去那样，所谓的“叫花子当三年，给个皇帝都不换”，叫花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皇帝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还像原来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很快就会混不下去，经常会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误事。

这样的解放力量或者解构力量渗入，会有一批人觉得，这样的生活符合我的愿望，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先爽一把再说，然后它会带走一批人。你会说这是对社会本身的破坏，但是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有益的甄别。这种倾向人人都有，只是有些人强有些人弱。天生自制能力比较弱的人如果被带走了以后，其实对你来说是减轻了负担。然后社会自然而然会分层，就是说自发秩序一定会产生阶级。同一批起点相同的人，因为他们的延迟反应能力不一样，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的阶级团体。

什么都不能忍受、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马上就要的人，他的阶级地位会迅速下滑。不讲信用、占眼前便宜的人，他的阶级地位也会迅速下滑。忍着痛、像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说中的日本人那样吃亏也要顾面子守学纪的那种人，他在具体的事情上吃亏，但是阶级地位总是不断上升。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渐渐就会变成不同的阶级。

连最小的共同体都不能做成的——就是说一点责任感和牺牲精神都没有的那种人就是这样的，沿着他的环路不断下沉，直到在社会的最底层消失。消失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搞成婚姻，直截了当地就断子绝孙了。

能够长大、变强或者上升的体系全都是这个样子的，它们内部的自我约束、对自身的要求是残酷而苛刻的。凡是对自身非常散漫、非常自由主义的，就会从中间不断地散落下去，无论在什么社会里面，直截了当地说，都是有规矩、能够自制的人上升，没规矩、不能自制的人下降。信用好、能够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人上升，不断耍赖皮为自己占小便宜的人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你就肉体消灭了。

对于一个身处正常社会的人类，倘若假定自己尚有几十年阳寿，必然从长计议，为子孙后代深谋远虑，不会像无根的原子人一样，轻易把积累的资源在一代人内消耗殆尽。

亚伯拉罕诸教坚信灵魂不灭，换言之，在他们试图构建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博弈是延伸到时间的尽头的，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一种罪恶。¹¹

然而无产阶级，决然不相信自己有任何未来，所以长远打算便是替他人做嫁衣，竭泽而渔才是上上之选。他们只看得见卑劣赢得的眼前小便宜，看不到降低信用天花板造成的巨大损失——无产阶级必然失败，因为他们没有为未来牺牲现在的能力。

我们首先要清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如果你以为谁不理性，那只说明他的时间线跟你的时间线长度不一样。半夜杀人抢劫的吸毒者，跟巴菲特一样理性。一百元对他的意义，超过一百万对巴菲特的意义。一晚上对他的意义，超过二十年对巴菲特的意义。陪审团和监狱对他的威胁，比最后审判和地狱对巴菲特的威胁更模糊而不确定。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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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说，其实平等主义者的逻辑是谬误，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是真正无辜的，父辈替子辈做选择，你决定你子孙的命运；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世界上一切能够提高阶级地位的事情都需要成本预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德行，自然会匹配出它应得的结果，最后就体现于你所处的阶级地位。

所以平等主义者的逻辑造就了巨大的扭曲。越是平等，嫉妒心越强烈。中世纪的下等人基本上不会嫉妒上等人，而这个嫉妒心在近代极大提高了。在平等主义的社会当中，别人的成功就是对你的侮辱。你必须负责解释你为什么没有成功，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太没有出息。所以你必须做反向的解释，必须把他解释成为剥削者和坏人，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你自己的低能。但是在等级社会中，这个问题不存在。上等人天生就是上等人，因为他爷爷就是上等人。我之所以是下等人，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是一个恪守本分的基督徒，仅此而已。我爷爷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恪守家风的继承者。我可能穷，但这不是我的责任。不损害我的自尊心的。但是在平等主义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很容易认为，上等人或者成功者是夺取了我们应有的东西。

像「社会公正」就是一个很坏的词，它把天生的下等人和天生的上等人放到了一个人为制造的同等条件上，把他们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弥补对方缺陷的机制给消灭了。人和人之间，能够承担风险、预测未来，有多长的时间线、多大的远见、多大的责任感，比例是非常不一样的。就跟不同人的体育成绩和勇敢程度相差很大一样，等级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分布必然是具有各种档次，然后会把土豪性格比较强的人推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位置，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的凝结核。所谓的「社会公正」把它拉平以后，实际上是促使整个社会的组织度退化了。组织度的退化和德性的退化是一致的，将所有人都变成那种一切责任归属于社会的得过且过性质的人。由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组织构成的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高风险、高焦虑的社会。稳定的社会其实是由多层次组成的，而多层次当中所谓的德性比较高的人，所占的比例是不能太高的。

文明就是差异性的培养，而且是短暂和脆弱的，资源并非无限，禁不起破坏性的消费。没有实事求是的歧视顺序，就会退回到自然状态。价值意义上的平等是反文明的，花朵和野草一定要亲疏有别，参天大树和灌木丛一定要贵贱有别。我们不能忘记，大多数人类根本没有产生文明、只能学习外来文明。在已经存在的文明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理解、更不用说创造其最高成就。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做园丁还是做破坏者。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上，平等主义者是破坏者。他们的价值观进入主流，就是严冬来临和文明替代的预兆。¹³

上等人的特征是永不轻易承诺，但所做通常多于所言。下等人的特征是随意提供超越自身资源覆盖能力的承诺然后视同废纸，随意索取超越自身资源偿还能力的援助然后恩将仇报，结果总是坑害对自己好的人，却非但无法打击反而给予对自己坏的人更多利益。业已存在的上等人和下等人是其祖先在长期历史博弈中执行上等人策略和下等人策略的历史积分，相对稳定的博弈策略通常称为德性。

下等人跟上等人打交道，都有这个问题，下等人总是分不清，什么是上等人的利益，什么是上等人的建议，而且拿建议当利益，到其他下等人面前狐假虎威，本身就是很大的诱惑，所以也并不总是很想分清楚。

大多数时候，上等人是懒得多管闲事，或者只是凭经验和知识丰富提出善意建议而已，并不为建议承担责任，而且很讨厌下等人把建议当命令，把额外责任推给上等人的。

下等人肯不肯听，全看自己德性或阶级性。比较高贵的人，肯定会下意识觉得自己的决定如果赖给别人，是可耻的，比较低贱的人一定会尽可能为自己找借口，以为赖债的可见利益大于自贬身价的无形损失，然后各自的阶级地位就会相应地向内在德性适应的方向移动。

窝老人家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曾经给下等人和坏人勉强提过建议，然后又小心眼地后悔，为什么业界良心，为什么不乘机骗他坑他，但实际上是因为额外调整频道，对自己很累，不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舒服，但结果是下等人一定不会接受对自己最有利的建议，因为其中必定包括某些成分，破坏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以及他们企图表演和扭曲的图景，结果他们总是为了圆自己的谎言，被撒旦不断拖向更低的地方，根本不用谁费心去坑他们，对于窝老人家而言，这些表层现象都是暗示上帝存在的证据，就像苹果落地是暗示自然存在规律的证据一样。¹⁴

无产阶级的行为特点是谁对他最好，他就对谁最坏，谁对他最坏，他就对谁最好，因为他总是感觉到世界的恶意，但报复能力只够打到对自己好的人，又因为报复能力够不着对自己坏的人，就只能贿赂他们才能混过眼前。这个博弈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不断回归无产阶级生态位的根本原因，因为时运总是如孟德斯鸠所说变化不定，不会永远有利于或不利于任何一方，而资源既是历史反复积累的结果，又是历史反复消费的结果，也就是说沐猴而冠的无产阶级德性会导致上等人的丰富资源迅速败光，而时运不济倾家荡产的上等人也会因为统治阶级的德性而自动向最适生态位靠拢，在按照历史标准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所有角色都会自动德匹下。

无产阶级群体，根据姨先知一样的教诲来讲就是：

人类的大部分智慧，都来自阶级本能。阶级本能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博弈策略库，通过路径积分算法，浓缩了几百万年的尝试-幸存经验，比个人知识和经验积累的策略库大得多。所以从博弈演化机制看，无产阶级社会是最不稳定的。阶级社会就是通过精英的存在，才保存了更大的策略库。所以如果你没有耐心调查研究，最廉价正确的方法就是假定无产阶级永远是错的。这样得到的结果，性价比很高⋯⋯真 业界良心学⋯⋯¹⁵

这也就很好说明了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无产阶级的国家。进步就是解构旧社会，列宁党解构家庭，解构传统价值观，解构维持自治能力的纽带，解构一切社会凝结核，确保整个社会都是易于统治的费拉顺民原子人。中国没有任何地方绅士和土豪，仅剩的一点儒家自治社区被列宁主义割草机收割殆尽。中国人从事的行业都不会有超过100年以上的跨代积累，整个沦陷区就是一14亿大农场。

中国是无产阶级国家，意思就是中国人不是人，因为人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资产阶级概念，不能脱离其演化环境而单独存在。DNA意义的人，并不自动具备资产阶级意义的个人性格和行为模式。无产阶级的生物人丧失了社会纽带，其共同体饥渴的本能为组织利用和训练，就像狼对狼群的忠义为驯狗人利用一样，就产生中国人。中国以外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因为在社会底层，自动成为遭到无视的隐身人，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组织的利用和训练，只能造成一些零星犯罪，所以大家都不注意。马克思主义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意思，当然就是资产阶级礼教的解构和文明的毁灭。中国人因为DNA关系而得到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人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相对于艾滋病血液有权进入血库。

无产阶级的诬蔑对象一般是有恩于他的上等人，由于施恩的慷慨超越了他的阶级习惯，以及产生了迫使他面对自身卑鄙的心理不愉快，必须将恩惠反向发明为迫害或剥削，例如慈善家就要说成剥削者，保护人就要说成迫害者，医生就要说成细菌战，被康米虐杀者就要说成虐杀康米者，一般在细节中会留下皇帝用金锄头种地之类无产阶级习惯，例如医学上不可能而且早已研究透彻，毫无重新实验必要的731冻伤故事^{16 17}；真实死亡人数不到两万的南京大屠杀^{18 19}；作外科手术和收养孤儿的洋牧师挖心炼油之类。辟谣对资产阶级是不必要的，对无产阶级是无用的。造谣和辟谣的效果相同，都是划清阶级界限。资产阶级习惯于忽略，中国人的特征和本国下等人一样，只是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文化等价于贵族习惯或资产阶级习惯，唯有中国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习俗上将帝国主义遗留和模仿帝国主义的少数上等人挤到边缘地带。

中国人的理性非常发达，应该说从战国以后，中国人就已经彻底脱离了斯宾格勒所描绘的的早期民族的所包含的单纯，勇武之类的性格特征。这种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法统的（本质上来讲，「人民法院」「人民警察」此类包含「人民」两字的词汇概念都是列宁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剽窃过来的）。太精明的人是不能讲法统这一套的，必须是谦逊、虔诚而纯朴的人才可以，而中国人骨子里都是一些非常狡猾的费拉。

中国人的语言，从来都是拿金圆券换金子的把戏。谁跟它们讲道理，谁就上当了。金圆券跟金子交易，总是金子吃亏。骗子跟偶尔撒谎的普通人说话，总是普通人吃亏。中国人看到你认真对待他们的话，哪怕是反驳或辱骂，心里就觉得你是傻瓜了，因为即使反驳或辱骂都需要费力了解内容，而中国人的语言只是表态。表态根本不需要了解，而且根本不能说明表态者真实的想法，如果他果真有什么想法的话。

中国人知道自己是卑劣的奴隶，如果有人按照他们真实的阶级身份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暗中佩服，觉得这些人有眼力，对其他事情的判断，大概也没错。如果有人尊重中国人，把他们当做有灵魂有良知有廉耻的生物，中国人根据同样的理由，就会怀疑这些人的判断力，包括对其他跟中国无关事情的判断力，不但不会信任和追随这些人，反而会觉得这些人是适合欺骗掠夺的对象。

因此，中国人总是会落入比原来更坏的主人手中。只有邪恶的统治者才能让中国人心悦诚服，同时大大降低他们对世界其他部分本来必然会造成的破坏。²⁰

毛泽东很有可能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政治智商属于五千年历史的结晶，厚黑学本领恐怕只有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纯种中国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自然是很懂得流氓无产者骨子里是多么邪恶；以他浪人知识分子的敏锐，恍然领悟了解放黑暗之心可以释放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在调研途中看到，他少年时企图反抗、青年时企图投靠的士绅阶级居然如此银样蜡枪头。他们不仅垮台，而且以极其可笑可怜的方式，在武力和才智都谈不上出色的社会边缘人面前，表现得不堪一击。如果敌人十分强大，失败可以归咎于敌人的邪恶。如果敌人只是一群小丑，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失败者早就是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了，为了拒绝承认自己的灭亡，故意忘记了真正的凶手和断气的时间，一直撑到蛆虫爬出皮肤的时刻，再宣称自己死于这些蛆虫。毛泽东看到自己曾经谄媚、羡慕、畏惧和仇恨的对象居然如此不中用，兴奋感、解放感、轻蔑感、恍然大悟感从〈报告〉的字里行间溢出。他由衷地感到，贫下中农才是真正的老师。这个道理翻译成毛式语言，就变成「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由此产生，包括以下的要点：「你要懂得怎样蔑视人类，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开发他们的隐秘欲望，怎样解除道德、传统、习惯和一切符号的约束。无论外表多么高贵体面，人都是犯贱的。人人都在跟隐秘的欲望作斗争，以免自己不顾一切地卸下文明的枷锁和礼教的负担。你如果尊重人，实际上就是阻止他们自我解放。他们的理性会感激你，黑暗之心却会驱使他们仇恨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践踏他们的枷锁，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自我解放。他们的理性会谴责你，黑暗之心却会爱戴和感激你。谁沉溺形式，就会得到泡沫。谁顺服黑暗之心，就会得到实质。」毛泽东思想的其他部分，都是他本人和门徒将上述精髓和具体情况结合的产物。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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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理性

“百年来，自居自由派、欧化派的中国人很少尊重时间与习惯。事实上，他们当作“进步”引进的事物；在盎格鲁传统中大抵是自由的反面。种瓜者不能得豆，如果你误解历史脉胳，细节的精密并不能挽救你。”²²

白左思潮的鼻祖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将自己思想最本能的动机进行了最彻底的刨析，他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对自己五个孩子的抛弃，本质上就是对约束他放纵之枷锁的抛弃，而这种枷锁就是卢梭身为父亲的责任——即卢梭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的枷锁”也就是“父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等传统道德义务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这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厌恶，同样出现在萨特和她伴侣西蒙娜的人生观中。西蒙娜在她的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这样描述她和萨特的理念，“（我们都认为）婚姻将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责任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们）来说……自由仅仅存在于自由的头脑与心灵中。”

从卢梭和萨特两位白左先驱思想的内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私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绝对厌弃。卢梭冷酷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儿女，丝毫不考虑他们的死活；萨特肆意地玩弄诱骗自己的女学生，却豪不在乎她们的命运。两位“人类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后，是其人性的绝对自私和绝对凉薄。

无论是卢梭还是萨特，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都是不择不扣的流氓恶棍，实际上是严重缺乏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自利者。

幸运的是，这些传统道德的背弃者最不缺乏的就是“文以饰非”的本事。

卢梭以巧妙的哲学构思，将他丢弃五个孩子的举动顺理成章地描述为挣脱人性枷锁的勇猛创举，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试图以家庭道德和“父亲责任”约束他的社会舆论，不过是腐朽肮脏的牢笼；萨特则以重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通过宣扬“存在主义”的信条，把他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美化成对“真正自由”理念的践行。将自己的性瘾病症和吸毒人生，描绘成一个宏伟勇猛的壮举，将厚颜无耻阐述为对“存在与虚无”的自由探索。

卢梭扔掉五个骨肉之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的捍卫者，表示自己时时刻刻都将公民的权利放第一位；萨特不断诱奸不同的女学生，然后声称自己将会为全世界的良知而奋斗，为了体现自己的绝对宽容和公正，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表示将支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圣战士对法军的攻击；美国的逃兵青年不但把越共视为反抗霸权的勇士，同时也把自身描述为帮助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平权”运动的推动者；巴黎的五月风暴青年的技巧则与之类似。

在一个具备健全常识和道德观的人看来，卢梭和萨特这样的“人类良心”，如果扯开被其追随者不断修饰的耀眼桌布，实际上不过是两个不择不扣的人渣。他们美妙包装下的唯一诉求，就是挣脱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他们的约束。

实际上，多元文化、平权运动和反权威等上世纪60年代开始风行的白左道德词汇，本质上是对自私者逃避传统道德责任行为的一种掩盖。

白左美德的本质：不付出的假道德

人类总是倾向于自我堕落的，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人类来到世界上不是来享福的，文明的本质在于诫命和积累，离不开邪恶和痛苦。越是上等人，就越是强调克制和责任；所有能够提高层次的事情，都需要成本预支。美德的本质在于责任，而责任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琐碎之义务。

这种美德在经典英国绅士和美国传统基督徒身上得以体现：正直，自立，坚韧，虔诚，奉献，投入，简朴，信任勇武，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却从不放弃努力奋斗。

责任先于权利；荣誉先于利益；强者的谦卑，骄傲的服从；搏击强梁，卵翼妇孺；不轻易承诺，但所做永远多于所言；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前景，但绝不退缩；与其背弃信任你的人，毋宁死。这些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英国人称之为「品质」的东西。相反，崇拜权力、恃强凌弱，就是吉普林诗中「没有律法的下等人」。这种人不知敬畏上帝，《旧约》上帝的雷霆之怒一定会落在他们头上。

萧伯纳在《芭芭拉上校》中嘲笑的「品质」就是这种东西。此后，各国和历代的粉红色左派作家憎恶的目标也是这种东西。但毫无疑问，大英帝国和此后的许多霸业是由这种人建立起来的。戈登将军在喀土穆陷落时，不肯抛弃黑人妇孺先走（格莱斯顿内阁的训令是仅仅撤退英国人）；马丁大使在西贡陷落时，不肯抛弃南越难民先走（华盛顿政府的训令同样是仅仅撤退美国人）；英国绅士身先士卒，葬身于罂粟花盛开的佛兰德平原；²³究其所以，无非是这种「品质」已经内化为当事人人格的一部分。《山精灵普克》想要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英国儿童的糖衣良药，正是这种「品质」。这部书之所以包含大量高度精确的英格兰历史细节，原因也在于：英国男子汉的理想人格有赖于血肉相连的英格兰历史传统。²⁴

然后你会发现，所谓的解放运动，比如五四青年，其实就是愤怒进步青年和启蒙知识分子：他们皆出生于旧时地主家庭，经过新式大学提供的、反传统的进步教育，致力于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的束缚，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而“知识分子全是精神级别的始乱终弃者”（《刘仲敬访谈37集》），不要指望这群人对你负任何实质上的责任。

他们的自由不是免于武断统治的自由，而是免于习俗专制的自由。然而，庄严同盟和长期国会的徒子徒孙完全清楚：这两种自由背道而驰，不可得兼。社区自律比法律更严苛，外在的约束才可能解除。习俗的权威一旦瓦解，你就只能在政府管制与社会解体之间选择其一。法国吉伦特党和孙文都曾把美国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却惨遭冷落和鄙视；因为他们当时还不明白：社会保守是政治自由的亲兄弟，正如社会激进是政治专制的亲兄弟。²⁵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

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²⁶

统治阶级的性管制必须比被统治阶级更严格，因为任何成功的规训都必须以自我规训为基础。规训本质上总是逆水行舟，永远不能彻底征服蠢蠢欲动的黑暗之心。如果自我规训的技术得不到阶级和传统的保护，难得而易失的势能就会变成济慈「写在水上的字」。无产者大抵守不住时运送给他们的权力，原因就在这里。无产者的解放一般出现在文明的没落时期，甚至本身就是文明灭亡的标志。前途无量的新兴文明通常以更加严格而有效的性管制为标志，甚至必须借助宗教或宗教改革的力量。

拜伦勋爵和曹雪芹以文学家的敏锐，都注意到小姐的性蒙昧和丫鬟的性启蒙。陈寅恪以史家的敏锐对待儒家绅士的礼法门风和无产者的性开放，从新文化运动的解构本质看到了中国必将灭亡的命运，从穆斯林文化和印度文化在西方殖民体系内仍然坚守的建构性质，看出了东亚大陆的下场注定会比西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更加悲惨。²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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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是真的有什么顶级伟大理想，更多的只是为了物质和肉体上的享乐，进步知识分子们解放旧社会的道德枷锁，原因仅仅而已。启蒙在第一阶段开始，在第二阶段产生永远胜利的幻觉，在第三阶段陷入穷途末路的绝望。

从封建主义的角度看，启蒙就是促成社会解体的腐蚀剂。社会在解体的最初阶段，就会释放出健康时期储蓄的全部能量，仿佛烟花在燃烧时最为灿烂，然而慢慢长夜的命运就在此时此刻注定。浅人不察，居然以为腐蚀剂隐藏着盛世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的下场是害死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盛世的影子。兴奋剂可以牺牲强健运动员的老年，购买暂时的优异成绩；却会立刻夺走病人的生命，买不到任何优异成绩。文明的本质就是挥霍，烟花的高度取决于启蒙以前的积累厚薄，跟启蒙者没有多少关系。然而，人类天然具有自我毁灭的隐秘欲望；因此面包极少受人尊重，兴奋剂经常千金难买。孔子及其门徒位于面包和兴奋剂之间，开辟了启蒙的伟大传统，却对启蒙传统的下游感到恐惧，最后被新一代游士预支未来的高明技术吓破了胆，重新投入周礼的怀抱，幻想这样就能保存永续开发的元气。²⁸

在康德和启蒙思想家把上帝推居幕后、只讲义务不讲上帝以后，就会出现无神论者的时代。于是，启蒙思想家的道德义务也无法维持了。这恰好就是孔子和他的时代、马基雅维利和佛罗伦萨人曾经目睹过的，文明由解放而推向灭亡。解放的第一阶段就是，理性获得解放，各种才艺极大地发挥出来；第二阶段就是，无边的欲望也获得解放。你突然发现，人类的大多数是根本没有什么潜在的才能需要解放、能够解放出来的只有欲望的无产阶级。这些人被解放出来以后，整个社会都趋于毁灭了。最后的聪明才智不再是探索自然规律的聪明才智，而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寻找人性弱点、相互坑害的聪明才智。这个聪明才智在历史上闪耀了半分钟以后，就沦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

我们现在所知的科学方法，大部分都在中世纪产生和完善；但毛毛虫不会让人联想到蝴蝶，有些人甚至为了热爱蝴蝶而反对毛毛虫。人类的命运就像法布尔描写的蝉，经年累月的地下黑暗，片刻阳光下的翱翔。你知道，有些人是负责积累的，有些人是负责挥霍的――像路易十四和汉武帝这种人，前几辈小心翼翼积累的财富在他手里挥霍一空，留下的累累负债要由他的子孙偿还，没多久他的王朝就覆灭了。但人们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会觉得法国在路易十四手里最辉煌。

虚无主义史观赞扬的伟大人物，往往是文明的挥霍者、共同体的毁灭者或汲取者。积累者和保护者反而默默无闻，甚至遭到蓄意的丑化。这些迹象的意义比事件本身更为重大，因为秃鹰不会在活人头上盘旋。老鼠敢于跳上餐桌，就是因为它们所在的船只岌岌可危。²⁹

根本上讲，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场又一场伟大且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其中的原因离不开自我毁灭的隐秘欲望；无疑，群体的道德是会朝着堕落的方向滑落的。

人的本性属于挥霍昨天，透支明天，制造宴饮和狂欢。历史记叙的”辉煌盛世”，无一例外是文明的败家子，而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忽视，甚至仇恨约束与信仰的积累性工作，视之为实现人间天堂的最后阻碍，而文明本身就是属于诫命，与痛苦和积累息息相关。

理性主义解放出了私智，也解放了虚无和堕落，还有无边的欲望，这是一个德行消耗的过程。革命史观羡慕文明的挥霍而忽略，甚至仇视沉默的积累，是一种季侯性的智力退化。

草根总会给知识分子留下愚昧狂热的印象，因为文明的延续机制离不开广义宗教的保护。精英的优势在于理性的发达，然而理性判断的准确度随着时间延长而递减。纯粹的理性人必然为现在而牺牲未来，为看得见的东西牺牲看不见的东西。文明社会通常始于愚昧和野蛮，通过启蒙和祛魅而登峰造极，然后通过解构和虚无走向衰亡，真正的秘密就在这里。愚昧的信仰将重复博弈的时间延长到永恒，压制了囚徒博弈的理性选择。野蛮的本能依靠达尔文算法，将牺牲繁衍的眼前利益浸透了非理性的痛苦情绪。人类社会之所以爱子孙超过爱自己，主要就是因为这两种力量。理性精英更容易不育或节育，隐秘的原因也在这里。聪明人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沉默的草根做装饰或挡镰刀。知识分子眼中只有朝生暮死的花叶，越是强调实证就越是看不见真正重要的地方。³⁰

中国人的根本问题不是愚昧和没有启蒙，恰恰相反是因为过度启蒙之后早已不是淳朴勇武的初民，除了赤裸暴力没有任何畏惧。而解构掉一切敬畏的下场，就是只能对赤裸裸的暴力有所敬畏。末人自作聪明，唯独发现不了自己”进步”的终点是回归丛林。

从理性得出的最优解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不婚不育，竭泽而渔，以邻为壑，最高额的成本转嫁给别无选择的人。责任和阶级不再匹配，死亡只存在生物学意义，不再有天堂和公正的上帝，高尚的失败者得不到公正，邪恶之人只要拥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被冠以高尚。一切只取决于你是否够聪明。失败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不够邪恶。当所有人都理性到发现偷偷插队是最优解时，任何队伍都排不成了。只待一个严酷的管理者给予救赎。

一切秩序的源头，永远是建构的，没有什么经得起理性的解构，包括理性本身。愚昧从来不是问题，自以为私智能掌控一切的傲慢才是。

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上百年来没搞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道理这么正确，但是愚昧的普通人就是TMD不愿意听我们的？因为人类是依靠意义活下去的，而超验的宗教又镶嵌在意义世界的最底层——星座、算命、MBTI只是宗教的廉价替代品。

循证医学可以通过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治好你的抑郁症，但是科学从来没法给你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在存在主义兴起的战后世界中，智者穷尽一切逻辑上的可能性后，只能得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的结论，便是明证（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是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是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意思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³¹

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不具备制造任何规律或者理论的权利，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是知识分子本质上属于不够虔敬的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想临时窃取上帝的权柄。

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弱点的理解能力非常的低，理解人类弱点需要强烈而丰富的、无法用文字表述的各种默会知识，而知识分子的特点恰好就是缺少默会知识。知识分子喜欢在纸堆里面大谈人性的阴暗，以及各种各样的伦理学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是不懂的，因为人性的幽暗面要真正体会过才能够领会。像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就曾经说过，美国哲学家在谈到「人无法分担其他人的痛苦」的时候总是用牙痛做比喻，因为他们自己的一生之中，除了牙痛之外就没有经历过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没有亲自经历过的事情，只从书本和理论出发做分析是很容易弄得荒腔走板的。培养知识分子的途径恰恰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安静环境，所以知识分子实际上根本没有经历过特别深刻的人生痛苦，他们代表的恰好是宗教人士的反面。基督教是怎么产生的？耶稣基督分享了全人类的罪恶和痛苦，他的力量也来源于体验及征服了罪恶和痛苦。知识分子是既犯不了重罪，又受不了大苦的角色，虽然他们最擅长打笔仗。愚夫愚妇或者说比较熟悉人性的没牙老太婆，反而对于这点是非常清楚的。能够口述的道理要嘛完全不对，要嘛就是非常肤浅的东西；真正的深刻道理你只能感觉得到，但是说不清楚。

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的路线。知识分子爱理论胜过爱经验，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

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辩论尽管能磨砺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但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

知识分子不可能看清理论枝叶深处的树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社会的玩物，而且经过长期演化培养了金鱼式的卖萌求生技能。只有高度成熟（也就是说存在腐败危险）的社会才能大规模产生知识分子，因为宠物饲养能力乃是剩余秩序丰盈的征兆。宠物在接近自然的环境下没有丝毫生存能力，却往往热衷于把自己想像成狮子和老虎，这是最为可悲的事情。

人类大脑的主要工作程式是删除。在众多的资讯中间删除大部分，留下一部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形成你的认知图景。然后才能根据这个认知结构做出有效反应。这个建立有效反应的体系，通俗地经常被称为是人的理性。

理性是一种特殊的疯狂。你以为理性是能够前后连贯、建立因果关系的，其实这是建立了错误的因果关系，因为你把多余的资讯删掉了，而多余的资讯很可能是重要的，普通法的精髓就在于怀疑人的理性。

成年民族相信人的理性，胜过相信天命，他们已经理智到不再相信诸神的公义，摒弃实证主义之外的一切裁决，于是人为的制定法取代了习惯法，后者尽管荫蔽他们走过了青春期，看上去却是如此的原始与蒙昧。罗马法学家尽力完善发现真相的手段，技术之精密普通法学家无疑甘拜下风，然而普通法的优势在于它远比罗马法善于限制仲裁者的武断和滥权，知识之贫乏与技术之低劣，远不如当事人在法庭面前缺乏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更能造成冤假错案。任何人都不擅长发现真相，这属于上帝的威能，但罗马法更擅长滥权，而任何知识都防范不了滥权。

神判以及脱胎自神判的陪审团程序主义的背后是对神明公正的信仰，人们相信按照毫厘不爽的程序审判嫌疑人，其实是诸神的法庭在裁决，凡人不过按照特定的仪式呼唤神明的意志，他们毫不犹豫地认定凡人有限的理性不足以发现真相，只能诉诸被遮蔽双眼的正义女神。普通法的公正不代表正确或真相，而是尽可能避免人为的扭曲，让神明的公义与故老相传的习俗通过陪审团的盲目性落实，犹如战神山上黑白石子落地，命运藉神明之手免去凡人发现真相的负担，后者哪怕人类中最渊博的智者也无力承受。经验证明，被遮蔽双眼的诸神虽然经常出错，仍然强过凡人自以为是的聪明才智。³³

人类的知识永远不会完全和准确，愚夫愚妇对邻居的评价往往比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评价更可靠。因为前者的谬误来自人类共有和固有的残缺和偏私，后者又增添通过春秋笔法改造世界的权力欲望。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希望太多而力量太小，因此不由自主地过高估计自己仅有的武器，梦想用赞美和贬斥影响世界的走向。世界有没有受到影响犹在未定之中，历史遭到更大的扭曲倒是可以肯定的。

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

没有人可以做到全知全能，所有人的叙事都是不可靠叙事，上帝的眼中有可靠叙事，人不可能做到可靠叙事。仅仅是凭人类记忆力的缺陷这一点就做不到。这些想法本身就是理性的僭妄。托利史学不会教你救国策或富强术，只会教你敬畏和谦卑。

《刘仲敬访谈Q&A第十二集》

堕胎权的争论实质上是未知和已知的战争。未出生婴儿和老年人在社会天平上所占的分量，骨子里面就是已知和未知这两大阵营的斗争。天平是波动的，斗争是模糊的，但是消长是有一定规律的。什么是婴儿呢？婴儿代表未知，因为他有无限的可能性。所谓的“上帝的礼物”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像儒家所说的那样，是父母给了你生命，你需要跟父母一模一样，恰好相反，他是上帝的礼物，他跟父母不一样，他代表了父母想象不到的各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代表未知。未知必须大于已知，社会才能够向四面八方发展伸张；如果已知大于未知，这个社会就走上了萎缩和灭亡的道路。福利国家有一点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它重视既得的东西，例如无限期地投入无限资源、延伸老年人毫无生活质量的生活，但是却鼓励你减少生育，鼓励你老的时候依靠别人生下来的孩子给你养老，这就是重视已知超过重视未知。这也涉及一个刚性和柔性的问题。习惯法是柔性的，成文法是刚性的。习惯法有更多的未知，成文法有更多的已知。成文法只能保护已知，未知的东西你怎么能写成文字呢？习惯法以及宗教、迷信和一些神秘的东西，它保留了未知的空间。理性只能对已知的东西发挥作用，所以它在把已知的东西经营得更好的同时却丧失了更多的未知。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的理性主义者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而看到他们会输的人只能搞出一些像神棍一样的理论，却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赢。

婴儿问题上，因为法律是精确到具体的，那就是要牺牲哪一方面的问题。自古以来的伦理冲突从来都是在有矛盾、有牺牲的地方才存在。如果忠孝可以两全的话，小说家就写不出小说，戏剧家也就写不出剧本了；就是在特殊的极端状态下，忠孝不能两全，有人移忠为孝，有人移孝为忠，引起的冲突才会变成戏剧性的，然后才会出现永远也争论不完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是让一个母亲生下一个她没法养活的孩子，让母亲牺牲，还是让母亲堕掉一个完全可能成才的孩子，让这个孩子牺牲？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牺牲的，选择让孩子牺牲的那一边将会失去未来。无论具体的情况是怎样，最后的胜利者都是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的。请注意，这话不是一个神棍性的话，婴儿是上帝的礼物，站在上帝这一边就是站在有无限可能性的婴儿这一边，这一派将会赢得未来。尽管他们在具体的事情上可能全都是输的，但他们会在你看不明白的那些你自己都想象不出来的地方赢过来，以至于扭转整个局势。基本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假如一个神棍性的团体坚持说是，无论如何，多么差劲的婴儿也都非要生下来，而且我们也不一定会帮助你，而会让你饥寒交迫去死，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残酷的团体倒是可能赢得未来的；而一个一切事实都要求证据的团体，一个快死的老年人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法理上的人，必须不惜代价地维护，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因为法理上并不是人，可以随便处置，这样的团体将来会迅速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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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意义

“人的认知天生就是扭曲的，必然放大最接近自己的部分。虔诚的意义是敬畏隐藏在世界表象背后的神秘法则，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认知扭曲。狂热的意义是放大自我投射的范围，夸张自己熟悉部分的重要性。人作为观察者，建构体系的能力直接来自敬畏法则的认知。狂热份子从来不是卓越的观察者。人作为行动者，内在的驱动和团结的能力来自自信和信心。如果信心来自法则，承受失败的阏值就会高于平均水准。如果信心来自自我，忍受失败的能力就会低于平均水准。狂热分子的特点是容易在极端之间跳跃，像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很容易交换。假定演化环境的波动是随机的，虔诚者的优势会随着时间放大，狂热者的优势会随着时间减少。”

在基督教社会里，其他组织资源，包括表面上看起来明确反对教会的组织资源，其实都是在对母系统开发和利用之后而产生的资源。这些资源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线一样，它们的力量实际上都来自基督教，这就使得它们的逆反不会产生毁灭自身的作用。启蒙主义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共产主义组织明显就是一个反向建立的教会；启蒙主义鼓吹用理性压倒启示，但是它所依靠的理性恰好是天主教会——以阿奎那为首的那些经院哲学家——设计出来的，中世纪以前没有这样的「理性思考」。

社会组织这种东西，你可以把十九世纪以后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列宁主义政党，看成是一个没有上帝和基督的反面教会。它的组织形式，它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教区牧师的角色，他随时随地，在牧师给你讲圣经的礼拜天，支部书记也会召集他的党员什么的，学习马克思的著作，讲阶级斗争，讲工人团结的道理，诸如此类，然后他也能够提供养生送死的全方面服务。

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是很容易被生态场淘汰，因为他们达成的效果比宗教团体差得多。以无神论作为纲领有它天然的弱点，组织很难长期维持下来。因为理性主义者不容易达到互信，或者说人类的本性就是互相怀疑，如果缺乏更高维度的力量做担保，组织维持内部的团结就会很困难。从经验事实来看，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总是无神论者首先出局，无神论者最后能够幸存的地方就是文化沙龙，因为里面都是只管说不管做的知识分子，所以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是无神论者。但要是你想建立一个以无神论为理论基础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幸存的概率非常低，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别人可能会迫害你，而是组织本身都没法维持。宗教团体看起来彼此争斗得非常厉害，但是最有生命力的同样是它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类似的纯消耗性组织，会把寄生社会的原有资源迅速消耗掉，消耗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把它们当成国家是错误的，你只能把它看成是犯罪集团；一旦认识到它们属于犯罪集团，原先解释不通的所有事实就都可以解释得通。在无神论者当中维持秩序的成本相当高，里面的每个人都凭自己的有限理性做出决断，十之八九会自相残杀，出现人吃人现象的可能性非常高。而宗教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改善这种随便就互相背叛的情况。

美国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基督教国家，按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来讲，牧师在教堂主持新郎和新娘的婚礼，丈夫跟妻子交换誓词；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宪法宣誓就职；誓词要对上帝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人和人之间负责；美国现在纸钞上仍然印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在深受无神论传统熏陶的中国人看来这些基本就是儿戏，看上去是毫无感觉的，绝对没有一套房子来得重要。所以中国人的婚姻和他们的整个社会也充满了儿戏的氛围，有些东西他们是根本理解不了的。对无神论者来说，现世的短暂眼前利益肯定比死后下不下地狱要重要得多，所以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理解歪。这样一个没有灵魂、不会下地狱、不会受到惩罚、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失败、成王败寇是它唯一价值观的社会，它的道德底线，自然比一个相信死后审判，相信上帝神意秩序的社会更低。东方各国的国家观念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办法把妻子跟妓女区别开来的家庭，它自然而然要产生出没有办法把小孩跟小猪区别开来、小孩和小猪一样都可以烤着吃的政治社会。

在任何无神论者和平等主义者占据主流的社会中，法统就是一个笑话，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即使生活在物资非常丰富，结社自由极其充分，可以持续获得外部资助的社会当中，也根本走不到世代交替这一步，在它们当中寻找组织寿命比创始人寿命还长的例子，简直如同大海捞针。美国有著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和亚文化团体，然而以上三种团体在这个自由秩序市场当中都明显不会是胜利者。任何版本的共产主义团体不能产生它提倡的新社会，在离开它寄生的社会以后，宿主总是处在比刚刚赤化时更糟的状态，就像叶尔钦时代的俄罗斯还不如沙皇时代的俄罗斯，而相反的例子一个也没有。

美国是一个高度结社自由的国家，谁高兴结社都可以结社，有很多社会主义者都结成了类似的团体，想要搞新和谐村，搞社会主义实验。但实际情况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维持到一、两代人以上的。无论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但事实摆在眼前：无神论者或者世俗主义者搞的结社是极其脆弱的，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在社会环境下，都没有什么抗压能力。而人类团体的前途，通常不是取决于你在最繁荣时刻的最佳表现，而是你在处于最糟糕时刻抵抗困难的手段。

仅仅是由于这一个淘汰标准的话，你就可以相当正确地说，无论从政治理论上应该怎么样解释，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没有宗教信仰的团体是短命和脆弱的。最后的历史继承人不是像计划体制所说的那样，是属于无神论者；也不是像启蒙主义者说的那样，是属于信仰自由、开明和进步的人；最终，它仍然要属于有信仰的团体，只有有信仰的团体才能够继承世界。

有哲学素养的读者恐怕早已注意到，兰德的思想实验有赖于一个默示的前提：个人的理性预期能力没有边界。在真实世界中，这个前提连近似的满足都做不到。 以兰德和帕特森的辩论为例，塔中人实际上不可能知道获救是否完全绝望。朴茨茅斯清教徒社区多次面临类似的绝境，蛮荒时代的人类不断陷入类似的绝境。在清教徒社区和无神论理性主义者社区的竞争中，只要苦难救赎、奇迹永在、灵魂不灭、最后审判的观念能使前者在绝境中比后者多坚持万分之一的时间；细微优势就会在重复博弈中放大为压倒优势，足以使朴茨茅斯社区吞噬兰德社区。在大多数人类活动、包括政治竞争和商业竞争中，成败之别通常取决于能否多坚持五分钟；而结果通常是赢家通吃，百分之五十一优势跟百分之百没有区别。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苦难淘汰对人类存续的影响远远大于繁荣奖赏。这就可以解释美国个人主义为什么是新教的个人主义，而非无神论的个人主义。³⁴

基督教认为伊斯兰是永恒的竞争者，列宁党只是一时之患。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以强无神论武装头脑的列宁主义者是所有人类中决策时间线最短的；列宁党的自我灭绝能力，比它灭绝敌人的能力还强，因此它不可能胜利，只能发挥秃鹰甄别健康社会和病态社会的作用。

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他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以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以色列先知的传人不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智慧背后的撒旦性质，只能相信任何不以敬畏耶和华为起点的智慧最终都将证明为愚拙。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政治德性是上帝完成其神秘计划的工具，人的智慧不能妄断。如果天命有此必要，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上帝多次拣选卑贱软弱者为工具，借此教育强者和智者：人间的一切财富都算不了什么。今后，他肯定还会这么做。如果自由民的共同体能作为工具荣耀神，这是好事；但如果自由民狂妄到自以为神少不了他们的德性，那他们就有祸了。³⁵

共产主义的虚无解构性质，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判断。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共同体？它没有自己的部落、宗族、教区。非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有公社，维持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列宁主义的日常维持能力，都离不开抢劫统战对象的超限战，因此社会性战争权力必须永久化，转型为吏治国家等于自杀或丧失战争能力。

《刘仲敬访谈Q&A第七十九集》

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类似苏联的历史真相重新发掘的过程，这个重新发掘当然是有政治性的。如果历史体系倒了的话，共产党把它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凡是不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学说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共产党作为历史制造者的基本作用就叫历史虚无主义。但是这个跟“虚无主义”的原始定义是不一样的。“虚无主义”这个词的原始定义是在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实际上，共产主义及其前身经常在布尔什维克产生以前的俄国被称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解构了世界本身的意义。世界的意义在表层是由很多很庸俗的东西组成的，比如说一般市井小民所关心的钱和女人这些东西;再进一步，是自由主义者和法学家关心的帝国宪法、议会、皇室继承权这些问题。但是这背后，你只要按照几何学家寻找第一原理、从定理推向公理的那种逻辑，推到最后，一切意义的终极归于上帝本身。俄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基础之上。所以，解构这个意义体系就是虚无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晚期俄国虚无主义大浪潮当中产生出来的最极端的一翼。所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史当中，它的十九世纪的祖先通常都是虚无主义者。现在它把这个虚无主义拿来逆向运用，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撒旦为王，试图把解构说成建构，把建构说成解构，以共产党为中心，违反共产党创造世界的一切解释都是虚无主义。

我们要注意，同样的，违反上帝创造的各种解释，有很多表面上看来跟上帝没有关系。比如说，在女人的问题上，你觉得这只是成功男人好色的某某事情，只是纯粹世俗的东西，但它背后肯定涉及到你是否尊重婚姻的神圣性，而婚姻的神圣性是一个上帝契约的问题，所以归根到最后是一个是不是承认两希正典的基本问题。同样，共产党设计的所有问题，有些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或者企业知识产权的问题，好像都是纯粹技术上的，但是追溯到最后也是承不承认共产党作为假上帝的这个基本地位。共产党的整个体系，无论是关于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的，追溯到最后就是你必须得承认共产党是上帝。如果共产党不是上帝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是撒旦的门徒和恐怖组织，没有中间道路的。共产党不是自由党、民主党或者其他什么纯粹世俗的党派。这些世俗的党派只在浅层次活动，为具体的利益和社会关系而活动。它不干涉原有社会的意义体系本身，而是默认这些体系的存在。但是共产党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存在不下去的，它必须颠覆意义体系的最深层，实现无神论的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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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经存在的历史经验以及“若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最简单直接的答案就是，上帝是存在的。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正统的话，这就是正统。也就是宗教自身提供的解释——这是一个启示的真理，所以它本身就是超越世界的正确性，它裁断世界而不为世界所裁断，所以它当然会胜出，因为这是「神意秩序」的一部分，是神所安排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现代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我们现在当作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与其说是真正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不如说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发展以后，产生出来的剩余资产；而我们拿着这些剩余资产实际上是发挥了，腐蚀和破坏原有这个产生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这个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如果抽去了它的价值内核和组织内核的话，我们现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会存在。³⁵

冬冬：阿姨说过很多次，他11年还在四川的时候就意识到，很多事情都只能用神来解释，又或说凡是涉及世界根本、生命意义的事大多都只能在接上神的介入之后才能完全解释的清，所以他老那时就有去参加教会的活动，过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次他也直白无误的说，现在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他的预估，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喜欢炫耀，喜欢证明自己比其他所有人都知道的多一个人，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无名恩引，他自己可能早已不知毁灭在哪个旮旯里。

从我自己而言，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我可能不会对基督教如此重视，我后来又听好多人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感谢阿姨的一件事是，因为阿姨的缘故，我现在信了主，真的，我感觉这一点比姨学其他所有的知识带给我的都更加重要。” 可以说，我自己的信教则更是阿姨手把手的带着我信了。有一次我问阿姨，”我现在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死而复活，但说实话，我打心里还是本能性不太能接受。”

“理性更多只适合解释有限的已知的局部的东西，显然世界上永远更多的还是未知的东西，而所有的这些未知的东西也并不是乱七八糟的拼在一起，是有秩序的存在或者说很多有机的联系，这恐怕就只能用神来解释。神是远高于人的高阶存在，神看我们就像我们看狗，狗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人的智慧，但它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某种高阶体系的存在，而显然人类并不是最高阶的存在。所谓秩序来自彼岸，此岸世界只是彼岸世界的一个投影，我如果说对着你的影子画你，无论我把影子画的多么真实详细，但还是会损失掉90%以上的有效信息。虽然信主不能靠理性，而是靠恩典，恩典其实无处不在，只是人总是拒绝神的进入。”

有太多感谢称赞的话想对阿姨说，但一切的感谢称赞到最后也还是会归结到感谢主的恩引，如果不是有主的恩引，我们也很难想到还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如此的信心、智慧、权柄会同时临于一人。所以我自己则更是要更加的感谢祝福阿姨，阿姨他不但带我归信，竟然也让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受洗，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完全见于言语，我完全清楚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引，感谢主！哈利路亚！阿门。（2016年4月4日）³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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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气

“人类不是为了安逸而来到世界。世界可能是赎罪的监狱，可能是甄别的考验，但肯定不是养老的乐园。求战者安，求安者亡。国民党为一碗红豆汤卖掉了继承权，辜负了为她尽节死义的孤臣孽子，换来了红颜未老恩先断的暮年。世界上还有谁能比统战专家更残酷、势利、凉薄呢？上帝创造莎士比亚，大概就是为了让他通过沃尔西红衣主教之口告诉我们：如果我老用侍候君侯的一片苦心侍奉上帝，何至于在垂暮之年落入敌人之手。没有人能逃避自己给自己下达的判决，牺牲者仍然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牺牲。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³⁷”

其实这应该才是姨学的真正底色，他老所有思想都是建立在一个无比坚硬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财富是自由的泡沫，自由是勇气的泡沫，勇气是信仰的泡沫。³⁸

如果你足够勇敢，那么你要么获得成功，要么就宁折不弯地早早就死了。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你有利的，要么你取得了怯懦的人取得不了的成功，要么你在斗争的过程中死去了，用不着受凡庸之众不得不忍受的各种窝囊气。懦弱的人必然会从一个屈辱开始走向更大的屈辱，最后跟自己的环境同化，变成一条咸鱼。这样的生活在另一种人看来是不值得过的。他们要么战胜了这种生活，升到更高的层次去，也就是说下等人没有办法再骚扰他们，要么干脆就一死了之了。

能赢就要置生死于度外，这是上策。必败就要争取早死，才是中策。晚死的菜人羡慕早死的菜人，终归是下等人必然德匹下的下策。阶级是德性的路径积分，随时随地都在分流。

莎士比亚他老人家早就用英格兰式的健全常识点明过这个真理：

“Cowards die many times before their deaths;
The valiant never taste of death but once.
Of all the wonders that I yet have heard,
It seems to me most strange that men should fear;
Seeing that death, a necessary end,
Will come when it will come.”

懦夫在死之前要死很多次；勇士只会死一次。在我所听过的所有奇迹中，最奇怪的是人们会感到恐惧；因为死亡，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束，会在它该来的时候到来。

勇敢是最大美德。勇敢就诚实，诚实就公正，之后一切美德。软弱就会虚伪，虚伪就会狡诈，带来一切邪恶。逃避者必然失败，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说假话是软弱的象征。出于软弱而欺骗，不断的说谎，只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谎言不断牵着走。人一定要有承担责任的担当，不要怪别人。如果你被人害的怎么惨，那就应该反思自己怎么会在能被人害的地方？

我自己的江湖地位不断上升，是违反我原先计划的，除了一向不肯配合撒谎以外，简直找不出其他原因。谎言不仅是软弱的标志，而且还会使人变得软弱。这个结论，对我来说是经验性的总结。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自己是想不出来的。⁴⁰

以及阿姨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祖父学：

你的命运受自己努力的影响很小，受你祖父一辈的选择极大；同样的，你现在的决定就是你子孙未来的命运，当然，如果你是无产阶级出身，你的本能便是吃子孙饭。

你现在的处境大多数都是你的家系过去的选择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不是你本人的责任；但你得相信个人唯一能改变未来的途径就是勇敢的抉择，你对自己的选择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仲敬访谈Q&A第三集》

如果你真要较真算智力的话，新几内亚人或者说是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的智力恐怕比现在的美国人还要高一些。那么美国人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当然是，美国是传统的继承人。就像是，你本人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你爷爷如果是李嘉诚的话，那你就比一个自己很聪明但是爷爷什么也不是的人过得更好。你继承了很多东西，你作为历史线索的终端，所以你继承了很多遗产。

美国等于就是两希文明的继承者，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继承者，而希伯来文明又是上古时代肥沃新月地带、巴比伦和其他古文明的继承者。这样就等于是，世界文明的轴心，在肥沃新月地带（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启的古文明，是通过希腊人和希伯来人传递到欧洲人手里面，又通过欧洲人传递到美国人手里面，它代表的始终是文明的正宗。按照我的那个波浪形中心和外围的理论来看的话，它就比更外围的伊朗人、印度人、东亚人、非洲人、美洲人、澳大利亚人和塔斯马尼亚人更称得上是嫡子。它就是宗法制度中的嫡长子，嫡长子继承了直系祖先的最大一份遗产，而其他的庶子或表兄弟、远房表兄弟、更远的表兄弟依次继承了更加边缘和更少的遗产。这个是最根本性的东西。

假如世界是一个大银行的话，这个银行里面99%的钱是你的几千万年几万年来的祖先存下来的东西。你自己即使有冲天的本领，你可以比你的爷爷和爸爸加起来还NB，但是你不大可能比你的爸爸直到你五万年前的祖先加起来还要NB。你一个人顶他们五个或者五十个，这是可以做到的；你要是一下子超过五万个祖先，那就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结果，你自己有能耐和没能耐，跟你继承下来的遗产的丰厚程度相比起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值。这个是所谓的保守主义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说，你个人的东西其实跟传统比起来的话是微不足道的。

所谓略去历史传统、家系继承这些所谓不公正的因素，只谈个人对个人，这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第一是不可行的，第二，这个才是真正不公正的，因为人类文明的绝大部分都在这一部分，你把它删掉了，本质上是反文明的，等于要求历史从现在重新开始，那么你立刻就会沦落到比野人强不了太多的状态。切斯特顿有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传统主义者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因为真正的民主是死人和活人一起投票，而死人的数量大到超过活人。活人自以为独立思考做出的结论，其实在他没有意识到的各个层面实际上是被无数代的死人所支配的，号称反对传统的人和号称维护传统的人在这一点上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历史积分或者路径积分的真实意义。

「传统的积累相对于个人的才能，两者差距是压倒性的。」这正是保守主义的真义：死人与活人一起对未来投票才是真正的公正。

历史不存在随机性，历史是混沌系统，即使表面随机，事后看来都有其草蛇灰线的必然性。历史的势能，就像路径积分，当事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选择的空间，祖父决定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决定孙辈的选择。

正如「马行在夹道内，我无法回马。」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没有人能替自己的祖父做出选择，死人比活人话语权大。

这就是一个祖父学的选择。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后代就会朝那个方向发展，并超出你的意料，他们的成就离不开你今天的微小举动和所信仰的信念。

文明是延续的，祖父的功绩会福泽子孙，罪孽也会祸及子孙。你不爱你的后代，当然是子孙饭吃到饱，你感受不到祖辈的爱，祖辈留下来的路径积分自然是大笔挥霍。

奋进的下等人如果想要变成上等人，在转变之路上少不了亲手杀死过去的自己一次、甚至多次的（“如果你保持你原有阶级的习惯，进入另一个阶级以后你会感到身在监狱之中，时刻都想逃离”），而且必须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阶级归根结底是德性的外在投影，世界其实是非常公平的地方，不公平的表象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用适当的时间线匹配适当的因果性。

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时。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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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学最有用的内容，也许不是那些历史观，而是姨所讲的行为模式，即贵族式的道德准则：

谦恭，正直，怜悯，英勇，公正，牺牲，荣誉，灵魂。 强敌当前，不畏不惧，果敢忠义，无愧上帝，忠耿正直，宁死不屈，保护弱者，无违天理。

《刘仲敬访谈Q&A第七集》

选择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你只要往省力的方向去走的话，你以后不可避免地就会往下走。实际上所有能够让你和你的后裔往上走的方式都是费力的，尤其是危险的，危险比费力更重要。归根结底，阶级地位是路径积分的结果，是你祖先路径积分和你自己的努力的路径积分的结果。而路径积分的主要标志就是你承担风险的能力，上等人就是承担风险的能力高于一般的人。如果你坚持每个星期都要领到工资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临时工；如果你坚持每个月都要领到工资的话，那你是一个有工会保障的长工；如果你愿意破产跳楼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你愿意死在战场上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贵族。基本的阶级结构都是这样产生的。只要选择了风险比较少的道路，在无形的世界银行或者世界法庭当中，你的阶级地位就低了一级。如果暂时还没有显示出来的话，那是因为你祖先的遗德和你自己过去的积累还足够挥霍。你每一次逃避和后退，你都是要么消费祖先的遗德，要么把你的子孙给预支了。

你在社会上的起点是你祖先积德或者缺德的结果，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你有一点是可以选择的，就是说，你对世界的认知结构决定你以后的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某一种认知结构，它可以以民主主义的形式出现，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以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以任何政治名义出现，但是它的实质是一样的：它的实质是叫你抱怨，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撒旦诱惑。对处境不同的各个人，它的诱惑内容是不同的。你需要有另外一种选择，这种选择需要另外一种近乎基督教原罪论的世俗版的道德观，就是说，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错。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情况下，对全世界或者你周围的环境有多少不满，全都是你自己的错。如果你输了，不是你的敌人的错，而是你居然会把自己放在很容易被敌人所伤害的位置上。你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世界，世界立刻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你只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世界，那么你根据这种理解框架所做出的所有事情必然会对你以后和你的继承人有益。

你只要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你就一定走下坡路。如果这个“别人”连一个具体的人都没有，是一个抽象的社会，那就尤其糟糕了。这种事情也是分歧视链的。如果“别人”是一个具体的国民党人，比如说他就是姓蒋名介石，事情还稍微好一点。如果“别人”指的是一个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更加模糊的“国际社会”或者说“全人类自古以来都是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就完蛋了，你会以人类最快的速度一直噗通噗通地跌到社会最底层的。

民主是什么意思呢？在很多情况下，所谓民主就是「我们都是loser」的意思。这个意思不是好意思，跟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一样。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那就说明你是一个loser。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民主的人，那就说明你没有掌权，而且似乎不大有掌权的希望，你和你的支持者往往是缺乏统治者的德性。这样的人即使是在机缘凑巧的时候短期掌权，也会因为德性不足而利用不了机会，很容易被赶下来。有德性的统治者往往是出自于前封建领主。像波兰所谓的天主教反动派，其实就是旧时的波兰地主的后裔。他们知道统治者应该做什么。统治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清敌友，第二就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你要明白，做统治者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错了都是你自己的错。做民主人士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错了都是社会或国家的错。所以，今天做民主人士的意义跟十九世纪做社会主义者的意义是差不多的，它们都给你提供了一条德匹下的道路，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什么都是社会的错。你只要抱有这种观念，你就会顺着loser的道路一路走下去。能变成winner的人，总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错。

我的理论跟别人的理论不一样，不是根据谁谁谁的理论直接拷贝复制下来和推理出来的。我虽然很了解西方那一套的各种政治理论，但是我都是像实验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那样，拿到我周围的现实中去稍微实验了一下或者至少是模拟实验了一下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筛选以后才加以运用的。所以经过N多次试错和排除，经过各种追索，然后我才一步一步地把非常具体的文化、政治、乃至于种族血统的每一个集团的来源都考证出来，然后再对照我自己的家族和我身边的人的家族。历史必须进入微观才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越是宏观的东西就越有可能是假的。如果你的历史理论用在你自己本人的家族史当中都是可以使用的，那才可以是真的。

最后我就得出了这一套理论，然后我精确地按照这一套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造成了现在的我。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我等于就是一个现成的相当于是实验动物或者实验切片的那种东西。假如我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做的事情就会成功。我之所以现在极其相信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我这套理论大概在2003年左右有一个初步的规模，以后逐步地丰满起来，以后的话，我按照这套理论指导做出来的事情，结果按照世俗意义上来讲是有利于我的。

在现在的各种选择当中，按照我以前的假定来说，要选择风险最高的那条可能的路，而不要选择风险最低的那条路，越是怕事就越是多事。当然，每一步都是有风险的，其实每一步都是有可能被做掉的，而没有被做掉的话，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就是，因为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支配的，你可以说这是上帝要用我，所以排除了基于偶然和几率而会发生的各种情况。那么你也可以假定，假如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话，那么上帝还会继续保佑我；而我如果逃避了的话，无论我自己以为多么安全，上帝要整你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就像上帝可以派鲸鱼去吃掉约拿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纯粹的神棍理论，但是这种神棍理论其实是有世俗版和科学版的。你可以用更加复杂的科学语言来描绘这种理论，就是说，你面临着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的危险的时候，你要尽可能把危险放在自己的前方。如果危险放在你自己能够看见的地方而不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处理起来反而会成本更低，成本更低就是效益更高。所以，按照历史经验而不是按照任何神棍的理论，就迄今为止欧洲和全世界的历史经验来说的话，越勇敢的人越安全。

事情走到这一步，那么下一步就是，根据这一套理论，其实你是可以预见未来的。现在我等于是处在这个做实验的中途。当然，每个人的生态位都不一样，就相当于是实验室的物质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原理我已经探出来了。使你自己的后代阶级地位上升的不二法门就像是能量守恒定律或者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简单：你必须在你可以做出选择的每一个关口选择风险更大的那一条路。选择了这条路，以后你的阶级地位就不断上升了。这条路相对于你现在的身体习惯和生活习惯，一定是相当痛苦的。平路和下坡路就是舒适的，如果你感到自己舒适，那你就是在走平路和下坡路。痛苦不一定是走上坡路，但是上坡路一定包含一定程度的痛苦。

如何在对未知事物的恐惧的情况下做出决断？很简单，把危险放在你的正面，不要放在你的后面。如果不确定危险在哪一边，就把未知危险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放在你的正面，而不要放在你的后面。如果你的神经不够坚强、不足以面对危险所需要的压力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你是属于那种被捕食者的类型，根本就不应该把自己放到未知的环境当中去。处理未知环境是高阶级和领导者阶级的特权与特殊责任；历史上所有主权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直觉，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不能面对未知，只能在已知的轨道上听人指挥，是被统治者和下层阶级的特征。这样的话，你就把你自己天生属于什么阶级给鉴定出来了。

任何决断都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最佳的决断要求你从现在这条船上跳出去的时候，你是需要勇气的。任何时代的上等人，要么自己就是最有勇气的人，要么他的祖先是最有勇气的人，毫无例外。只要丧失了勇气，无论中间有多少花巧，有多少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手段，都无法改变你渐渐会下沉、最后被世界吞没的命运。

表面上的不公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公正。大自然的选择，文明通过灭绝实现的选择，很少有真正不公的。如果你真的是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的话，要么你是像孔子说的那样，“天命就在我身上，那些强盗能把我怎么样”，你真的就死不了；要么就是，你到了的时候，你的死亡就一定是一个重要历史进程所必需的那一个油门，像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那样，是文明的某一个阶段所必需的东西。所以，问题分析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简单了，其实你根本不用算计什么，世界的内在是公正的。你所遭受的一切、你看到的一切和你即将遭受和即将看到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帝冥冥之中的隐秘法则。你只要做了正确的事情，不可能得不到保佑；做了错误的事情，也不可能得不到惩罚。你不用去操心这些事情了，只管做下去就行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能做的事情，就要尽快去做。切忌不要因为各种机关算尽的算计，放弃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当大多数精英文人在兜售自己的学识，见识和如何成功的时候，阿姨已经用自身的选择和勇气告诉我们：哪些远古的德性远比知识来得重要。正如他老人家自己所说：我学历史，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

“我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学不学历史都是次要的。在拯救自己的命运已经成功的情况下，我就要稍稍发挥一下我的虚荣心，向大家证明，其实，真正的历史，不是雕虫小技所想像的那样，有比这些更重大的，更符合历史原本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人全都忘光了，而且还觉得是非常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