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ur of Decision:Germany and World Historical Evolution

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德)斯宾格勒(Spengler.0.)著;郫子林等译.一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格致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The Hour of Decision:Germany and World Historical Evolution
ISBN 978-7-5432-1635-8

目录：
中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政治视野
 第二章世界大战与世界强国
 第三章白人的世界革命
 注释Ⅰ
第四章有色人种的世界革命
 注释Ⅱ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注释Ⅲ

中译者序

在《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他首先对德国的革命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期革命相比较，然后分别对社会主义的类型、普鲁士主义的内涵与本质、马克思和共产国际等进行论述与考量，层层相扣，逻辑严谨，论述深入。纵观全文，他认为，社会主义有西班牙式的、英国式的和普鲁士式的三种。马克思虽然出生于德国，却成为英国式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英国的社会主义与普鲁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种极端形式，维京人的后裔和骑士的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与血气，在经济思想和关于自由的概念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德国的革命不过是这两种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与普鲁士人血气相合的普鲁士主义注定要在这场斗争中胜出，虽然当时的德国政权因二者之间的斗争而由议会民主派掌握。在他看来，魏玛共和国所体现的那种英国式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有于普鲁士精神中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注定不会长久维持。依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文化生命的阐释，欧洲文化已经进入了文化发展的晚期或最高阶段，也就是到了专制主义或恺撒主义时代。普鲁士主义所蕴含的建立独裁者进行专制统治的团体社会的要求，恰恰与这种文化晚期的恺撒主义形成对应。因此，斯宾格勒的政治取向就跃然于纸上。斯宾格勒也就变成了一个呼唤专制统治的到来以结束无政府的社会状态、复兴民族国家的保守主义者。
他在书中延续《西方的没落》中的那种悲观主义论调，在运用文化命运的观相术进行一番“透视”后作出又一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预言。他指出，由于欧洲白人国家中劳工力量的膨胀，整个社会不得不人为地向工人支付“政治工资”，这促使资本家将工厂迁往欧洲以外的地区，以靠近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白人的世界战争”。有色人种世界，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它们不从白人殖民者那里学习先进工业技术，而且对白人世界中爆发的革命所具有，的力量心领神会，更在世界大战中看到欧洲世界的软弱。包括东方的俄国、日本在内有色人种国家正在发动对抗欧洲的种族间的“世界战争”。因此，白人世界陷入了内部阶级战争与外部民族战争的双重危机之中。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旦这种危机同时爆发，西方文明行即覆灭。如果说“白人的世界革命”是众人皆知的现实危险的话，“有色人种的世界革命”则充分地体现了斯宾格勒的洞察力。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到来之前，东西方主要民族国家之间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他对战争中崛起的，美国的判断也体现了自己对这个前英格兰殖民地的无知。

序言

我们迟早会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再度成为历史的主体（ subjects），而不仅仅做历史的客体（objects）。我们生活的年代是令人惊叹的，因此也是充满了恐怖的，是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的。伟大和幸福不可兼得，我们别无选择。今天，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幸福，但很多人能够通过锻炼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已生命中的伟大或渺小。至于那些只想过舒适日子的人，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
行动中的人经常受到自己视野的限制。他为自己并不了解的真正目标所驱使。如果他能够看清这一目标，他便很有可能去抵制它，因为命运的逻辑从不考虑人的意愿。但通常的情况是，他因迷失于周围和内心事物的假象而误入歧途。（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伟大任务是理解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并通过这种理解去正视、阐释和描绘未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但未来终将到来。如果没有创造性的、预测性的、警示性的和引导性的批判，那么像当前这样如此自觉的时代是不可能被人们所理解的。
我既不会责骂，也不会夸赞。我不会对那些即将形成的事物做任何评估。只有当一个事件变成了遥远的过去，真实的评价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事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好的或坏的最终结果也早就变成事实了。在上世纪结束之前，没有任何人真正地理解拿破仑（Napoleon)，甚至至今我们还未能形成对俾斯麦的最终看法。唯独事实是永恒的，而判断却是摇摆不定和变化无常的。总而言之，一个伟大事件无需同时代的评价。当伟大事件的同时代人都已不复存在时，历史本身将会对伟大事件做出判断。
本书是在同一主题下所做的研究的第一部分。我在书中坚持以往的风格。也就是说，我没有为未来提供充满希望的图景，更不会一一像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盛行的那样一-提出实现未来图景的计划，而是勾勒一幅关于现在和未来事态的清晰图画。我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我不仅看到了极大的可能性，也预见了巨大的危险以及这些危险的根源和可能的避免方法。如果其他人没有勇气去预见并讲出他所预见到的一切，我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反复地证明了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将会发生，所以我有权利去批评。一系列决定性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没有任何既定事实会被消除，因此我们都不得不走向特殊的道路，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对这条道路的拒绝将是短视和懦弱的表现。个人不愿意做的，历史将代为完成。
但是，对这条道路表示赞同便预示着理解了这一点，而本书正是旨在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我们都不得不走向特殊的道路，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危险总是存在。每个采取行动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危险就是生命本身。但那些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他们自已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人，一定会遭遇这些可预见的危险，而预见这些危险可能需要最大的勇气。
德国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这不仅因为德国在亚洲（这里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大陆)边界上的地理位置，还因为德国人仍然很年轻，足可以去经历、处理并从本质上解决世界历史问题，而其他民族已经变得老化而顽固，只能进行防御。但像在其他事务中一样，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进攻才能够为胜利提供更大的承诺。

第一章政治视野

我们生活在重要时代。目前刚刚到来的历史时代拥有巨大活力，这使得这个时代不仅在西欧浮士德似的文明中最重要，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它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比恺撒和拿破仑时代更伟大，也更可怕。这个重大命运汹涌而至，致使茫然的人类头晕目眩、激动不已，然后又将其毁掉。
除此以外，还有对现实的普遍恐惧。我们这些“面色苍白者”全都怀有这种恐惧，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恐惧，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这是高级文明社会里“现代”人的精神缺陷，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与农民和土地隔绝，因此也就不能自然地体验命运、时代和死亡。现代人已经变得太清醒了，太习惯于对超越过去与未来的永恒思考，而且不能承受自己所看到的和被迫看到的事物：世事无常，机遇无情，而真正的历史正冷酷地穿越几个世纪，走进拥有私人生活碎片的个体命中注定的出生地。那就是他希望遗忘、拒绝或争辩的事情。他逃避历史而走向孤独，进人虚幻而漫无边际的思想体系，道人一种或另一种宗教信仰，或者实施自杀。现代人就像奇异的驼鸟，一头扎进希望、理想和怯懦的乐观主义之中：事实如此，但事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此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在深夜的树林里歌唱，因为我们恐惧。类似地，城市里的懦夫向世界大肆宣扬其装腔作势的乐观主义，这也是因为恐惧。现实已无法再承受这样的事实。未来的希望图景以事实为代价建立起来，尽管命运从未注意过人类的幻想：从儿童的游乐园，到成人的世界以及平和劳动者的天堂。
我们仍然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理性主义始于18世纪，而此刻正迅速地走向自己的尽头。“我们都是理性主义的创造物，无论我们是否知道或希望如此。人们十分熟悉这个词汇，但谁知道理性主义所蕴涵的深义？理性主义就是傲慢自大的城市心智，而这种城市心智已经远离了理性主义的根基而不再受强烈本能的指引，对过去的正统思想和古代农民的智慧投以轻蔑的目光。这是每个人都能读写的年代，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各抒己见且始终“通情达理”。这类城市心智被一些概念—新的时代之神一一所迷惑，它把自己的智慧运用于世界，就像它已经理解了这个世界一样。“这个时代糟糕透了”，城市心智说，“我们可以让世界更美好；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制订计划吧！”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而且他们一定感到这个世界会马上自动地实现这个计划。城市心智被加上一个“人类进步”的标签，于是它便有了一个名字，就是这样。那些怀疑城市心智的都是目光短浅的反动分子、异端，更糟糕的是，他们缺少民主精神：消灭他们！这样，对现实的恐惧被书生气的骄傲自大和源自于对生命中的一切的无知、精神贫穷、缺少敬畏和与世界格格不人的愚昧所克服-—实在没有比这无所寄托的城市心智更愚蠢的了。城市心智在英国的办公室与俱乐部中曾经被称为常识；在法国的沙龙里；它被称作才智（esprit）；在德国哲学家的研究中，它是纯粹理性。有教养的市偿（cultural philistine）的浅薄乐观不再惧怕基本的历史事实，并开始轻视历史事实。每个“聪明人”都设法将这些事实吸收到自己的计划（经验不起作用）中来，以使历史事实在概念上比在实践上更完整，让事实任由其思想的支配，因为他没有直接经历这些历史事实，只是感受到了这些历史事实。这种教条主义者因为缺乏经验，说得更准确些是缺少获得经验的能力，便紧紧抓住理论不放。他在众多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以及乌托邦的方案中获得了文字表述（literary expression），在对组织的痴迷中发现了实践表述（practical expression），组织本身变成了一个目标，产生了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要么因自己的空洞而毁灭，要么去破坏现存的秩序。理性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批判，而批评家则是创造者的反对者：他深人地分析，又重新组合；构思与创造都与他无关。故而，批评家的著作矫揉造作、毫无生气，一接触现实生活便失去活力。所有这些系统与组织都是纸上谈兵：它们只存在于批评家的笔下，并井有条却荒诞不经。在卢梭（ Rousseau）和康德（Kant）的时代，随着哲学思想沉迷于一般性问题，这种理性主义过程就已经开始了；19 世纪，理性主义通过科学、物理、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传播到科学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唯物史观的著作；20 世纪，理性主义在论述问题的小说和阐述政党纲领的文学作品中蔓延。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理性主义的一部分。下面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康德与伏尔泰（ V oltaire）和霍尔巴赫（ Holbach) の，诺瓦利斯（ Novalis) ② 与蒲鲁东（ Proudhon），自由之战（ Wars of Liberation) 的空想家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与唯心主义史观一样，其意义与目标要么是“进步”、技术、“自由”“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要么是艺术、诗歌和思想的繁荣。二者都不能认识到，在历史中，命运依赖于完全不同的更强大的力量。人类历史是战争的历史。没有凡个健在的天才历史学家会受到人们的追捧，而当俾斯麦在政客中间受到欢迎时，这种追捧对俾斯麦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由于缺乏现实感，浪漫主义也像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样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妄自尊大。事实上，它们之间息息相关，很难发现这些二分的思想取向在政治或社会方面的明确界限。每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浪漫主义者。3虽然他可能会嘲笑别人头脑的冷酷、肤浅与教条，但他自己却一向如此，一样骄傲自大。浪漫主义没有表现出雄健的本能，相反，它显示出了一种弱不禁风、自恨自弃的智慧。这些浪漫主义者都很幼稚；这些人太长的时期（或者永远）处于幼稚状态，没有自我批判的力量，但从对自己个性之弱点的模糊认识中产生了终生的压制；改良社会这种病态的观念激励着他们，而这对他们过于阳刚、健康和严肃。要改变这种局面，不能用刀子和俄式左轮手枪一但愿不要这样！一—而是要用高尚的对话和诗学的理论。如果他们缺少创造力，也缺少能说服他们自已拥有这种创造力的艺术天赋，那么他们真是太不幸了。在他们的艺术中，他们是阴柔而软弱的，无法将一本伟大的小说或一部伟大的悲剧置于膝头，更不必说一本纯粹的哲学著作了。他们的舞台到处是柔弱的由园诗、苍白的剧情和残缺的思想，他们无不表现出对世界的无知和敌意，所有这些都荒谬绝伦。身着“德国老式”外套和手拿烟斗的不朽“青年”（Junglinge)也是如此—甚至包括雅恩（Jahn) 和阿尔恩特（Armdt）。斯坦因（Stein) W不能控制自己对古代法十足的浪漫主义情结，这使他可以利用自己广泛的实践经验成功地撰写外交方面的著作。哦，他们是英雄、贵族，随时准备着殉难；但是他们在德国人本性这一问题上谈论得太多，而在铁路和关税同盟方面谈论得太少，因而变成了德国通向真正的未来的道路上的障碍。他们有没有听说过伟大的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Friedrich List) ② 的名字？他在 1846 年自杀，因为没有人理解、支持他那富有远见而现代的政治自标，即建立一个经济强大的德国。但是，他们都知道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图斯内尔达( Thusnelda) ③
这些同样永恒的“青年”现在又一次回到我们身边。他们稚气十足，缺少最起码的经验，甚至缺乏真正想获得经验的愿望，却对政治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他们因身上的制服和徽章而激动不已，又沉迷于某些学说。他们之中有感伤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浪漫主义，有政治浪漫主义一一把选举人数和痴迷于群众集会时的演说作为功绩，还有经济浪漫主义一—-源于关于病态头脑的黄金理论，所谓的病态头脑是指对现代经济学的内部形式一无所知。他们只能在大众中感受，而他们通过增加人数来减弱他们的缺陷所带来的乏味感。他们将这种方式称为超越个人主义。
像所有的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一样，这些青年如同街头小调那样伤感。甚至社会契约和人权都是感性时代（ Age of Sensibility）的产物。相反，伯克（ Burke) 很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认为，法国人应该像英国人一样要求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追求普遍的人权，他是正确的。这才是讲求实际的政治思想，而非那种带着无原则的情感因素的理性主义原则。因为这种致命的感伤情贯穿于两个世纪中的各个理论流派一—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以及所有的著作、演说与革命。这种感伤源于精神上的无秩序，源于人性的弱点，源于缺少一种古老而坚定的传统所赋予的训练。这种感伤属于“资产阶级”或“平民”，而这两个词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理性主义从地下室的窗口、街头、作家的咖啡馆、全国性的集会中观察人类的事物、历史和政治命运，即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更高、更远的地方看这些事物。理性主义憎恨每一种伟大和所有高高在上、支配一切的统治；对它而言，这只意味着要摧毁所有文明的成就，推翻国家、社会，普通人却不能充分理解理性主义那可怜的感情主义（emotionalism）。这就是现在“大众”或“人民”之名的所有意思，因为“人民”在任何理性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口中都不意味着是发育良好的民族，不是在历史发展中被命运所改变与评判的民族，而是从“无产阶级”到“人类”的一群自我感觉互相平等的、迟钝而又无组织的群众。
无所寄托的城市理性的支配地位就要结束了。怀疑主义作为他们最后一种理解事物的方法而出现一一从根本上质疑理论反思的意义与价值，怀疑通过批评和抽象的方式得出结论的能力，或通过任何实践的方法认识事物的可能；怀疑主义的形式是宏大的历史的和相术式的（physiognomic）体验、公正地看待事实，有真知灼见的人教导人们事实为何物和不应为何物；历史学思想中的怀疑主义便教导说，在其他时期批判是方能的，而这些时期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印象；尊重世界上正发生的事实的怀疑主义，始终能描绘但从不能阐明内在秘密，只能通过强大的种族才能掌握这些秘密，而强大的种族自身就是历史事实，而不是通过伤感的计划和体系掌握这些秘密。对始于本世纪的历史事实的刻板认识，无法忍受这种柔弱而无拘无束的天性。他们对缔造了他们并称他们为悲观主义者的人深恶痛绝。但这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是对所有熟悉人类的伟大人物的轻视，这与谦卑而厌倦、恐惧生命而不忍直面事实的人们怯儒的悲观主义绝然不同。他们希望过和平与幸福的生活，没有危险，充满舒适。这种生活乏味而陈腐，除了沉迷于幻想之外，无任何作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建立在这一历史现实之上。
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我们全都处在一种误读它的危险之中。美国内战（1861-1865 年）、普法战争（1870一1871 年）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白种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如此难以置信地平静、安全、和平而惬意，这可能是数个世纪以来不曾遇到过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乃至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这一时期的人，都总是乐于将其视为正常现象，而将癫狂的现在看作是对事物本来状态的扰动，并期待所有这一切很快“再次好转”。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也将永不会再看到那种情况了。我们没有认识到什么导致了这种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形势。事实是，常备军和扩充军队使得战争如此不可预料，以至于没有政治家敢于再次挑起一场战争；另一个事实是，经济技术发展所处的那种狂热状态，因其所依赖的条件的快速消失而注定迅速结束；最后，结果性事实是，时代中悬而未决的严重问题越来越被如此成功地推向未来，成为加在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肩上的神秘义务，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不再相信问题的真实性，虽然他们正在坚持用经济的稳定增长来编织未来。
如果很少有人能在经历了一场长期的战争之后却没有发生灵魂的退化，那么就没有人会经得起-段长期的和平。 1870 年到 1914 年间的这段和平时期，使所有白种人变得自鸣得意、贪得无厌、缺乏理解且难以承受不幸。我们看到了今天每个煽动性政治家的纲领中的乌托邦观念和挑战；纲领是对时代、政府、政党，事实上也是对“每个人”的挑战的结果；纲领完全无视可能性或责任的限制，要么去做，要么放弃。
在人们的兴奋不断增长的时期内，长期和平是一份可怕的遗产。今天，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一个政党，甚至几乎没有一个政治思想家，会有一个足够安全的位置讲实话。他们都在说谎，他们都参加令人愉悦的合唱，无知的民众想使自己的未来像过去的时光一样美好，而且只能更美好 ———尽管政治家和经济领袖们至少应该觉察到那些令人震惊的现实。看看我们今天的领袖们吧！仅凭房地产投机商在证券交易所中操纵的股票交易，他们便儒弱而伪善地每月乐观地宣布着“上涨的周期”和“繁荣”：自从一百多人获得了工作那一刻起，失业便消失了；只要国联 ——一群日内瓦湖（ Lake of Geneva) 畔养尊处优的度假者——-一达成任何形式的议案，“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就成功地达到高潮。在每次会议上，在每个文件中，人们一谈到“危机”一词，就想到了以前和平时期的种种混乱。因此，我们是在欺骗自己，是对那些不可预料的大灾难的视而不见。在历史出现重大转折时，大灾难将不可避免。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强大的时代。西方文明已经或将要知晓的更是自已最伟大的时代。这个最伟大的时代是从坎尼（Cannae）战役到亚克兴（Actium）之战之间的古典时代，是因为汉尼拔（Hannibal）、大西庇阿（Stipio）以及格拉古（Granchus）、马略（Marius）、苏拉（Sulla）和恺撒（Caesar）等人的名字而光辉灿烂的时代。4世界大战不过是那片宿命的乌云在本世纪里响起的第一声霹雳。今天，就像罗马帝国建立之时那样，世界格局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丝毫不顾及“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意愿，或者说丝毫不顾及每次这样的抉择所需要的受害者数量。但谁理解这一点？谁在直面这一点？我们之中有没有人认为自己会幸运地看到这一点？时代越强大，其中的人民就越渺小。无论是舞台上的悲剧，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人们都无法承受。人们如此地痛苦和厌倦，以至于渴望着平淡小说那种皆大欢喜的结局。现在，曾将人们推到这些时代中的命运要扼住他们的咽喉，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命运都一如既往地处置他们。20 世纪儒夫的安全走到了终点。危险的生活，真实的历史生活再次走进现实。一切都已开始松动，现在人们只是在计算谁能承担其中的风险，谁有预见并接受这些风险的勇气。这个时代正在来临—不，它已经降临——心慈手软和心灰意冷之人再也没有容身之所。在成熟文化（ripe culture）的桔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潜伏在暗中的原始野蛮状态被再次唤醒，因为文化已经谢幕，文明（civilization)开始登场：以自己力量为荣的好战式健康，视皓首穷经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时代，而未遭受破坏的种族本能渴望与书本上的理想所不同的生活。西欧的农民仍然富有这种精神，美国的牧场和亚洲北部大平原上的农民们也富有这种精神，那里也是世界征服者的诞生之地。
如果这是“悲观主义”，那么，感受到悲观主义的人必定是那种需要用虔诚的谎言或理想和乌托邦的面具来从现实景象中保护与解脱自己的人。这无疑是这个世纪大多数白人寻求的避难所一一但还要出现第二次吗？他们在民族大迁移（ Great Migration）时代和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先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先人蔑视这样的懦弱姿态。现在，这些对悲观主义的膜拜正与我们如影随形。西方很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宗教一一一没有人能够说明它是否披上基督教的外衣，但不管怎么说，在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理性主义之后出现的宗教“复兴”，非常有可能导致一种新宗教的诞生。疲倦、儒弱而老态龙钟的人们在新宗教时代寻求庇护之所，新宗教那不可思议的教条和习俗比基督教会更能使他们安然入睡。“我信，因为荒谬”（ credo quia absurdum）的格言 ① 再次成为至上信条。但世界苦难的深重—一一种如同苦难笼罩下的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情感，对荒谬的历史和残酷的生活的抱怨一一并非源于事物自身，而是源于人们对事物的病态反映。这种病态反映是对人类自身灵魂的价值和力量判断的废弃。对世界的真知灼见，无需浸满泪水。
有一种日耳曼式的世界感（ world-feeling），从英国远达日本，恰恰因为担负起了人类的命运而欢欣鼓舞。这种世界感为了征服命运而去向命运挑战。这种世界感会骄傲地屈服，以此证明它比自己的意志更强大。讲述居楼（Kurus）和般度（ Pandus）之间的战争的《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 ①古老而纯正的篇章，荷马、品达（Pindar）和埃斯库罗斯(Eeschylus） ②的作品，日耳曼英雄史诗（Germanic sagas） ③ 和莎士比亚戏剧，中国《诗经》的诗歌，以及日本武士的世界，都描绘了这种态度。日耳曼式的世界感是悲剧的人生观，它不但尚未死去，还要像在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再次复兴。所有日耳曼文化中的伟大诗人都是悲剧家，从民谣到史诗都是悲剧，悲剧是壮烈的悲观主义最深沉的形式。没有体验过或经受过悲剧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世界意义的人物。他不能创造历史，除非他真真切切地体验了悲剧一—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因此，在效用（utility）的崇拜者看来，日耳曼式的世界感是无意义的、无目标的和非道德（unmoral)的。这种世界感标志着人类上层气质与下层社会气质之间生活方式的决裂。个体的生命只对他自己最重要：问题在于他希望摆脱历史，还是想为历史献出自已的生命。历史从不在意人的逻辑。雷雨、地震、熔岩流等都是虚空的“近亲”，是世界历史的基本事件。国家会沉沦，古代城邦的古老文化会化为废墟，但地球仍然会平静地围绕着太阳转动，星辰也不会改变轨迹。
人就是野兽。5我再三地这样说。所有主张或希望“超脱一切”的自以为是的道德家和社会伦理家，只是打碎了牙齿的野兽而已，他们僧恨那些足够聪明机智、能免遭打击的人。只需看他们一眼就知道了。他们因太软弱而不能阅读战争方面的书，但他们却聚在街头围观事故，让鲜血和尖叫刺激他们的神经。如果连这个对他们都算过分，他们便在电影上和海报展览上欣赏事故。如果我把人称之为野兽，那我侮辱的是人，还是野兽？要记住，那种较大型的野兽就是这些贵族的创造物，他们这些人很完美，并由于虚弱而无需人类道德的伪善。
和平主义者们高喊着“别再战争了！”一但他们期待着阶级战争。一个凶手因激情犯罪而伏法时，他们愤愤不平，却在听到一个政敌被谋杀时暗中自喜。冲突是生命的原初事实，是生命本身，可怜的和平主义者无法完全根除冲突在自己灵魂深处造成的愉悦。至少，和平主义者在理论上可以与所有和平主义的反对者进行战斗并摧毁后者。
我们越走进浮士德世界的专制政治，就越清楚谁在伦理上注定成为历史事件的主体，而谁文将成为其客体。现在，世界改良主义者几个世纪以来枯燥无味的说教已经告一段落，其身后留下了成堆的印刷品，这是改良主义唯一的纪念碑。现在，独裁者要取代改良主义者。高级政治（high policy)这种可能性的艺术，将再次开启自己永恒的遗产，高级政治不受任何体系或理论的约束，高级政治自已就是判断事实的准则，就像一个优秀的马术师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马匹那样。
因此，这里我只是想展示德国以及此时此刻的世界所处的历史形势，而这个形势是过去整个世界的历史的必然结果，也将不可避免地传承一定的形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命运。我们可以拒绝命运，但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在自暴自弃。

第二章世界大战与世界强国

从观察者的立场、利益或视野来看，这些年的世界危机”，就像这个词组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体现了太多的中立、淡薄或天真。世界危机被认为是生产、失业、金融、战争债务和赔偿、内政外交等领域的一场危机，并且首先是世界大战的结果；人们认为，如果外交家有更多的真诚与技巧，世界危机应该可以避免。人们用不以为然的挑剔眼光看着德国，讨论着战争的要求和战争的罪行。伊兹瓦斯基（ Izvolsky）、普恩加来（ Poincaré)和格雷（Grey) 自然能够预见他们国家现在的形势，本应该放弃能产生他们所希望的一完全围绕着德国—政治后果的意图，即通过在 1911 年的黎波里（Tripoli)战争 ②和 1912 年巴尔干战争得到实践的战略试探。即便如此，人们怀疑如此强烈的冲突能否因此而被推迟，哪怕是保持十年没有政治紧张局面的状态，尽管力量分布格局终究会有所变化而不再那么可笑。人终究要受制于现实，即使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可能性的范围远不及外行想象的那样大。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发生变化的是灾难的形式和节奏，而非灾难本身。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西方高度发展的一个世纪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而这种发展正在为灾难做准备。
我们已经进人世界战争的年代。世界战争开始于19世纪，并持续到现在，也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世界战争意味着从 18世纪世界国家（ world of states）到世界帝国（ Imperium mundi）的转变。这与从坎尼战役到亚克兴海战之间灾难性的两个世纪相对应，在那两个世纪罗马和迦太基组成的希腊式世界国家转化成了罗马帝国。正如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古典文明和其辐射地区一一也就是地中海世界一一那样，世界战争将在尚无法确定的时期内主宰我们星球的命运。帝国主义是一种理念（idea），无论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和执行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在我们这里，帝国主义也许从未被充分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可能与其他的思想一起在“白人”国家世界之外交织着出现，但帝国主义作为伟大历史形态的发展趋势，是此刻正要发生之一切的基础。
现在，我们生活在“过渡性时代”之中。西方的世界国家仍然严守着18世纪等级森严的风格，这种风格也主宰着当代音乐创作和数学研究。这些国家和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它们过去的状态差别，也表现了它们在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方面的差异。古老而强大的传统统治着一切：政府及其反对者，国家间的外交与战争关系，挑战与失败的承认与谈判桌上的妥协，都充满了贵族传统。荣誉仍然起着无可争辩的作用。一切都像决斗一样庄重而优雅地进行着。
德国形成了这个欧洲的中心一一不是作为一个人的国家，而是作为各个国家的战场。这里所做出的决定是关于印度人、南非人和北美人之归属的决定，他们大多拥有德国血统。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位于东方；西班牙和法国位于西方，而这两个衰落中的殖民帝国的优势正被岛国英格兰夺走一一英格兰战胜西班牙是在 1713 年，它不仅是国家，还是一种风格（style）。而英格兰战胜法国是在 1763 年。英格兰变成了这个体系的领导者，与“大陆”相比，英格兰非常富有，她从未将自己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英格兰将自己的财富用于雇佣军、水手和整个国家，她驱使雇佣军、水手和国家为了岛屿而战斗。
西班牙在上世纪末就已不再是-个大国，而法国正在步西班牙的后尘。两个国家老态龙钟、气数已尽，骄傲自大却萎靡不振，它们对往日的辉煌记忆犹新，但缺乏在未来继续起创造作用的真正野心。如果米拉波1789年的政治蓝图已经取得了成功，那么法国或多或少可以建立起比较持久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在于满足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当中的食利者的口味。在公司式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好像是在听天由命、毫无生机，正在欢迎任何能确保内外和平的政府。但之后，到来的是拿破仑，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把巴黎当成了争霸计划的基地，并在他的军队里创造了新一代法国人的典范，他让法国称雄整整一个世纪，这个典范勇敢、优雅、夸夸其谈又粗野不堪，还喜欢任意地、毫无目的地杀人、抢劫和破坏，其结果是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哪怕是一丁点的持久利益，尽管法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法国威名远扬，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说到底，米拉波的政治蓝图是雅各宾派（Jacobin)式的理想，与小商人和市民组成的吉伦特派的理想相左，其背后绝不是多数人的意志，而总是强大者的意志。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égime）的贵族气质已经被其他人所取代，准确地说是被平民所取代。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群，战争就是向百姓征兵，战役就等于人的生命的消耗，粗暴的和约就是由狡诈的律师随意制定的外交政策。然而，英国需要用所有欧洲的和她自已的全部财富来摧毁这个个人的创造，这种个人的创造仍然处于人们的理想之中。在维也纳（ Vienna)会议上，18 世纪再次战胜了现代，“保守主义”一词再次出现。
不管怎样，到18780 年为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成熟。俄国站到了君士坦丁堡城外，英国想要十涉，法国和奥地利也想干涉；战争立刻蔓延到亚洲和非洲，也许还蔓延到了美洲；因为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对印度的威胁，保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以及中国问题都出现了，而且在这一切的背后，伦敦和纽约之间的竞争正在展开，这表明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对南方各州的同情，还没有被美国遗忘。俾斯麦本人在操纵大国问题的决策上具有独到的优势，因为无法和平解决战争一一即便将来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于是，为潜在的战争而进行军事竞赛，以代替真正的战争。这意味着一种新式战争：各国在军队、装备、发明和可支配的黄金储备数量上相互竞争，竞争不断地加剧紧张形势，真正的战争一触即发。3正在这个时候，俾斯麦时代的欧洲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日本，在明治天皇（Mutsuhito）（1869 年）的统治下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欧式军队、策略和军事工业的强国；而美国则从 1861一1865 年的内战中获得了合乎逻辑的结果，殖民者和种植园主与煤炭、工业、银行和交易所达成妥协，美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
从 19世纪末开始，这个国际体系的衰落已十分明显了一一尽管不是因为当权的政治家，他们之中不再有任何杰出人物了。他们疲于应付司空见惯的联合、同盟和协定；因为在他们的任期内，常备军提供了安全，他们相信表面的和平并想象着未来将延续目前的和平。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城市，都在为铁路和社论的长度、工厂烟图的高度和激增的选举人数字、装甲车和保险箱里的股权证书的厚度中体现出的“人类进步”而欢呼雀跃。那些为愚蠢的欧洲人溺爱和赞美的小个子黄种人，显示了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危险性，并给了俄国关于亚洲局势之看法一次最有力的提醒，俄国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西方的边境线。
同时，俄国恰恰有充足的理由忙于“欧洲”事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the Emperor Franz Josef ） ?逝世以后，奥匈帝国不能或几乎不能幸存下来，如此广阔的国土采用何种新的组织方式，是否可以避免战争，这些都是奥匈帝国面临的问题。因为不仅在多瑙河帝国（Danubian Empire）内部有多种一—相互冲突的一-方案和倾向，而且奥匈帝国寄以希望的邻国也都有各自的想法，除了他们，更遥远的强国也有各自的想法，他们希望奥帝国发生冲突，以使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追逐自己的自标。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国家体系已经结束，而在1878年推迟的世界大战，因同一地点的同一问题而仍然有爆发的危险。 1912 年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与此同时，欧洲政治体系开始进人一个今天仍然在持续着的格局，很像后希腊化时代（Late- Hellenic)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版图（Orbis terrarum）。在那个时期，古希腊城市国家，包括罗马和迦太基在内，处于中心地位，而围绕在它们周围的“周边国家”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军队和钱粮。4 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中出现；非洲和西班牙则从迦太基人遗产中升起；罗马征服了北部和南部意大利，恺撒把高卢纳人到罗马版图之内。从汉尼拔与西庇阿直到安敦尼（Antony）与屋大维（Oc一ta vian)时期，关于谁将会控制未来帝国的斗争所导致的战争，以广阔的边疆地区提供的物资为基础。这与1914 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欧洲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相似。欧洲秩序中的大国是那种能在欧洲大陆驻扎几十万常规军、拥有充足的黄金和物资以便在紧急时刻在可预计的时间内迅速扩充军队规模的国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这个大国在其他大陆上控制着宽厂边疆地区，这些边疆地区的海军基地、殖民地军队和原材料生产者与产品的消费者，形成了这一大国的财富和大国在本土相应的军事打击力量的基础。这或多或少是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在西非、俄国在亚洲的真实形式，而在这几十年中，德国目光短浅的臣僚和政党已经错过了在中部非洲建立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良机。殖民地将在战争中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即使殖民地与德国本土之间失去陆路联系，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海上交通被切断。对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使地球表面强国势力范围内其余的可利用部分被迅速瓜分，结果，俄国和英国在伊朗（ Persia）和渤海湾（ Gulf of Chi-Li），英国和法国在法绍达（Fashoda）、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Morocco），所有这些列强在中国的掠夺，都引起了巨大的摩擦。
各种危险的战争同盟正在形成，例如在法绍达（Fashoda）危机和日俄战争中，俄国和法国站在一边，英国和日本是另一方。每个地区都存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最终于 1914 年，战争以一种根本无任何意义的形式爆发了。这次世界大战是对德国的围攻，德国作为“中心帝国”受到整个世界的围困；这次战争是为解决重大而遥远的地区的问题，通过传统方法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毫不顾及对象和地点，莫明其妙。如果能够促使俄国断绝与德国的和平关系，把俄国带到同盟国一边，那么战争将完全具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自的和不同的结局。依同盟国采取的方式来看，战争注定失败。像过去一样，今天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问题也永远不可能通过像英国和俄国、日本与美国这种宿敌之间的联盟得到解决。
这次战争标志着以俾斯麦为新近代表的大外交的所有传统的终结。在他之后的可怜的政治家之中，没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任务和自己国家的历史地位。自此之后，不止一个政治家承认自己是在绞尽脑汁、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被迫卷人事件进程的。这就是“欧洲”走向愚蠢透顶而尊严尽失的死亡的事实。
梅特涅试图通过辞职和毫无创造性的举动来尽可能地使欧洲避开所谓的“混乱”，这些努力都因为旨在维持现状而大打折扣。这与其说是欧洲均势国家体系的衰落，不如说是个别国家尊严（ Staatshoheit）的丧失，国家体系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我们几乎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认为的“秩序”，以及在“自由”宪章中表达的秩序，不过是习以为常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称这样的秩序为民主政治、代议制政体、国民自治政府，但事实上这样的秩序仅仅是-个并不存在的自觉而负责任的权威和政府一一也就是说，这样的秩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高级文化阶段的人类历史是政治力量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形式就是战争。但和平也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和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战争一一企图以条约的形式摆脱或维持战争的结果。一个国家象征着-个民族集体为应对真正和潜在的战争而训练和建起的“良好状态”。若这种“气势”非常高昂，国家便获得了赢得一场战争的价值，即只需展示将要投入的军队数量便可兵不血刃地赢取胜利。如果状态很糟糕，国家大概要在与其他列强的政治关系中不断遭受挫折。国家是纯粹的政治单位，一种展示力量的政治单位。国家不是与种族、语言或宗教结为一体的单位，而是凌驾于这些要素之上的。每当国家与这些要素重叠或交织在一起时，国家的力量通常会因为内在的矛盾冲突而衰退，但绝不会增强。只有确保对外政策的力量和一致性，对内政策才能存续；当二者追求各自不同的自标时，衰退便随之而来，而国家便会“偃旗息鼓”。
对一个“有生机”的国家而言，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它必须在自己的领导权、统治和权威中保有力量和一致性，否则国家就无法真正地运行。但无论为了存续，还是为了行动，国家和政府都要政令统一。18世纪的列强无不“充满活力”，这种活力是被王朝的宫廷传统和社会传统严格地定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国家融为一体。礼仪与风度、交涉和谈判中遵守的礼貌只是美好社会显而易见的表现方式。英格兰也充满了这样的活力：它的岛国地位是国家某些重要特征的化身，而依照古代法建立起来的议会政体是最贵族化的且行之有效的处世方式。法国卷人了一场革命，不是因为“人民”反对专制一一专制早已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国家的贫困与债务一-因为这些情况在其他地方更为严重，而是因为权威正在瓦解。所有的革命都始于国家最高权力的衰微。一次街头暴动决不可能有这种效果；街头暴动只是～一个结果。现代共和国不过是摧毁了一个已经自甘堕落的君主制罢了。
在 19 世纪，欧洲列强从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转变为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民族（ nations）一—-也就是文明化的人群（peoples)一一当然早已存在。况且，民族国家基本上与各个王朝权威所及的区域相一致。在歌德（Goethe）所讲的存在之观念的意义上，这些民族都是一种观念（idea）：未认识到的和未被注意到的有意义的生命的内在形式是由所有的言行所启发的。但“民族”（la nation）-词在1789年的意义上是-个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一种特别的政治图景，而不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浅薄的时代，没有人能区别二者。观念是反思的结果，在“获得”观念之前需要建构概念或命题。相应地，观念在短期内变成了一个口号，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无需再深入地考虑它。另一方面，观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即便有的话，使用者也很少真正地意识到这些言语的表述，对其他人而言，理想几乎无法用言语传递。这些观念一定要在预设的事件中被感受到，在真正的现实中被描绘。观念拒绝定义。希望和目标都与观念无关。观念是模糊的驱动力，这样驱动力以超越个人存在的宿命式的和指导性的方式在人们的生命与激情中形成：于是有了罗马人的观念、十字军的观念和追求永恒的浮士德式观念。
真正的民族都是观念，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但自 1789 年以来，民族主义所宣扬的一切都被这样的事实表现出来了，即民族主义混淆了自己的母语和城市的书面语，那里的每个人都学习读写一一因此，也混淆了报纸和手册的语言，报纸和手册向所有人宣讲民族的“权利”以及从某个民族那里传递来的迫切需要。与非常有活力的有机体类似，真正的民族有着高度复杂的内部结构，并通过内部结构的存在而构成某种秩序。但是，一个不受任何秩序约束并把所有秩序当作敌人的“民族”理解政治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而言，“民族”类似于群众（mass），民族就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没有结构、没有规则、没有自标的事物。理性主义称这为“主权在民”。民族严重地忽略了农民阶级的成熟思想和感受，民族轻视真实的世俗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而这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威的尊崇。民族知道的不是尊敬，而只是从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原则，首先是为平民的“平等原则”的，用数量代替令人憎恨的品质，用数字代替令人垂涎的天赋。现代民族主义用群众取代了人民。民族是彻头彻尾的革命的和城市的产物。
民族“自治”是这类观念中最糟糕的一个。一个民族当然不能像军队统率自己那样的自治一毫无疑问，民族不得不被统治，并且，只要民族拥有健康的本能，就喜欢被统治。但这意味着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广为流行的“代表”这一概念一开始就是每个这种运动的主导原则。自命为人民“代表”的那些人，会真正地做起人民的代表来，并如此推荐自已。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为民服务”的意向；他们打算驱使人民为他们服务，以达到他们多少有些脱脏的目标，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这多少有些危害。他们反对传统的力量，以便取而代之。他们反对国家秩序，因为这些秩序妨碍了他们自已的行为。他们反对任何类型的权威，因为他们不想向任何人负责，而只希望自己能免于所有的责任。
没有一部宪法包含这样的上诉法庭，即各政党可以不得不在上诉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政党首先反对已慢慢地成长和成熟的国家文化模式，因为他们不能像在18世纪的美好社会中那样占有文化模式，因为国家文化模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模式一此文化模式不是为了文明人的。因此，我们才明白，本世纪的“民主制”———不是模式，而是在各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原则的宪政式的无政府状态一一代议制政体和共和政体都是对各种权威的否定。
因此，欧洲国家越是被“进步地”统治，就越一如既往地处于混乱之中。正是这种混乱驱使梅特涅反对民主制而置民主制的发展趋势于不顾。解放战争的浪漫主义模式和巴士底暴民（Bastillestormers）的理性主义模式— 二者在 1848 年结合-—对所有革新都持保守主义态度。自那以后，各国纷纷成立政党；这样，来路不明且德性更令人怀疑的政客与唯心主义者纷纷涌现：记者、宣传家、金融家、御用文人、政党代理人。他们受各自代表的利益的支配。元首和部长们总要对某些人负责，要是对民意负责就好了。只是这些群体不向任何人负责。原本是舆论喉舌的报纸，很久以前就开始服务于自己的资助人了；曾经作为民意表达渠道的选举，现在是胜利的政党在背后用巨资来控制的选择。然而，如果还存在着某种权威的国家秩序，或恪尽职守的统治，那么它还是18世纪以君主制的形式继续着的政治秩序的残余。这种君主制是军官团体（officer-corps）和外交传统的宪政君主制。英国则保留着古老的议会制（特别是在上议院）和两党制。国家而非国会成功形成的所有制度都归诸于这些残余。如果俾斯麦未能依赖于他的国王，那么他应该已经果断地屈服于民主制了。国会是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竞技场，这些人满怀猜疑和仇恨地看待这些传统力量。他们在原则上肆无忌禅、毫不考虑后果地与传统对抗。因此，无论在哪里，国内政策都是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的领域，这却与国内政策的重要性完全不符，浪费着他们的时间和力量，使他们忘记了一一并希望忘记一—政治家身份的本来含义，对外政策也是如此。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芭蕾舞表演，后者被当作民主制，这种民主制通过政治的、平民的理性主义方式摧毁了君主制国家的统治，并走向未来的专制主义。在我们时代的独裁趋势中，这种专制政治的苗头已经出现了，独裁注定要在历史传统的废墟之上掌握无限权威。
国家权威衰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在 19 世纪经济开始被认为比政治更为重要。没有几个与现在的决策密切相关的人会否认这一点。政治力量不仅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政治力量的首要任务一一如果不是唯-一任务的话一一一是为国家经济服务，国家还被期待完全接受这种经济的要求和观点。简言之，政治力量由经济领导者来控制。这就是目前广泛存在的情况，其结果可能在当代历史中读到。
的确，政治和经济不能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被截然分开，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生命体的两个方面（这一点必须再三重申）。但政治和经济需要在一个容器的载货数量和货运的目的地等方面互相配合。在船上，掌握优先权的是船长，而不是携带货物的商人。如果经济领袖是更为强大的因素的印象在今天流行的话，这是因为政治领袖已经蜕变为各立山头的游击队长，根本配不上领袖之名。结果，经济领袖在这种反衬下突显出来。但当一场地震之后，一座房子在废墟里屹立不倒时，此房子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了。历史上，当政治在“良好状态”下运行时，当没有骚乱或革命时，经济领袖从来都不是作决定的人。经济领袖主动去适应政治自标，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为政治目标提供服务。没有强大有力的政治，就绝不会有健康的经济体系，虽然唯物主义的理论讲授的正与此相反。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 ·斯密（Adam Smith)将经济实体比作真正的人类生命，把获取利润比作历史的意义，并习惯于把政治家描述成危险的动物；然而，恰恰是英国实现了自己的自标一一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一一不是因为有了商人和工厂主，而是因为有了像皮特父子（two Pitts)这样真正的政治家，在他们宏伟的外交政策推行过程中，却经常受到短视的经济学家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也是纯粹的政治家。他们与拿破仑展开持续的对抗，直到财政几近崩溃，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下一年度的财政平衡一—一我们今天政治视野的正常底线一更深远的事情。但自前的情况是，我们主要的政治家无法各司其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关心的事情感兴趣，并准许商业强有力地干涉重要决策。然而，这种商业是有着广阔内涵的商业：不仅包括有或没有政党庇护的银行和公司，还涉及处理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等问题的工人政党。工人政党是银行和公司的逻辑结果，在每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悲惨的一方，工人政党都尽力确保自已的安全。这首次在1789 年的吉伦特派中出现，他们想要使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为国家权力所用，后来资产阶级的国王路易·菲力普（ Louis Philippe)在很大程度上将这变成了现实。恶名远扬的格言“致富”（Enrichissez-vous）也进人了政治道德领域。此格言由于通俗易懂而广受欢迎，不仅受到贸易、商业以及政治家自己的追捧，也得到工薪阶层的响应。当时（即 1848 年）人们都利用国家权威的衰落谋求自己的利益。此刻的经济趋势变成了本世纪革命当中典型的掩人耳目的所谓民主制的最高点。民主制定期地表现出来：站在群众的角度，通过投票进行对抗或设立障碍，重组内阁，代表人民的一方投票否决预算。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被工会用在一种叫做“劳动力”的商品上，并最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理论化的阐述。于是，政治被经济彻底地废，政府被会计室（counting-house）取代，外交家被贸易工会领袖取代；正是这种状况而不是世界大战，理下了经济危机的种子。这种总体的破坏性经济萧条完完全全是国家权力衰落的结果。
然而，本世纪也许已经从历史经验中获得了警示。没有一个富有政治野心的政府的支持，任何经济实体都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目标。将维京人（Vikings）的“抢劫”与西方世界控制制海权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很明显，西方世界力图得到的是战利品一—无论是以土地和人口的形式，还是以财富的形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一但维京人的队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远航的计划、统帅和策略都是纯粹的政治。当船只聚集成队，国家便以舰队的力量为基础而建立一一在舰队背后也有最明显的权威，就像在诺曼底、英格兰和西西里那样。如果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强国，那么德国的汉萨同盟应该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当这个强大的城市联盟解体之时一一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没有人将保护这个联盟作为德国政府的一项义务一一德国便不再是西方世界经济联盟中的成员了。德国到19 世纪才恢复到应有的地位，不是通过私人企业，而只是通过俾斯麦的政治功业，正是后者激发了德国经济体系的帝国主义进步。
海洋帝国主义（Maritime imperialism）作为渴求无限的浮士德精神的表达，自 1453 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在政治上阻断通向亚洲的商路之时，就开始形成雏形。这是葡萄牙人探索通向东印度群岛的海外贸易线路，也是西班牙人发现美洲的深层动机。自此以后，强国周期性地出现。个人的主要动机无疑是野心及对冒险的热衷、对战斗和危险的热爱和对黄金的渴求一—当然不仅仅指“有利可图的买卖”。被发现的国家将被征服和统治；这些国家被用于加强欧洲联盟中哈布斯堡（ Habsburgs)家族的权力。一个帝国傲视四海的视野是一种政治视野，是卓越的政治领导的结果，而此视野只是寻求经济回报的领域。英国也同样赢得了主地位一一不是通过她的经济实力（这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存在），而是通过托利党（ Tory)和辉格党（ Whig)之流的贵族阶层的英明统治。英国是通过战争而不是簿记法与投机交易赢得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尽管有“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语言，在实践中却成了欧洲最保守的人；也就是在保留全部以往权力格局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甚至是要保留最细小礼仪细节的保守主义，尽管英国人可能对保守主义者不屑一顾，甚至公开嘲讽他们。只要没有更强大的新格局出现，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会继续保持下去：两党制，是政府与国会在决策时相互分离的模式，上议院和君主制作为危机形势中的制动因素（braking elements）的制度。这种本能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英国，如果这种本能现在消失就意味着失败，不仅是世界政治方面的失败，还是世界经济方面的失败。米拉波、塔列朗、梅特涅和惠灵顿都不懂经济。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其中的借口-一但如果经济专家取代他们试着支配政治，那将会多糟糕啊！一旦帝国主义落人工于算计、唯利是图的商人手中，它便不再是高级政治，会立即从经济统治阶级的利益水平线沉没到现实劳动者的阶级战争中，于是，庞大的经济体系被撕裂，并且强国被摧毁、被推入深渊。
自 1789 年以来发生的“民族”革命的各种表现中，19 世纪的常备军的影响最为深远。王朝国家的职业化军队被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规模化军队代替。这基本上是雅各宾派的理想。1792年实行的普遍兵役制体现了作为群体（mass）的民族，与稳定有序的古代民族相比，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而成的。但人权的热心家们不久便发现，这些身着制服的群体的野蛮进攻产生了某些非常意外的事物：在危险、征服和胜利中的那种声威显赫、野蛮而又十分不合情理的愉悦。野蛮进攻是健康种族本能的遗迹，是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主义在这些国家留下的痕迹。血液再次战胜了心灵。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追求理想的理论激情有完全不同的、更自觉的、更理性的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些自然的动力，就像德国解放战争期间一一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之后的时期那样。这导致了1830 年和1848年的革命。这些军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认为这些军队为未来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在这个未来国家里所有阶级、财产和能力的差异都以某种方式清除掉了。这是1813 年的很多志愿兵内心的想法，同样也是“青年德意志”文学青年一一海涅（Heine）、赫尔韦格（ Herwegh）、弗赖利格拉特（ Freiligrath ） ① ——和保罗教堂（ Paul-skirche)6的一些人，如乌兰（Uhland) ② 等人的想法。这种人为的平等原则对他们来说具有决定意义。信仰雅恩（Jahn）、阿仑特（Arnde）思想烙印的人没有这种1792年9月大屠杀 3 中的观念，即平等的第一要义是高喊“祖国万岁”。
他们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民歌中的浪漫主义只是在吟唱着普通士兵的英雄主义，但这些军队（首先在军人职业中是非专业军人）的内在价值、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纪律、他们的训练，都依靠军官团体的素质，这些军官的能力全都得归因于 19世纪的传统。对雅各宾派而言，从道德上来讲，军队的价值恰恰与以身作则、身先土卒的军官的价值一样大。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承认，假使把他的巨额战争物资配备给像奥地利那样的军官队伍，他绝不会战败，因为那样的军官团体仍然保留着忠诚、荣誉和沉默的自律（silent self-discipline）。一旦负责指挥的军官变得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或自暴自弃，就像在 1918 年那样—一就连最勇猛的军团也会当场变成一群儒夫和废物。
尚若欧洲的权力格局迅速瓦解，那么这种权力的工具能支撑这种局面实在是一个奇迹。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庞大的军队是19 世纪最保守的因素。正是军队，而不是那些虚弱的君主、贵族或教会，支撑着国家权力形式，并使之能应付自由主义的无政府趋势。“在这片废墟中会出现什么”，梅特涅7在1849 年写道：“我们不得而知。不仅在奥地利，甚至在整个危机四伏的欧洲，一种力量因素已经兴起。这个因素被称为常备军。不幸的是，常备军只是一个保守的因素，而非一个有创造力的因素，常备军缺乏创造性。”的确，军官团体的严谨理念在整体上一即在普通士兵受到训练的水平上-——是这一切的基础。在 1848 年及其以后发生的地方暴动和叛乱中，失败的责任总是可以追踪到军官的道德败坏上。自称为政治统帅的人，依照自已身上的军衔来做出政治家一样的决策与行动，这样的人一直存在一一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一一但作为一个整体，军官团体总是无法坚持自已的政见。在 1830年、1848年和1870年，坚守阵地的，正是军队，而不是嘉奖军队的那些人。
也正是军队阻止了 1870 年以来的战争，因为害怕军队不可预计的后果，所以没有人敢将这种强大的力量发动起来。因此，1870年至1914年间，一反常态的和平使我们不能看清真正的形势。直接的战争被以稳步增长的战争储备、军队和技术发明等间接战争所取代：这种战争有着类似的胜利与失败以及短命的和平条约。9但这种变相的战争状态以有着庞大工业体系的国家所积聚的国民财富为先决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财富便表现为资本，资本实际上是基于工业体系的一一而这个体系的生存要有所有工业所不能或缺的煤的供应。1发动战争需要金钱，战备需要更多的金钱。因此，工业主义实质上变成了一种武器。工业主义越有生产能力，越有把握取得胜利。每个熔炉、每个机床车间都在增加着战争储备。经济繁荣的前景越来越多地依靠无限物质消费的可能性一—首要的是军需品。这种事实只是慢慢地为人们所熟知。1871 年的和谈中，俾斯麦仍然将全部重点放在像梅茨（Metz)和贝尔福特（Belfort）这样的战略要地上，一点也没有注重洛林（ Lorraine)矿区。但只要经济与战争、煤与加农炮之间的整体关系变成现实，便先出现一场剧变：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开始被认为是战争的最重要前提；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大炮马上开始被用于获取煤炭。“作为概念的国家的衰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急不可耐地实行代议制政体。经济体系一一从托拉斯到行业工会一开始通过自己的选票在制定和影响外交政策的自标和手段中发挥作用。殖民地和海外政策演变为对工业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的争夺，而石油在这些原料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石油开始威胁到一一不，是驱逐了-—煤炭。没有石油，柴油机、汽车、飞机和潜水艇都无法运转。
世界大战期间，陆地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兵员征召和是器制造上都达到了极限的各国集团军，与确实“报废了”的海军舰队机反，都消耗在战坏里。在战壕中对德国的围攻一直是进攻和突围，直到投降。数量战胜了质量，机械战胜了肉体。大量为拿破仑采用的那种灵活性策略已经消失，特别是在1805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带领军队在几周之内穿过乌尔姆（Ulm)到达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 ，而美国在 1861一1865 年间用铁路进-步提高了这种流动性。没有使德国能够在东线和西线间调动全军的铁路，世界大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局面和这样持续的时间。
在世界历史中，突然提高的机动性导致了两次真正的战争革命：一次战争革命发生于公元前 1000 年以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当时多瑙河与阿穆尔河（Amur）之间广阔的平原上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骑乘马。骑兵的机动性远远胜过步兵。13骑兵可以自由出没，而不为敌人留下任何进攻或追赶的机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那些将骑兵配备给他们的步兵团的国家都在枉费心机，因为这样会妨碍马儿的自由奔跑。罗马人、中国人用城墙和护城河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也是徒劳。（中国的长城横穿半个亚洲，而古罗马在叙利亚一阿拉伯沙漠修建的城墙刚刚被发现。）中国、印度、罗马、阿拉伯以及西方国家里，这些城墙后面居住着的农业人口不可能在遭受突然袭击后快速组织军队进行抵抗，在无助的恐惧中再三地屈服于帕提亚人（Parthians）、匈奴人（Huns）、塞西安人（Scythians）、蒙古人以及土耳其人。农民与马背上的生活似乎在精神上是互不相容的。这种骑兵的无比速度也保证了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军队的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经历了另一次战争革命一一浮士德技术（Faustiartechnics）的“马力”代替了马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欧诸国古老而世界闻名的骑兵团比其他任何军队都值得接受骑士制度那种敢作敢为、英雄主义的傲人光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是陆地上真正的维京人。他们越来越成为真正职业的代表和士兵们的生命，普通步兵则要等而下之。这在将来会发生变化。飞机与坦克群取代了骑兵的位置。从有机体的可能极限转变到非有机体的机械一一但只是单个的机械-—的可能极限，机动性进一步加强，然而，与战坏里机械化的连续炮火不同，这种机动性代表着个人英雄主义的隆重开幕。
比这种规模与机动性之间的取舍更有意义的是，另一个因素介人了常备军的命运当中，并不可避免地对19世纪普遍兵役制原则带来了严重影响。权威的衰微，国家政党的轮换一一总之，越来越陷人无政府状态一—一直持续到 1914 年，那时兵员短缺状况才告结束。只要仍然由军官团体来训练这个迅速变化的人群，就会保留着军队的荣誉、忠诚和绝对的顺从以及腓特烈大帝、拿破仑、惠灵顿精神的道德价值一一它属于 18 世纪一和骑士时代的生命观。当匆匆训练出的年轻军官被派往已经经历多年战事的古老的军队中时，这一根本的稳定性因素在战争中第一次被动摇。1870年到1914 年的长期和平再次中断，必然伴有国家“形式”上的积累性衰退。普通士兵，包括低级军官在内（他们自下而上地看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职业获得领导者的地位，而是为满足一个过时的需要），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观。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是从外国进口的，或者从敌人那里或者通过自己国家内的激进党派的宣传和瓦解活动得到的，与这种观念相伴而来的是驱使士兵们去谋划行动之方法的冲动。无政府状态最终出现在军队中，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抑制无政府状态的制度。战后，无政府状态继续在和平时期常备军的营房里发挥影响。而且，与职业政客和激进党派的领袖一样，普通人四十多年来恐惧并夸大了现代军队对外国军队和起义军带来的未知后果，因此甚至几乎不考虑抑制现代军队的可能性。14社会民主党人早在大战之前就放弃了革命的念头一一一革命在他们的计划中仅仅是一个措词而已一一而且一个连就足以控制几千冲动的平民。但世界大战证明，在巷战中即使用上威力强大的重型火炮，我们石头建构的城市也同样表现得坚不可摧。正规军失去了革命时期那种所向披靡的光环。如今应征入伍的士兵已与战前的士兵有着根本不同的观念。结果，士兵丧失了自已只是控制武器之物的意识。我很疑惑，例如在法国，为对付一个险恶的敌人而发起的总动员是否会得到完全执行。如果群众拒绝应征入伍，那将会发生什么？在不知道法国的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哪些人可以依靠的时候，这样的军队有什么价值？这就是1792年开始实施的普遍征兵制带来的后果。当时，在全国战争狂热的推动之下，人们开始招募职业性的志愿军，志愿军聚集在一些有名望的领导者周围，或为一些伟大的目标而群情激昂。在所有的文化中，例如，就马略之后职业化的雇佣军替换招募的罗马农民军的结果而言，雇佣军已成为通往专制的必经之路。雇佣军本质上是一种对遗留的、与生俱来的种族特质、原始权力意志的本能反抗，是对金钱和知识的物质力量、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剥削他们的投机行为一—从民主制走向财阀政治的方式一一-的对抗。15
自 18世纪末以来，这些唯物主义的平民力量十分合乎逻辑地采取其他更接近于他们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斗争手段。陆军和海军都越来越远离单纯的国家自标而只服从于个别集团的商业目标一一-所谓的“鸦片战争”就是其最明显的说明，在“和平”时期足以导致战争胜利和签订和平和约的经济战争手段已经出现，而战争胜利与和约都是为了纯粹的经济目的。可以想象得到，像老毛奇（ Moltke）一样真正的军人定会藐视这些方法，并且必定会低估这些方法的效果。军人更多地求助于“现代”政治家，而后者基于自已的教养与素质首先考虑经济方面的手段，其后才（可能）是政治方面的手段。代议制政体的政府当局越来越涣散，这给想在这个方面利用政府权力的组织提供了机会。首要的是，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店主之国”，敌国不是通过军队来推翻它，而是通过经济的竞争手段来摧毁它，同时还继续使自己作英国产品的购买者。这就是自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以来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主义意图。拿破仑想到的大陆封锁政策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手段，因为他没有其他可资利用的手段与英国对抗。在欧洲大陆上，他只是创造了新式王朝，而皮特正在远方的陆地上开拓贸易与种植园殖民地。然而，1914年的战争是因为英国的利益，而不是法国的利益，更不是比利时的利益。要不是周末的缘故，这次战争差点要废掉德国一作为英国在经济上的-个竞争对手,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永久性地摧毁德国。 1916 年，与军事战争一起开始的是系统的经济战，当军事手段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时候，战争目标越来越指向经济战斗这个方向。《凡尔赛条约》无意于创造和平局面，而是要以这种条约的方式结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新的需要和手段得到保证的力量关系。接下来的事务便是交接殖民地与商船船队，没收银行债券、全国的财产和执照，分割上西里西亚地区（ Upper Silesia)和萨尔区之类的工业区，建立共和国一人们预测（当然是正确的）德国的工业可能会被工会力量摧毁，最后是战争赔偿，至少英国认为战争赔偿不是最后的补偿，而是作为加在德国工业身上的永久性负担，直到德国工业崩溃为止。
但与主宰条约的国家的期望截然相反的是，我们积极地加人了一种刚出现的新式经济战，此经济战是导致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权力格局已经因美国的强大和其巨额资本以及新式俄罗斯帝国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手和手段也变化了。现今使用经济武器的战争（这在将来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在五年计划中表现出的布尔什维主义经济攻势中产生了全新的形式；美元和法郎攻击英榜；通过外汇市场加剧一国的通货膨胀，从而摧毁整个国家的财政来源；经济体制的专制可能持续到与敌对国家断绝贸易往来的程度，随即整个经济体系和大国生存所需的物资贸易也被禁止；道威斯一杨格计划代表了财团欲使所有政府强制劳动力任由其驱使的企图。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本民族生命的获得必须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命为代价。经济手段在即将倾覆的船上挣扎。当所有其他手段都用尽时，最古老、最原始的军事手段便再次登场了。军事强国将迫使弱国放弃经济防御，投降并消失：大炮成为比煤炭更强大的最后手段。没有人知道这场经济战争将怎样结束，但肯定的是，这场经济战争最后会求助于将历史权利作为权威的国家，而国家以自愿的、因此是可靠的和训练有素、高度机动的军队为基础，这种军事战争会使经济退回到适合自己的次要位置上。
在两个变幻莫测、混乱不堪的年代之间，混乱减少和秩序重建之时遥遥无期，指向遥远未来的新趋势只隐隐地露出自己的面孔。列强一定会为争夺这个星球上的霸权而发动决战，列强正开始进人角色，着手准备；这些列强之中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得到世界帝国之名，如果这个国家在达到目标之前没有遭到厄运的话。新秩序中的国家即将出现，这个国家不同于当前地位平等、语言相同的个体之和，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国家，这个国家依赖于一定的风格、自己的灵魂、一幅画、一场战役、一张脸、一个概念、一种像意大利人那样的人生观和见解形式一一虽然至今还尚未存在过意大利政府。20 世纪末的浮士德民族将是类似的民族，他们有着关于生命的共有情感、有着同样必要的坚强意志，自然有着同样的语言，但他们不了解那种或鲜明或局限的语言。他们将是种族一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种族，而是在我的意义上，即作为一种强烈本能的意义上的种族，现在的世界主义者和作家们无法再把自己对现实的透彻看法与-一闪而过的知识辨别开来；简而言之，他们感觉到自己天生就是要被号召去成为征服者。数字又有什么关系？只有那些比上个世纪的专政更加残暴的人们才对数量崇拜有加。一个人意味着根本上与奴隶胚子、和平主义者和世界改良主义者不同，后面这些人为了安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自由”。由汉尼拔时代的罗马公民（populusRomanus)转化而来的公元 1 世纪的寡头根本不是“罗马人”，马略和西塞罗见识了几个寡头。
西欧好像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但这显然不包括政治领域。浮士德文明的理想在这里成长。这里是浮士德文明的根，它将在这里赢得历史上的最后胜利，或者迅速毁灭。无论什么情况下做出的决定，都是强调西方世界，虽然不是为了西方的财富或幸福，而是为了西方的灵魂。但现在强国已经转移到亚洲和美洲的边疆地区。有-个大国占据了地球最大的一块陆地；而由美国和英国主宰的另一个大洲已经由横跨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将两大洲连接起来。然而，今天的世界强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地位稳固到可以胸有成竹地宣称自己在未来的一百年或五十年中、甚至永远都将是一个大国。
今天，一个大国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拥有世界目标的政府治下的国家，或类似于国家的结构，会通过自己可资利用的任何手段来实现这种大国目标，这些手段是陆军、海军、政治组织、贷款以及具有共同利益的大型金融或工业集团，而一个稳固的全球战略位置是最重要的手段。我们可以用大国和寄托着大国梦想的成于上万的城市来命名这些结构。与这些结构相比，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只是“地方”。
这些结构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莫斯科”。神秘莫测的莫斯科在西方人的想象与感受中是非常难以琢磨的。自 1812 年以来，莫斯科就是欧洲的决定性因素（当莫斯科依然作为欧洲国家时），但到 1917年，莫斯科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预示着某种与政治社会主义或理论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历史趋势。俄罗斯重回亚洲的怀抱，而在彼得大帝看来“欧洲”只是亚洲的附属物。因此，“欧洲”的概念在实际的政治思想中再次消失一一或者应当如此，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同凡响的政治家。但这个“亚洲”只是一个观念，也是一个有前景的理念。种族、语言、风土人情、宗教等现有形式都不是重要问题。所有这些因素或任何一个都能够并将要被彻底地改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那时只不过是这片广阔的陆地已经孕育的并不久便将产生出的一种新生命。这不是用文字便能解释的，“亚洲”这个词的传播者也是无意识的。那些试图为未来规划、确定、制订计划的人们，都为这个词而困惑，占统治地位的布尔什维主义也一样，它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西欧的、理性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起源。
正如中国北方的满族和土库曼人那样，真正的俄罗斯人在其生命体验中仍然是游牧民族式的。17俄罗斯人的家不在村庄，广阔无垠的平原才是他亲爱的俄罗斯母亲。这种无限宽广的土地的灵魂驱使他毫无目标地四处游荡。“意志”是这里缺少的东西。德国人生命体验中有赢得胜利的目标，哪怕是一块远方的陆地、一个问题的解决、一位神灵、权力、名望或财富，但这里农民家庭、技工和劳工从一个地区迁到另一个地区、从-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不是因为必须如此，而是受到-种隐藏的欲望所驱使。俄国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成功地阻止这种行为，虽然俄国已不可能培养出一群训练有素的与他们的工作关系密切的劳动者一一事实上，按西欧模式建立并维持其经济体系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相反，日本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位置。日本几乎不能由海路攻破，因为日本由一连串的岛屿组成，各个岛屿之间狭窄海峡的安全可以通过雷区、潜艇和飞机得到保证，以致外国舰队无法进人中国海。而且，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占据了一块陆地。中国东北在经济上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国东北的大豆已经使南太平洋和西非地区的椰子和油棕无利可图），而此地区的人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19况且，此地区最后的边界还没有固定下来。布尔什维克采取军事手段对抗大国力量变化的企图将导致对海参崴等地的占领。唯一有实际抑制作用的是中国的革命。像印度或中国那样古老的“农业”（Fellaheen）民族2 很难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这些古老民族可以更换自已的统治者，将他赶走一一像英国人退出印度那样一一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另一个统治者。这些民族永远不会再次产生出一种他们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因为这些民族太古老、太僵化了。这些民族现在的革命形式以及目标一一自由、平等、议会、共和国、共产主义等等一一大多是从西欧和莫斯科进口的。这些民族是西方大国争夺的目标和战争资源，他们的国家是外国人决战的战场，虽然他们会恰好因此而大获全胜，即使是暂时的胜利也很重要。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大国吗？ 1914 年之前，浅薄的观察家在对这个国家观察了一两周的时间后，谈起由浅薄的暴民组成的西欧各国的无限可能和战后“社会”时，对远比我们“强健”而年轻的美国充满了无限向往一一不，美国实在是我们效仿的典型。但持久的格局记录和美元无法替代美国人民应有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深度；运动（sport）不必为种族公正所困，商业智慧亦不为精神与心灵所扰。什么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精神”？是一个与底层社会看齐的群体实在，一个原始的姿态，还是一个未来的承诺？
众所周知，美国迄今为止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State）。这是命运打击的结果，还是因为它是殖民地这一事实所决定的精神历史的丧失与死亡所致？美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谈论国家或祖国，而是说“这个国家（country)”。事实上，这是因为美国有广阔的疆域和利欲熏心的人口，他们在追名逐利中四处漂荡，肆无忌惮又放荡不羁；还因为该国的法律只为那些不够狡猾或没有强大到无视法律的人而设立。
美国与布尔什维主义俄国远不止于形似。两个国家同样幅员辽阔，这首先排除了人侵者成功入侵的任何可能，结果排除了真正的国家危险的遭遇；其次，因国家可有可无，从而使任何真正的政治观的出现成为泡影。生命因专注于经济生活而缺乏深度，这因为没有蕴涵丝毫的历史性悲剧、缺少用几个世纪扩展并提炼的西方人的灵魂的命运而变得更为严重。他们的宗教原本是一种严格的清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义务性的表演，而战争则成为一种新奇的运动（sport）。那里有同俄国一样的专政（专政无疑是由社会而非某个政党所强加的），专政影响着一切–调情和教堂礼拜、鞋子和口红、舞会和流行小说、思想、食品和娱乐～一一在西方世界这些都统统交由个人来处理。人们眼中的美国人有标准化的典范，首要的是美国女性的身体、衣着和心理；像在莫斯科一样，在纽约，这种典范的任何偏离或公开批评都会招致公众的指责。最后，那里有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或者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代表是大型托拉斯，托拉斯像俄国的经济管理部门那样进行系统地标准化管理，并操纵着生产和销售的每个环节。托拉斯在两个国家都是真正的主宰。托拉斯是浮士德式的权力意志，只是从有机增长转化为无情的机械化。金元帝国主义（Dollar-imperialism）在整个美洲蔓延，远至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金元帝国主义试图在这些地区暗中破坏并根除西欧（首先是英国的）贸易，这种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控制经济趋势的金元帝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完全一致。布尔什维主义的座右铭是“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这在原则上也与现在基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使所谓的拉丁美洲成为所有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相呼应。这是建立像古巴和巴拿马一样的“独立”共和国，干预尼加拉瓜，用美元的力量推翻不与人方便的所有拉丁美洲总统的终极意义。
除了只想在东亚和澳大利亚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帝国主义蓝图的日本，只有-个大国将无所作为，不想为这种蜕化做出任何牺牲，它就是英国。英国以前有过这样的举动，恰恰在 1862一1864 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只是没有在名义上宣战而已。那时，南方政府的军舰和私掠船都是在英国港口建造或购自英国。这些军舰装备着欧式武器，并由欧洲人驾驶—一亚拉巴马海域甚至游弋着英国的军舰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英国人在海上遇到北方商船，便将其烧毁、击沉。于是，英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片海洋的实际主人。这就是英国未向华盛顿宣战的原因。“航海自由”意味着英国的贸易自由，仅此而已。自 1918 年以后，这一切就结束了。曾经是19 世纪“世界出纳室”的英国，已没有足够的财富阻止队缩减的步伐，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挡其他国家超越的脚步。英国历史将出现重大转折的征兆是发动对德战争的原因之一，而1918 年的十一月革命可能是最后的理由。这个昔日的大国沉浸于一次大胜的错觉中，可整个过程太短暂了。除了英国的战舰建设每况愈下外，制海权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飞机和潜艇这两种高级武器使腹地变得比海岸和海港更为重要。对于法国的轰炸机中队而言，英格兰在战略上不再是一个岛国。作为海洋的女主人，英国与无畏一起沉入历史。
但是，英格兰民族不再年轻和强壮，它在精神上和种族上也不再生机勃勃，在与这场可怕的危机战斗时，显得力不从心。19世纪向白人领地大批移民和有色人种地区的破坏性气候，消耗了英格兰民族太多的宝贵血液。最重要的是，英格兰缺乏坚韧的农民身上那种种族基础。日耳曼或凯尔特种族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士——他们之间没有差别——自征服英格兰后就已经消失了。原来人口的主要部分被误称为凯尔特人（Celts)21 ，因其极为特殊的“法兰西人”的生命体验而走向支配性的位置。例如，英国已将古老的议会制政府的寡头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为大陆式的、永无休止的党派之争的无政府形式。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 ①在他的《福尔赛世家》（Forsyte Saga ）中描绘了这种过渡时期的悲剧带来的痛楚。食利者（rentier）理想的经济胜利超过了资本帝国主义。英国还保有很大一部分以前的财富，但缺少争夺新财富的冲动。英国从事贸易和商业的方法在慢慢地过时，却没有人按照美国和德国的模式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冒险的渴望正在枯竭，年轻一代的心灵、道德和世界观的堕落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祖国希望每个国民恪尽职守”2，那些门第高贵的伊顿中学与牛津大学里的英国年轻人在战争之前还把先人的召唤当作人生的向标，而此刻他们却在装聋作哑。年轻人在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上自娱自乐，像参加运动一样兴奋不已，并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生的职业与奋斗自标。大战前活跃于高层的那代人现在正茫然不知所措地要在自己即将死去之时去捍卫大不列颠的理想。
但是，英格兰民族不再年轻和强壮，它在精神上和种族上也不再生机勃勃，在与这场可怕的危机战斗时，显得力不从心。19世纪向白人领地大批移民和有色人种地区的破坏性气候，消耗了英格兰民族太多的宝贵血液。最重要的是，英格兰缺乏坚韧的农民身上那种种族基础。日耳曼或凯尔特种族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士——他们之间没有差别——自征服英格兰后就已经消失了。原来人口的主要部分被误称为凯尔特人（Celts)21 ，因其极为特殊的“法兰西人”的生命体验而走向支配性的位置。例如，英国已将古老的议会制政府的寡头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为大陆式的、永无休止的党派之争的无政府形式。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 ①在他的《福尔赛世家》（Forsyte Saga ）中描绘了这种过渡时期的悲剧带来的痛楚。食利者（rentier）理想的经济胜利超过了资本帝国主义。英国还保有很大一部分以前的财富，但缺少争夺新财富的冲动。英国从事贸易和商业的方法在慢慢地过时，却没有人按照美国和德国的模式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冒险的渴望正在枯竭，年轻一代的心灵、道德和世界观的堕落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祖国希望每个国民恪尽职守”2，那些门第高贵的伊顿中学与牛津大学里的英国年轻人在战争之前还把先人的召唤当作人生的向标，而此刻他们却在装聋作哑。年轻人在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上自娱自乐，像参加运动一样兴奋不已，并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生的职业与奋斗自标。大战前活跃于高层的那代人现在正茫然不知所措地要在自己即将死去之时去捍卫大不列颠的理想。萧伯纳在《苹果车》AppleCart）中暗示，“某些”人宁可绝望地把与美国优越性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拒不投降一但在一二十年之内，这样的人会有多少呢？ 1931年，英国依照法案授予白人占统治地位的英联邦成员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从而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并因共同利益而与这些国家结成联邦，特别是那些受英国海军保护的邦国。但这无法阻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抛弃这种情感转而投人美国的怀抱，如果它们作为白人国家有机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的话一一例如，为防御日本。英国放弃了以前在新加坡的地位，如果失去了印度，英国在埃及和地中海地区维持自己的地位也将失去实际意义。英国旧式的外交手段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动员欧洲大陆为英国服务，也是枉费心机：英国作为债务国之一与美国周旋，又作为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前线与俄罗斯对抗。 1914 年是英国命中注定的最后一次胜利。如果俄国和美国因英国沉涵于旧日风光而忘乎所以便达成协议，那又能怎样呢？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面对这种局面，世界的命运很可能陷入几个世纪的黑暗与混乱，拉丁国家只能冷眼旁观。这甚至也适用于法国，像维也纳、佛罗伦萨和罗马时代的雅典一样，法国的首都将成为一座历史名城。只要凯尔特人和条顿人—一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民族大迁移与十字军东征-一中古老的贵族控制着世界政治，就像在路易十四以前做的那样，那么就会有像十字军、甚至是17世纪拓展殖民地一样的宏伟目标。当然，法兰西民族总是将仇恨加之于强大的邻邦身上，西班牙人、英国人、首要的是德意志人—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一一—的成功总会激起法国人的嫉妒，并且法国人会陷入癫狂；对德意志人的仇恨因“萨多瓦（Sadowa）复仇”的失败而更加刻骨铭心。法国从来没有在更宽广的时空里进行思考，政治学和哲学都是如此；法国对“荣耀”的激情总能在边境地区的分分合合中得到满足。除了高级军官和巴黎的金融家，有哪个真正的法国人会对广阔的西非殖民地抱有真正的热心呢？甚至又有谁对远印度（Farther India)抱有真正的热心呢？一旦他们“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他们还会关心什么？法国因那次征服而失去了全部光芒。
今天，没有人能预言这些大国是否会在本世纪中叶仍然以目前的形式存在。英国可能已禁在自己的岛上，并沦为美国的附庸。日本和法国，目前只知道一支强大军队的价值，也许已经落人共产主义者手中俄罗斯未来的走向在某些方面无法想象。但此刻的局势为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和英国与美国在西方的利益冲突所主导。在两种情况下，英国在不断退却一一一经济、外交、军事和道德上一一至少英国失去的自身地位不可能通过-场战争来恢复。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战争和投降书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或者，战败国已经别无选择了？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蛊格鲁一撒克逊人相信他们之间的血缘和传统的纽带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无法面对这样的抉择。但血浓于水的信条在英德关系中失去了效力。在人类社会中，兄弟之间的仇恨总是比对敌人的仇恨更加强烈。兄弟之间的仇恨特别容易因小小的争端而突然膨胀成无法消退的愤怒。
这就是德国四周的世界图景。一个没有领袖和武器、贫困潦倒、破烂不堪的民族，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奢望苟且偷生。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东方的某些地方被屠杀、忍受饥饿，而对世界上其余的人而言，这不过是第二天就被遗忘的新闻报道而已。西欧没有一个人为此寝食难安，这会使情况更加危险。这种情况是应当引起我们警觉的威胁；它也是我们需要容忍的既成事实。个体或国家都可能死去一-一无一能幸免。由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德国人除了为政党理想、为行业和地方性利益呼号之外，迄今为止尚一无所获。但不涉足世界政治并没有因此给德国人带来安全。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玛打开东印度贸易路线的年代，当西欧世界开始将权力和财富扩展到全球之时，在英国商人的要求下，伦敦的斯蒂尔亚德（Steelyard)商站被关闭，德国的商船便从海洋上消失了，因为德国的旗帜再也不能从他们的栀杆上升起。由于德国变得过于贫困，根本就拿不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德国不得不坚持与外国资本斗争而又为这些资本提供服务，德国不得不发动战争以结束小邦之间无休止的内耗。有关远方大陆的重大决策既没有人提及，也不会得到理解。政治是如此可怜而无用，只有无足轻重的角色才关心与他们有关的部分。现在，在这个决定性的年代，战争会重演吗？我们会像空想家、热心家和吵架者那样被这些事实吞没，而在我们身后除了献给历史终结的某种庄严之外什么都留不下吗？争夺世界主宰之位的赌博刚刚开始。谁在游戏中胜出，谁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第三章白人的世界革命

这就是世界战争年代的图景，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战争初期。但在其背后，剧变的第二个因素正突显出来，那就是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想要得到什么？世界革命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对位于我们身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历史意义的理解那样，我们今天远不能理解世界革命的全部内涵。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世界革命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主义对经济生存之威胁的问题，也不是另外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这些都仅仅是表面问题。首先，这场革命不只是新近出现的威胁。我们不是从昨天或今天起，而是从一百多年前起就处于其中了。经由白人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垂直”（vertical）斗争，世界革命跨越了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间的“水平”（horizontal）斗争，在此背景下，这场革命更为危险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一一白人社会将慢慢意识到，白人国家正被普遍地置于地球上“有色”人种的集体攻击之下。
这场斗争不仅正发生在人类的不同阶级之间，而且也在个体的精神生活的不同层次之间展开。我们几乎每个人在心里都在对抗这种思想和感受，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能看清自己的立场。然而，这种事实恰恰表明了这种超越个人愿意和行动的执择的内在必要性。从源自目前流行的思想方式一一诸如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一的口号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启示，使用口号者对它们所传达的确切意义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以前处于同一阶段的所有文化中，而我们对其中的细节知之甚少。
但我们对古典时代有充分的了解。革命运动在格拉古兄弟到苏拉统治期间达到高潮，但革命斗争在一个多世纪前的C.弗拉米尼乌期（C. Flaminius）时期就已经出现，他在公元前 232 年推行土地法，被波里比阿（ Polybius) L l1 ， 21 准确地描述成大众道德败坏的开始。这个过程因对汉尼拔的战争而暂时中断，最终因奴隶被召人“公民”军队而告终。自谋杀格拉古 3和他们的强大对手小西庇阿时起，用于维持国家的古罗马传统的权威迅速衰落。出身低微、没有罗马血统的马略，建立了第一支基于雇佣兵制而不是义务兵役制的军队，这些士兵在人身上依附于自己的统帅。他用这支军队使罗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将罗马缔造成一个世界强国的富有政治才能和道德责任感的元老们，已经所剩无几了。罗马人萨特斯（Sertorius）试图在蛮族的帮助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与罗马抗衡的国家，斯巴达克斯则唤起意大利的奴隶去清除罗马的影响。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暴露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堕落，他们准备倾全部财力吸引国家的敌人和广场上的暴民，以维护他们龈的金融利益。萨鲁斯特 (Sallust) 极为正确-—在钱财面前，无论暴民还是富有的投机者都是一样的贪婪，罗马的荣耀与伟大和其种族与观念都灰飞烟灭。和现在的情况一样，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从四面八方涌人城市，但他们没有为获取自治的“权利”和从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斗争而在内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却成为群体外部的政治捐客和职业革命家实现目标的手段。在这些环境下一一就像今天——“下层的专政”开始出现，这是那种激进民主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用政治家的经验和判断时事的敏锐眼光，早在 C.格拉古改革三十多年前，波里比阿就对此做出了准确预言。
在他们开始贪图权力，而不能通过自己或自己的优秀品质获得权力时，他们便毁掉了自己的财产，千方百计地诱导和腐蚀人民。由于他们愚蠢地追求荣誉，他们在群众中培养出了不劳而获的强烈愿望和对此习以为常的习性，民主制度随之废止，并被代之以武力和暴力统治。对人民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尔虞我诈、相互鱼肉，一旦他们找到一个有雄才大略却只因贫困而无法路身权贵之列的领袖，便建立暴力统治；接着，他们便集众人之力去实施屠杀、流放和劫掠，直到他们变成十足的野蛮人，并再次找到另一个主人和君主。2
当民众认为自已对那些暴露自己贪欲之人心怀不满，而又因追名遂利者的阿奉承而忘乎所以之时，他们就会对这种变化（恶化）做出反应。现在，民众的狂暴被激起，他们已经被集会中的激情所操纵，他们不再臣服于统治集团，甚至不愿与之平起平坐，他们要独揽大权。当这一切出现的时候，国家将用最响亮的词汇－一自由和民主——为自己命名，但国家的性质已经变成最坏的一种，暴民统治 (mob-rule) 。 3
这种专政对今天的白种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威胁：我们已经完全在专政的支配之下，而且，我们对专政如此的习以为常、深信不疑，以至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它。“工人阶级专政”—即工会里的投机者和具有各种倾向的政党官员的专政一一是一个既成事实，无论政府是否确实由他们组织，还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无能而使政府受他们的支配。马略就是想达到这种境界，但由于他根本没有政治家的才干而最后失败。但他的外甥恺撒却拥有他所缺乏的全部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专政”模式，即建立统治者的无上权威以代替派系之争的无政府状态，结束了可怕的革命时期。这种模式将永远冠以恺撒之名。对恺撒的谋杀和谋杀的后果，根本未能改变这种模式。自恺撒统治开始，斗争不再是为了经济利益或阶级仇恨，而仅仅是为了掌握专制权力。
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革命根本与经济无关。若将文化视为个生命体，那么这次革命就是整个文化生命中一次漫长的蜕变时期。生命的内在形式（inward form）土崩瓦解，但赋予了文化以外在表达（outwartexpression)的力量。文化生命则通过创造性的事业继续成长，这些事业在总体上塑造了国家宗教和艺术的历史，而那种力量斗争最终成熟到极限。拥有个人生活的个体只能追随整体的生活。个人的行为，个人的态度、意图、想法和经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不可避免地在这个进程中形成一个因素。如果个人将文化生命问题与纯粹的经济问题相混淆，那么这就是内化于个人心中的一个衰落的迹象，无论个人是否感觉到或认识到这种迹象。毋庸置疑，经济模式与国家、宗教、观念和艺术一样，都是文明的一部分。5但经济的基本含义并不是独立于人的意志而成长与衰落的经济生活模式，而是经济活动的物质产物。今天，经济活动在含义上被简单地等同于文明和历史，其衰落被物质地和机械地视作世界灾难的“原因”和内容。
这场生命革命（revolution of life）的场地，同时也是其基地和表现场所，是所有文化晚期兴起的大城市。6越来越多的脱离土地的农民聚集到这个石头与化石的世界里。他们是令人恐惧的意义上的“群众”，像没有固定形态的沙子一样可以被人为地因而也是短暂地任意组合：政党，即基于计划和理想而结合成的组织，但在这种政党内，那种内在增长力消失了。这种内在的增长力是世世代代的人们演变过程中由传统塑造出来的，而大多数增长力都能在丰富多彩的生命中表达出来，这种内在增长力就是家庭和种族永远存在所依赖的本能。曾经是健康种族主要标志的子孙满堂，现在变得令人厌倦而荒唐。?这就是将自己原子化的大都市人自我中心主义最显著的标志，与之相对的并不是目前的集体主义一—二者之间并无差别；一堆原子并不比单个的原子更有活力一—他们只是迫切地希望依靠子孙后代的血液过活，依靠对自己创造力的关怀、姓名的恒久性而生活。另一方面，客观知识像路边的野草一样大量萌发，并在寂静中繁盛起来。这些客观知识不再是传统农民家庭中节俭的深沉智慧。只要拥有深沉智慧的群体能够承受得住，它就一直存在。这些客观知识仅仅是知识，是日报中转瞬即逝的作品中的知识，是国民议会和无血气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吞噬着真正的——也就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文化（culture)中仅剩的一些东西。
这是因为，文化是成长物（growth）。一个民族越是完美地呈现自己的文化，即展示其文化的特点和风格一一种文化的最高贵的创造物便是其民族自身，由身份和等级组成的有机体结构就越丰富，对安土重迁的农民与城市贵族之间的阶层距离的尊重就越真诚。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群体和个人高水平的形式、传统、训诫、风俗以及天生的优势，都预示着整体的生命与命运。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还没有受到“理性的”分类和视角（visions）的影响，否则它早已消失了。首要的是，社会是按照社会等级而非“经济阶层”构成的。经济阶层是物质的、英国式的观点，是伴随着并因为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是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之中形成的，但并没有因为如下事实而变得更加正确，即这种观点此刻取得了完全胜利，控制了白人国家的整个思想、视野和意志。经济阶层只是社会衰落的一个标志而已。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人们会惊异地自问，这种对以雇佣与被雇佣为基础的社会模式和社会等级的评价一也就是说，依据个体已经或想要拥有的财富（如财产、收人或工资）数量而进行的评价一怎么会受到如此严肃的重视。因为在这个标准之下，仅仅是财富数量在起作用，而不是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可以获取，并能转化为真正的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和暴发户的立场，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同一个类型，都是大都市路边的野草一-从小偷和慷激昂的宣传家到股市或政党中专事钻营的投机者。
但是，“社会”意味着将文化、生活方式或思想最细微的“形式（form），变成一种通过对几代人进行长期地训练才能建立起来的“规范（code），变成一种关于生命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以不可言状的、很少被意识到的责任和联系渗透到了整个社会当中，所有社会成员通过道德规范结为一个有生命的单位一一通常不会考虑民族的差别，十字军和 18世纪的贵族就是这样。这就是决定着等级的社会；这就是“社会”的应有之意。在日耳曼民族中，等级几乎被神秘地称作为荣耀。对于社会荣耀、职业荣耀和国家荣耀而言，这种荣耀是个人负有无数职责意义上的荣誉。个人共同分享着共同体的生命，其他人的存在同时也是自已的存在。无论他做什么，他都要与其所有的追随者分担职责。在那个时代，职责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精神，即当他被剥夺荣誉，当他自己的和他家族的荣誉感因他自己的错误或陌生人的原因而在道德上受到伤害时，他会慨赴死。我们称之为义务的一切，是所有真正权利的基础，是所有类型的尊严的最初要义，可以追溯到荣耀那里。农民和各种手艺人，商人和官员，文职人员和门第高贵的王子，都有自己的荣耀。那些没有荣耀的人，那些认为维护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相称的庄重是“毫无意义”之事的人，都是“粗俗之人”（vulgar）。按照每个真正的社会规范，缺乏荣誉是与高贵恰好相敌对的，正如今天贪图富贵之人认为的那样，当所有追求美好生活和感情的才能消失时，当所有“阶级”和“政党”的公共生活方式同样受到贬低时，那不是因为贫穷或缺乏金钱。
到18世纪末期，西欧古老的贵族社会已达到了无法超越并在某些方面已经变得脆弱和病态的生活水平与文雅程度，成功的蛊格鲁清教资产阶级在19世纪 40 年代才在贵族社会身上找到突破口。他们的野心是在生活方式领域与贵族竞争，如果有可能，便融人其中。人们注意到，在吸纳新生的人类生活趋势时，这些古代成长物的模式是多么地强大。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和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长期以来形成了仿效西班牙大公和英国封建领主的真正贵族。美国的这些新贵族在1861 年的美国内战中被消灭，并代之以纽约和芝加哥的暴发户以及他们巨额资本的收益。后来，从 1870年起，新式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接受普鲁士官员和官僚阶层严谨的生活方式。但这正是社会存在的实质：那些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而跌居上层之人，一定会受到这种刻板的形式及其无条件的伦理所约束和熏陶，如果自此以后这些上层人士要代表这种严谨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传递到子孙后代手中的话。一个有生机的社会总是从底层和外部灌注宝贵的血液，并借以进行持久的自身更新。现存模式在进程中能够波取、锤炼合同化，而不是无所适从，这是对现存模式之力量的检验。但是，一旦这种生命形式变得不再不言自明，甚至引起那些蔑视对其存在之必要的批评家的注意，此生命形式就完蛋了。这样一来，人们便忽视了一种结构的必要性，这种结构将各种类型的人与行为安排在整体（the whole)生命的各种位置上，即实现根本性的不相称、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分子等同于有机体的组成部分（the parts）。人们不再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忘记了如何理所当然地与下属接触，结果地位较低的人同样忘记了怎样实践自己的下属职责，忘记了把这种实践看作是必要的，并去正确地评判者中实践。革命一如既往地始自于上层，却只在为当前来自下层的反抗开辟道路。“普遍”权利自古以来就被赋予那些没有想过要追求权利的人。但社会是建立在人的不平等之上的。这是一个自然事实。有强壮和虚弱的天性，有天生去领导别人或被领导的天性，也有创造性和平庸的天性，还有尊贵、懒情、富于进取和清静平和的天性。在事物的一般秩序中，每种天性都有自己的位置。文化越发达，文化就越与高级动物或植物体的结构相似，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差异也越大一一一差异，不是对立，因为这些差异只是由逻辑推理出来的。没有一个善良的仆人会梦想着与农民平等相处，每个精通自己工作的工买都不会允许非熟练工人与他结成平等的友谊。这是人际关系中的自然情感。“平等权利”是与自然相的，平等权利是与古老社会不相称的标志，是这些社会不可避免地衰落的开始。妄图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已经在几百年中成熟了的并由传统所强化的社会结构，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话。生命不可能为其他事物所取代。生命的尽头只有死亡。
说到底，这才是目的。我们没有寻求改变和改善，而是去破坏。在每个社会，退化因素总要沉沦到自己的尽头：精疲力竭的家庭，堕落的血统高贵的家族成员，精神和体质上的失败者和渣。只要看看那些集会、酒吧、游行和暴动中的人，就知道了，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弃儿，他们身上没有健康的本能，头脑中只有关于荒芜人生的争吵和报复，而嘴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器官。大城市的渣澤、真正的暴徒是所有意义上的底层社会，他们到处建立与伟大而高尚的世界对抗的反对党，并因对世界的仇恨而联合起来：政治与文学方面的波希米亚，颜废的贵族阶层（喀提林和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爱卡利蒂），不得志的学者，冒险家和投机者，罪犯和妓女，游手好闲者，心理脆弱的人，其中混杂着几个怀着一些抽象理想的可怜的热心家。对厄运进行报复的模糊愿望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荣耀与责任本能的缺失和对不劳而获与权重责轻的无限渴望，使他们走到一起。所有流行的运动和激进党派中的英雄都出自这种令人迷惑的环境中。在衰落的年代，“自由”一词具有了血腥的意味。自由的意思是：从所有文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各种模式和习惯中解脱出来，从感觉自己生活方式并暗中燃起对上层的怒火的人民中解放出来。骄傲而平静地承受着贫穷，默默地履行职责，为一项任务或罪责而自我克制，坚持自己的命运、忠诚、荣誉、责任、成就中的伟大：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屈从和侮辱”的长期遣责。
再次申明，与高贵相对的不是贫穷，而是庸俗。这个底层社会下贱的思想和情感利用了大都市里不再信任自己本能的无根的群众，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并满足他们的报复与破坏之要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无助的人群如此固执地通过口耳相传和书面文字与“阶级意识”和“阶级仇恨”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富人”和“权贵”—其真正意义被直接地倒置过来，而变成了罪犯与剥削者，直到最后控诉者将他们自己确定为救世主与领袖。所有的“人民权利”，对它的讨论都始自于失去良知的和被散漫的理性主义思想左右的上层，此刻在下层的“被剥夺者”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但从来都不是为了人民；因为，这些权利已经给了那些以前从未想过要求权利，也不知用权利做什么的人。二者都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这些“权利”指向的不是“人民”，指向的是那些自认为是“人民代表”的渣；一股激进势力在他们中间形成，其任务就是与文化的有形力量作斗争，并将大众置于公民权、新闻自由和恐怖政治等手段的监视之下。
这样就产生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对每种高级形式的无产者的深仇大恨，本质上是对文化的仇恨。虚无主义还是对社会的仇恨，社会是虚无主义的支持者和历史产物。每个人都将获得某种“形式”，都将掌握和接受这种形式，而普通人则受到形式的束缚，并因形式的管制而无法自由行动；那种机智、品味、传统的感觉应该属于一脉相承的和高度文明的人；在他们看来，责任感与自我克制并不荒谬，而是应该区别对待：虚无主义者大脑里充满着这些阴暗的怒火，虚无主义在早些时代只是畏首畏尾地出现在瑟赛蒂兹（ Thersites） W 之流的嘴里，但现在作为一种实际的世界观正在白人国家里广泛传播。因为时代本身已变得粗俗不堪，大多数人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自己被玷污到了什么程度。所有国会的恶劣行径，从事那些可使他们不劳而获的肮脏的商业交易的倾向，爵土乐与黑人舞蹈成为所有社会圈子中的精神发泄方法，女人打扮得像妓女，作家用他们的小说与戏剧中的嬉笑怒骂迎合潮流时的不遗余力，以及高贵而古老的王室家族里有教养的人也抛弃各种社会约束与由来已久的习惯而表现出低劣的品味：所有这些都在证明，粗俗的暴民正主宰着这个世界。
但是，当世界上一半的人对良好的教养和古老的习俗一笑置之时，因为这些人不再把它们当作内在必要之事，且不再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另一半人则正释放着肆意破坏的仇恨，对一切不能适用于所有人的事物、卓越但必须被摧毁的事物进行嫉妒。不仅传统和习俗，而且各种文雅一一一服饰的美、优雅和品味，从容的举止，典雅的言谈，肢体语言的控制，教化和自律一也激起了粗俗的灵魂的火焰。一张精心修饰的脸，一双纤细玉足在小路上轻盈而优美的脚步，都与民主制相冲突。对拳击赛和六日赛中的闲情逸致（otium cum dignitate）的偏爱，对优秀艺术与诗歌的欣赏，甚至对长满鲜花和珍奇异果的花园的喜爱，都是摧毁、打碎或扑灭的对象。文化，因为其卓越而成为敌人。文化的创造物不能为人所理解或内化，因为这些创造物无法被所有必将被消灭之人所用。
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潮流。没有人想到要把群众教育到真正文化的水平一一那会很麻烦，并且缺少某些基本条件。相反，社会结构将被夷平到平民百姓的水平上。普遍平等将统治一切，一切都将同样地俗不可耐。用相同的方法聚敛财富，在挥霍中获得同样的愉悦：面包与马戏一一不再有其他的要求，无需知道其他的事物。高傲、仪态、品味和对每一种内在等级的描述，都是犯罪。伦理的、宗教的、国家的观念，因孩子、家庭、国家权威而缔结婚姻：所有这些都是过时的和反动的。莫斯科街道的景象展示了自标，但不会使任何人想到正是这种来自莫斯科的精神已经征服了这里。布尔什维主义的故乡是西欧。自从可以任意支配伏尔泰和卢梭之流的英国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并在欧洲大陆的雅各宾主义中得到了有效地表达以来，西欧就一直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故乡。19世纪的民主制已相当于布尔什维主义：它只是缺乏实现自已逻辑结论的勇气。这种民主制只是从巴士底狱和要求平等的断头台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年一一一的理想和巷战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从那里到西方独裁政治倒台的另一阶段。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威胁我们，而是统治着我们。布尔什维主义的平等思想是将人民与暴民等同起来，它的自由在于从文化和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还有另外-种必然属于成熟文化的东西，那就是所有权（property）一想到所有权，庸俗的心灵里的嫉妒和仇恨就会疯狂地爆发出来。所有权的原初意义是古老而永久的占有，是从祖先继承而来的或所有者通过多年艰苦而投人的工作而获得的，并为了其子孙珍惜和增加财产。财富不是优越性的唯一背景，但首要的是，财富是优越性的结果和体现，其功能不仅仅在于获得财富的方式，还在于塑造和使用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化要素的财富所需的能力。尽管财富曾经被坦率地宣扬，但它还是在庸俗的时代遭受突然的谴责：财富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才能，一种很少人可以掌握的才能。因为财富也是存在差异的几代人长期训练的结果；那些积极进取的家庭一通过基于良好而强大的种族特质的自我教育一一偶尔会获得财富，但在实践中，仅仅通过血缘赋予的天赋而无需某些教育环境和先例为前提，从来就不会获得财富。这不是一个人拥有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拥有了什么和如何拥有的问题。仅以数量作为自身目的是庸俗的。一个人可以占有和希望占有财产以作为获得权力的手段一一这是一种经济成就从属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证实了古老的经验，即金钱属于战争统帅和国家领袖。这就是征服并夷平了高卢的恺撒所持的观念，也是搜取南非矿山并试图建立自已帝国的塞西尔·罗德兹（Cecil Rhodes）所持的观念。没有一个穷困的民族会取得辉煌的政治成就，只要这个民族将贫穷视为一种美德而将富裕视为一种罪恶，此民族便一无所成。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在海上和陆地上远征的古代日耳曼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但他们为了获得战利品而建造船只、征募随从。这种权力意志（ will-to-power）以国王的宽容大度为特征。这种权力意志与贪婪和吝啬对立，同样与暴发户的挥霍无度和对邻居女人的宠爱有加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不是关键问题。我谈论财产所有是因为它暗含着-一种文化传统。财产所有意味着内在的优越，标志着与所有人类阶层间的差别。关键在于这些财产应当被改造成一个个人的世界，并打上占有者个人的印迹。真正的财富是心灵，只有这样，文化才能获得灵性。不管你怎样看待金钱，用财富的货币价值来估价财富，要么是缺乏理解力，要么就是亵渎神灵。在占有者死后分割财富就是一种谋杀。这就是日耳曼民族的遗产概念：财产在道德上是一个不能分解的单位，渗透曾经管理它的所有者的灵魂，它也不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大量金钱。但谁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今天，谁会看到并感受到财产与金钱之间的那种内在的、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区别？真正的财产是那些与个人密切相关之物，就像日耳曼战士和他的武器之间的关系那样，他把武器作为自己的财产，并把它带到坟墓里，就像一个农夫与其祖先劳作过的农场的关系那样，就像一个古代商人与其承载着家族荣誉的企业那样，就像一个真正的工匠与其作坊和职业间的关系那样；简言之，财产的价值不能用文字表达，而只能用一种紧密的关系来表达，这种关系的破裂即意味着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财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永远固定的。财产紧紧地依附于它的所有者。财产有动产构成，并且不能仅仅以那些在数量上界定而本质上没有源头的“资产”来确定其意义。9因此，一些蒸蒸日上的家庭会寻找一处宅院作为真正的不动产的最初形式，而那些日渐衰落的家庭则尽力将宅院转化为现金。文化（Culture）与文明（ Civili-zation）之间的差别便在于此。
但“货币”是一种抽象概念，10一个市场语言中纯粹意义上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通过某种流通工具进行精确的测量。货币唯一的魔力在于，人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它一一无论是通过赌博和盗窃，还是通过政治交易和对他不曾占有的财产的投机一一一或者一次又一次地抛弃它。在这一点上，无产者与暴发户并无二致，这里也有着布尔什维主义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激进的政治家或投机者千方百计地获取意在炫耀的钱财。雅各宾新富，即自 18世纪的法国包税人开始的聪明金融家以及美国的百万富翁的华丽宫殿，都暴露了这种心理；古罗马也是如此，炫耀迅速积聚起来的财富召来了马提雅尔（ Martial）、尤维纳（Juvenal）和佩特洛尼乌斯（ Petronius）的冷嘲热讽。所有的财产当然要耗费在财产所有者自己身上，即便他们“建立”起某些东西、大方地“捐赠”或为其他人提供一份津贴：对他们来说，观众才是最重要的。除了能让整个世界知道它们的所有者外，财产还有什么用途？他们在消费中自得其乐。他们乐意扮演米塞纳斯（ Maecenas） ② 的角色，因为他们听说他就是那样“做”的，但他们不比慕尼黑那个叫维岑（ Wurzen）的做得更多-一他真是个俗不可耐的赞助人，简直就是古罗马特立马乔（ Trimalchio） ③ 的翻版。他们屋子里装满了自己不能欣赏的物品；重要的仅仅是这些物品的价格。与恺撒时代一样，此时每个艺术品商人都在靠艺术品贪婪地扩充财富。11但是，在阴暗的酒馆里，而不是古老的贵族在城里的住宅和古老的家族乡间的地产上，最索然无味的“浪费者”和浪荡子在美酒与豪赌中，把来历不明的财富和集体的薪水挥霍一空。但由于文化的原因，苦中作乐的传统正在丧失，对这种优越的嫉妒正折磨着所有心灵粗俗之人。这必须再三强调，特别是最近德国“民族”革命者像化缘的修士一样对普遍的贫困与肮脏怒吼，宣称对任何类型的财产的占有都是罪犯和不道德的，并与高级文化中拥有这种占有物品方面的特权的一切和在获得、维护及使用财产方面所拥有的超过他人的能力的所有人进行战争，这是因为他们嫉妒这种他们自己根本不具有的能力。高级文化与奢傻和财富密不可分。奢侈，文化中属于个体精神层面的不可或缺的环境因素，是所有创新时期的一个前提。例如，自前就不可能诞生伟大的艺术，这是因为真正的艺术生命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死去了。伟大艺术在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伟大作品的创造者可能会面的“社会”之中才能成长，而只会在艺术品商人、艺术批评家与假内行、“人民”或大众中间枯萎。集中在统治阶级和少数人手中的财富，是培养具有杰出思想的几代人最重要的基础，以一个高度发展的环境中的范例为手段，若没有这种环境，就没有健康的经济生活，就没有政治天才的出现。一个发明家自己可能穷困潦倒，但一个气巧不可能怀有发挥其全部天赋的伟大自标；事实上，他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天赋。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家和艺术家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自 1648 年之后成了一个理论家、诗人和音乐家的边疆民族，因为唯有这些行业才可能在没有金钱的情况下也能繁荣。
和今天一样，他们把浪漫的想象与真实的政治混为一谈，因为一个人不必为想象付出代价一除非成功。但财富（ wealth）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和1770 年“不太景气”的英国对应的，是非常富有的普鲁士。贫困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普鲁士贵族阶层最初是贫困的，因此与英国贵族相比缺乏政治家的品质；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他们都是在这个伟大世界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但尽管贫困，贵族阶层并没有感觉自己生活在贫困之中。1任何重要财产或收人的缺乏都不是不幸或苦难，尽管财产如此少地体现一般意义上的幸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某种对事实的思考，由于对比产生的差异感和嫉妒，使事实变成一种不幸。为了让人们感到生活的凄惨，必须让他们意识到命运的不公，而这一直以来是煽动政治家的兴趣所在。在丢勒（Diurer) 的纽伦堡，普通人心平气和地欣赏着上层阶级的光彩壮丽。这座城市的某种光辉在他身上折射出来；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历程依靠这种光辉，并深信自己在别的什么地方永远都不能感到幸福。正是这些真正的劳动者和艺术家，运用他们原始的逻辑，意识到财产首先意味着责任、管理和工作。但自 18世纪起，理性主义对人生、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观念开始流行，嫉妒很大程度上与善良而勤勉的劳动者的本性无关，是被底层社会的民主政治家和像卢梭之流的作家系统地培育起来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或满足自已病态的感觉。对他人财产一被称作“赃物”，无视其中的劳动和才干一的渴望被发展成一种世界观，并从下层产生了合适的政治纲领。
于是，社会革命从那时起就有了经济倾向，后者在鼓动家的理论中有所体现。这种倾向与经济系统的组织和目标无关，而是与经济系统的投资和产品的货币价值有关。为挑起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争斗，二者之间的对立被创造出来。依照这种观念，可以转化为金钱的“一切”都应该平均分配或共同占有；如果不能占有就毁掉它，以便不被其他人继续占有。这种感觉与思考的方式并不是出自下层社会，而是出于下层社会自命的代言人。这一切在古典时代均已出现，那时被称为产品平均分配，而今天叫做阶级战争和社会主义。阶级战争是社会的上层与底层之间的斗争，也是国家的领导者与来自底层社会的领袖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只是后者实现自己目的的对象与手段。衰老中的社会对此无能为力；此社会只好承受着敌人持续不断的残酷进攻，直到无产者专政的独裁政治出现才结束格拉古改革危机和喀提林阴谋一样的趋势。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些前提条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推理“白人”革命的全部范围、目的、持续时间和逻辑结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情；的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将我们带到决定性时刻的门槛之前时，这种企图才有可能。怀疑主义是历史观和历史洞察的第一个要求一一-正如藐视人类是加深对人类认识的本质要求一样。怀疑主义并没有处于事物的起点。
这场革命并非始于19世纪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更不是 1917年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自 18 世纪中期以来，这场革命就已经“永久性”（借用一个流行的词）地存在了。于是，自豪地冠以智慧哲学之名13的理性批评主义，开始将其注意力从基督教神学体系和学者们传统的世界哲学—只不过是没有形成体系的神学—转向实在的事实、国家、社会和经济演变方式。这场革命始于对国家、权利和统治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历史内涵的滥用，始于物质地把富有与贫困之间的不同解释为一种道德对立，而这种对立通过煽动而不是忠诚的信仰被坚持下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唯物主义科学—”一大约 1770 年代由亚当 ·斯密、哈特雷（Hartley）、普里斯特利（Priestley）、曼德维尔（ Mandeville） W和边沁等人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学假定人是经济形势的附属物，14并根据价格、市场和商品来“解释”历史。我们将劳动的概念归诸于政治经济学，不是将劳动作为生命的内容，而是将劳动作为工人用于交换的商品。15强大的个人和种族的成长激情和创造性的整个历史都被忽略了一—以支配和统治、权力和战利品为焦点的意志；发明的冲动、敌视、报复，对个人力量和成就的骄傲；同样，另一面还有嫉妒、懒情和下等人邪恶的情绪。只剩下用统计数字和表格体现出的金钱与价格的“法则”。
同时，苦修主义开始在衰落而智慧泛滥的社会中流行，这种社会为对自己的荒谬嘲讽拍手叫好。尽管对赞那维黎耶城（ the Chateau Gen-nevilliers） ② 里傻笑的宫廷贵族行使过皇家否决权，博马舍（ Beaumarchais)先生16 的崇拜者还是要上演《费加罗婚礼》（ The Marriage o fFigaro）③ ；伏尔泰先生的小说在伦敦到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争相传阅；贺加斯（ Hogarth) 的绘画《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席勒的《强盗》（Robbers）和《阴谋与爱情》（ I ntrigue and Love ）（这两部作品是革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优秀作品）一一决不在下层百姓中流行。至于上流社会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如切斯菲尔德伯爵（ Lord Chesterfield）的《一生的忠告》（ Letters），拉罗什福科（ La Rochefoucald）的《道德箴言录》（ Ma.xcims）和霍尔巴赫男爵（ Baron D’ Holbach）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 de la nature），在风格上都如此巧妙，以至于圈外人根本无法理解。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即使在中间阶级中阅读与写作也没有普及。17
只学会了发表演讲和撰写小册子的职业煽动政治家，反而更能看到这些作品的价值，这些作品是能鼓动大众的精彩口号的来源。1762年，英国因威尔克斯（Wilkes）一案而陷人骚动，他因在报纸上中伤政府而被判有罪，却因攻击政府而多次人选下议院。3在集会和有组织的暴动中，战斗口号是“威尔克斯与自由”，暴动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普选权甚至建立共和国。在这期间，马拉用英语为英国人写了《奴隶制的柳锁》TheChains of Slavery，1774 年）。 1776 年北美殖民地的起义以及其关于普遍人权和共和政体的宣言，以及其自由和结社权利，事实上都是这些年英国运动的成果。18从1779 年开始，在法国，出现了俱乐部和秘密社团，它们遍布全国，均以革命为目标，而从 1790 年起，以福克斯（Fox)和谢里丹（Sheridan） 4 为首的社团，致力于向国民公会和雅各宾写信并提出建议。如果统治英国的富豪们并不比怯儒的凡尔赛宫廷更具生命力的话，那么伦敦可能早在巴黎之前就爆发革命了。19巴黎的俱乐部，特别是费洋社和雅各宾俱乐部，在纲领上看，不过是英国人的翻版，这些俱乐部的分支机构遍布法国，到处煽风点火；在英国人逐步转化为“公民（citoyen）的同时，法国人之间的称呼也变成了“公民”（citizen）和新发明的词“女公民”（citizeness），并进一步接受了“自由、平等、友爱”的词汇和称呼国王的“暴君”一词。自那以后，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始终是革命准备采取的形式。正是在那时，出现了对出版自由和作为手段的公共集会的自由的普遍要求，公共集会自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心要求，即渴望免于古老文化的伦理约束。然而，这种要求一点也不普遍；只是那些鼓动家和作家有这样的要求，那些鼓动家和作家依靠这些自由而生存，并试图通过这些自由进一步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但古老的社会本身在精神（esprit）上迷失其中，与 19 世纪的庸人相对的“有教养的”阶级一一也就是这种自由的牺牲品-一将自由提炼为一种不容对其背景进行任何批判的理想。今天，当18世纪的期望和 20世纪的结局一起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被允许讨论这个问题。自由从哪里来，又为何而来？谁资助了报刊和宣传鼓动？谁由此获得了自由？这些自由到处暴露自己的真实面孔：自由是均等化社会里的虚无主义运用的手段，是底层社会向大城市里的群众灌输特别主张时所运用的手段，大城市人没有自己的主张，底层社会为自己的目的而承诺了美好的未来。20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底层社会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并将权力交到他们的剥削者手中之后，这些自由-—普选权是其中之一一—便被审查、压制且被完全颠倒。1793 年雅各宾派支配的法国，布尔什维主义者统治的俄国和 1918年德国的工会共和国，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对报纸的压制更强烈，是1820年，还是1920年？自由永远是那些希望牟取权力而不是废弃权力的人的自由。
在逻辑上，这种活跃的自由主义从雅各宾主义发展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些主义不是对立的思想和意志，而是单个社会运动的早期和晚期形式，即开端和结果。自由主义始于1770 年前后令人伤感的“社会政治”趋势：以阶级与地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将被破坏；社会将要“回归自然”，恢复到无差别的群体状态。阶级的位置将被无阶级的金钱和才智、出纳室和演讲席、算术家和办事员所占据；井并有条的生活被没有常规、礼仪、责任和尊敬的生活所取代。正是在1840年前后，这种“社会政治”趋势转向“经济政治”趋势。此时的替罪羊不再是贵族，而是从农民到企业家的有产者。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得到的承诺不是平等的权利，而是无产者的特权；不是人人享有的自由，而是城市工人阶级即“劳动者”的专政。但这并不表明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一一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唯物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一唯一的改变是革命方式。此刻，职业的煽动政治家为了阶级战争而将民族中一个特别的部分动员起来。最初在1770年左右，英国和法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将信将疑地靠了过来。1789年，本应该代表“民族呼声”的城镇和州县代理人的报告，全都由职业的空谈家杜撰而根本不为绝大部分选民所了解。这些阶级的传统根深蒂固，以至不能无条件地用作手段和武器。没有东郊的暴动一一首都里的暴民总是一呼百应一巴黎的恐怖统治便不可能发生。将问题看成是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不正确的。税率和税收属于国家主权。普选权被预设为一种对社会结构的打击。因此，国民公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不是职业煽动政治家可靠的追随者。他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重和自尊感。他们天性质朴，没有市偿的习气。他们勤劳刻苦并拥有一技之长；此外，他们希望将农场或作坊留给自己的儿子。纲领和口号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持久的影响。
就在 1840 年前后，在西欧以散发小册子、作演讲的方式进行步调一致的鼓动宣传2期间，煽动家们发现了可实现自己自标的更好的革命工具，即脱离了王地并聚集在北欧煤矿区2的产业工人。是该认清我们完全地窒息在政党政治家的战争中这一事实的时候了：不是“经济不景气”，“资本主义”已经为经济带来了“工人阶级”，而经济不景气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而是产生这种“洞悉”一切的观念的职业化宣传鼓动，正如这种观念所描绘的完全虚假的1789年以前受压迫的农民阶级的画面24那样一纯粹是因为这种观念希望借以得到农民阶级全身心的拥护而已。目不识丁的和受过一些教育的中间阶级时至今日都对这幅图画深信不疑。“工人”一词自1848 年以来便环绕着光环，而工人的意义和在运用中的限度从未被考虑过。“工人阶级”并不存在于单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之中25 ——因为，矿工、水手、裁缝的学徒、金属加工工人、侍者、银行职员、农夫和清道夫彼此之间具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工人阶级变成了—个政治事实，一个富于攻击性的政党，“工人”一词将所有“白人”国家分裂为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供养另一部分，并将自己的血液提供给一大群追逐自已私人目的的政党代理人、疯狂叫嚣者、新闻记者和“人民代表”。这就是工人阶级存在的目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一各种著作一直以来都在为这几个词寻找一个定义，但徒劳无果，因为口号是不能被定义的一一不是源出于任何事实，而纯粹是积蓄起来的挑战。马克思将这些术语引介到英国的机械工业中来，他没有从机械工业中得到这些术语；因此，马克思只有忽略所有从事于农业、贸易、运输和管理的人的存在才能做到。这幅时代画卷几乎与现实世界和它的居民无关，在理论上，南部与北方是相分离的，以里昂一米兰一线为界。在拉丁世界南部，人们的生存只需要很少的物品和很少的劳动，那里因为没有煤而没有工业主义，那里的思想和信念因种族而有所不同，那里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势头，这些人的理想口号是将大型国家组织消解为碎片式的、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群体，像贝都因人那样悠闲自得地聚在-一起。但是在北方，严冬使劳动更加辛苦，并使这种劳动不可或缺。那里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作斗争，由此产生了日耳曼民族的权力意志，以及组织大规模有机体的强烈欲望，而极权共产主义制度的自标就是在四海之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些北方的煤田在19世纪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于此，并积累了空前规模的国民财富，这便为国内和国外的宣传蛊惑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推动力。英国、德国和美国工厂工人的高工资，确切地讲是因为他们不再属于“饥饿率”的计算范围，打败了南方农业劳工的低工资，并只由于这种政党手段的“资本主义”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才击败傅立叶和蒲鲁东的理论。对他们而言，农民已经不存在了。作为阶级战争的武器，农民价值不大，不只因为在任何时候农民在路上都不能睡手可得，而且因为其财产与劳动的传统和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因此，农民被共产主义纲领的口号忽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人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后者越简单，人们越少注意到这幅蓝图之外还有多少东西。
每个煽动家都根据国家的阶级状况制定自己的纳领，以期按照其目标进行动员。在罗马，从弗拉米尼乌斯到 C.格拉古利用的是要求耕地的意大利农民。于是，前者分配了波河南部和高卢地区的土地，而后者满足了农民分割公地的要求。但格拉古又因农民而失败，他们成群结队地涌人罗马去投票，又必须回家收获庄稼。根据这次经验，秦纳和喀提林之流的煽动家不得不首先依靠奴隶，而且不辞辛苦地四处游说（像克里昂[ Cleon] 2 时代以后希腊城市里的煽动方式那样）各种出身的无一技之长的百姓，这些百姓在罗马街道上游荡，要求无忧无虑的生活：面包和马戏。确切地讲，在下一个世纪，这些群众必须通过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来争取，而自恺撒之后他们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世界帝国的统治陷于危机之中。这类追随者的地位越低下，就越能利用。因为这个原因，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没有尽力去影响那些熟练、勤勉而镇静的工人，而是去影响城市中的那些随时准备着抢劫与谋杀的懒惰的乌合之众。也是基于这一原因，自1918年进人失业高峰期以后，德国工团主义政党也没有认真地区别失业者与懒汉。那时，在向假定的失业者实施救助的同时，工人却饥肠，特别是农民，没有人急于去救助他们。疾病救助基金被成干上万的人当成一种逃避工作的手段而胡乱地使用。失业在其早期阶段是由马克思主义积极地促进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排除了工作中的所有快乐。一个通晓他的工作并为自已的成就而自豪的工人却不具有无产阶级性（proletarianism）。他是革命运动的拖累。他在为革命所用之前，他必须无产阶级化，过上凄惨的生活。这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次革命借此达到高潮而不是结束。
整个“白人”世界都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俄国人的发明、一个征服欧洲的威胁，这种观点实在肤浅。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于西欧，并无疑是1770年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最后阶段和政治理性主义的最后胜利的必然逻辑结果一一也就是说，布尔什维主义用空洞的理论体系和理想去支配现存历史的非分之想。在1848 年的 7月冲突之后，布尔什维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差一点就控制了整个法国。26只有军队能阻止它27，而且给予军队以精神支持的德国政策也可以阻止它。正是在那时，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在一个被围困的首都诞生，而不是在1917年的俄罗斯诞生，马克思后来一直将这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称赞为一种共产主义政府的可能形式。正是在那时，群众对反对者进行了屠杀，死去的人比法德之间所有战争中战死的人都要多。正是在那时，不劳而获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逃亡者、罪犯和恶棍、作家和记者，他们之中像往常一样有许多外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甚至还有德国人。但这是一次特殊的法兰西式的革命。这里没有提及马克思，更多的是蒲鲁东、傅立叶和 1792 年的雅各宾派。一个松散的大城市联盟（也就是其最低等的阶级)推翻并征服了无任何戒备的乡村与外省城市一一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拉丁式的无政府状态（ Latin anarchy）的征服概念。 1411 年屠夫卡博什（ Caboche） ① 和军事化的巴黎平民已经做了类似的尝试，而另一群“西方”平民用同样的口号在1917年的圣彼得堡完全地复制了同样的思想。然而，这次俄国革命“亚洲”的一面当时几乎没有出现，且尚未成功地克服苏维埃统治的西方共产主义方式，最早在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1772一1775 年）中就有所体现，起义军占据了整个上伏尔加河（Upper Volga）地区，甚至一度占领了莫斯科，危及沙皇专制。狂热地笃信宗教2的农民，包括整个哥萨克部落在内，杀死了所有落到他们手中的代表圣彼得堡的即欧洲式的俄罗斯人一一军官、行政官员，而首先是新兴贵族。他们本应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苏维埃官僚机构中的代表们，而他们的子孙也会高兴地接受今天发生的一切一一也许他们将来也会这样做。对这种欧式政府的仇恨由来已久，而当时的莫斯科越来越不能保卫自己；这种仇恨可以追溯到“施特雷利茨”（Strelitz)反抗彼得大帝的起义。西方的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这种与自己的思想方式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代表着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主义之间的差异，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白人”国家中暗中蔓延，并产生了这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他形式的主义在世界上所有有色人口中积聚仇恨，以对抗整个白人文明，这些革命潮流一起到来。
自1770年，特别是自1848年以来，西欧文明“社会”对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持什么态度？西欧文明社会早已经到了对自己的自由主义起源和赢得的诸如新闻、结社、集会的自由以及普选权等权利冷嘲热讽的阶段，并已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自由。就“社会”而言，我们这里所说是通常所称的英国“中间阶级”和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就是那些通常被忽略了的农民。2这个社会是呈献给未来史学家的写满耻辱的一章。虽然这个社会建立在诸如统治、等级与财产等基本的人类事实之上，但它还是要应付虚无主义者用屈服、“理解”、欢呼和支持对这些事实所发起的进攻。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杀是上个世纪的时尚。
必须再三重申，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在我们的时代，从文化向文明的过渡正在这个社会中发生着。这个社会的本能及其心理也是病态的。这个社会无力抵抗。这个病态社会因对自己的谤与分裂而自得其乐。从18世纪中期以来，这个社会越来越分裂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阵营一一后者只不过相当于与前者对抗时绝望地自卫中建立起来的反对派。一方面，拥有真正政治直觉的人并不多，他们能看清时局及其走向，从而阻止、缓解或扭转局面；这类人会形成罗马的西庇阿阵营（他的眼界启发了波里比阿的历史著述），英国的伯克、皮特、惠灵顿和迪斯累利，德国的梅特涅、黑格尔和俾斯麦，以及法国的托克维尔。他们设法捍卫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力量-一政府、君主、军队、阶层意识、财产、农民一-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也有理由去反对这些保守力量，并因此被当作“反动派”赶下台。自由主义者发明了这个词，现在又被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用在他们身上，因为自由主义者设法阻止自己行动的逻辑结果：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另一方面，城市才智几乎占据了一切，若非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并依据未来一一未来已经成为过去一一的力量，城市才智至少被尊为卓越的象征。
现在，新闻业已成为这个时代里最主要的表达渠道。18世纪的批评精神冲淡并减轻了平庸的知识分子的负担———我们不要忘了 oivecy意味着断裂、剥离和破碎。戏剧、诗歌、哲学，甚至科学和历史30都转化为社论与小品文，渗透着指向保守派和以前能引起尊敬的一切事物的厚颜无耻的偏见。“政党”成为社会等级和国家的自由主义替代物；革命以周期性的群众选举大战的方式提升为一个宪法程序，金财、智慧、甚至一—依格拉古兄弟的方法一暴力都可以在选举中派上用场；治理，作为国家存在的意义和责任，要么遭到反对与嘲笑，要么退化到政党事务的水平。但自由主义的盲自和怯儒仍然在继续发展。宽容被加之于城市渣澤破坏性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他们要求的。在西欧，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带着反叛的情愫在“美好”社会里出现，并广受女主人们的欢迎。在巴黎和伦敦，尤其是在瑞士，他们与他们的破坏活动都得到了刻意地保护。自由主义的舆论与牢狱里发出的诅咒–唱一和，自由主义的殉道者在监狱里憔悴，但对朴素的军人与警察等政府的保卫者没有一句赞美之词，他们在战场上经历着枪林弹雨，他们在履行责任时粉身碎骨、死而后已。31
社会主义理论家精心构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已被中间阶级接受了。而事实是，工人阶级与严格而技术化的各个行当一–从捕鱼到图书印刷，从伐木到操纵引擎一一毫无关系，而且工人阶级被嘲弄，勤劳而文受过训练的工人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社会主义理论家唯一的打算是确保这些劳动者和城市里的暴民联合起来，以实现倾覆社会秩序的目标。但自由主义主要的政治思想均围绕工人阶级展开，就好像工人阶级是～个既定概念一样。在自然主义名义下产生了一个可怜的文学与绘画流派，后者让污秽获得了美的魔力，又将粗俗的感觉与思想提升为一种有约束力的世界观。“人民”不再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共同体，而是起来反对这个共同体的部分城市群众。无产阶级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积极进取的资产阶级舞台上。自这个时代起，无产阶级就“现代化”了，并且有了自下而上看待社会的优势，具有了从餐厅工人或声名狼藉的街区看待社会的优势。在此期间，在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欧而不是在1918年的俄国，出现了对无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这个虚假与愚蠢各半的关键性概念开始深入到有教养的和半开化了的心灵深处：“工人”变成了现实中的人、真正的民族以及历史、政治和公共服务（ public care）的意义与目标。所有人都在工作，而其他人一发明家、工程师和组织者一一做的工作更多、更重要，这一事实却被遗忘了。没有人敢再提出将自己成就的等级或品质（quality)作为对其价值的评估。现在的工作像苦役一样只按小时计算。“工人”也是如此，他是不幸的穷人，没有特权、食不果腹又遭受剥削。“关心”和“愁苦”的字眼只能用在他身上。没有人曾考虑过自己的同胞不太富饶的土地、冰爸和霜冻带来的歉收和损失、出售产品时的担忧；也没有人考虑过大型工业区里家境悲惨的手工业者、处境凄惨的小商人、公海上的渔民、发明家、医生，他们深受苦难却无人知晓，每天都不得不在惊恐与危险中为衣食奔波。只有“工人”得到了同情。只有他得到援助、照顾和保障。他成了时代的圣徒和偶像，整个世界都在围着他旋转。他是经济体系的焦点、政治体系的宠儿。每个人的生存都与他纠缠在一起；民族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为他服务。无趣而臃肿的农民、懒惰的官员、招摇撞骗的零售商都成了被取笑的合法对象，更不用说法官、行政官员和商业领袖了，他们成了恶意戏谑的常用对象；但没有人敢把同样的视倾倒在“工人”的身上。剩下的全是懒汉和自我主义者；工人是一个例外。整个中间阶级都在这个幽灵面前祈求平安。无论一个人在-一生中拥有什么样的功业，都必须跪倒在他面前。他不会受到任何批评与指责。正是中间阶级成功地将他的这个概念“传播”出去，而很商业化的“人民代表”继续靠这个传奇为生。他们三番五次地向工薪阶层灌输这个概念，直到他们相信这个理论为止；直到他们感到自己真的被虐待和摧残，直到他们失去所有与他们的产品和自己的重要性相称的感觉。自由主义与蛊惑民心的潮流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采用的自杀方式。按照这种看法，社会是在自暴自弃。残忍而使人饱经苦难的阶级战争被发动起来对抗社会，却发现社会在帮助敌人锻造好精神武器后准备在政治上3 投降。只有保守派因素-一—像在 19 世纪时一样虚弱—能够，并在将3来也会，拖延这个结局的到来。
那么，鼓动者是谁？是谁鼓动并组织这群城市与工业区里的靠工资糊口的人，为他们拟定口号，用愤世嫉俗的宣传鼓动把他们动员到与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抗的阶级战争之中？不是勤勉刻苦并受到过严格训练的工人，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通信中轻蔑地称之为“游民”的那些人。恩格斯在1851年5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民主主义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暴民（ Communistic mob）；在 1851 年 12 月 11 日，又在信中写道：“如果乌合之众忘记了如何战斗，他们又有何用？”蓝领工人只不过是实现职业革命家个人目标的一个手段。蓝领工人投入战斗，是为了释放他们对保守力量的仇恨、满足他们追求权力的欲望。3如果只有工人才能被认定为劳动者的代表，所有国会中左派席位便会空无一人。在他们的理论纲领创始人和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中，没有一个真正在工厂里待过几年。33西欧的政治波希米亚由 1770 年革命自由主义中的相同要素组成，布尔什维主义在 19 世纪中期从中成长起来。不管巴黎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支持“资本主义”，还是在六月革命中与之对抗，无论“自由与平等”在1789 年是为保护中间阶级，还是在1793 年和1918年为了下层社会，这些运动鼓动者的目标和根本动机事实上都一样；现在西班牙的局势也许与未来将在美国发生的革命没有什么不同。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起义中的暴徒是从知识分子“暴民”中招募的，这些知识分子暴民在学院里的职业无法继续，他们的精神不合时宜，道德上又过于压抑。他们的“工人阶级专政”－—也就是在工人阶级的辅助下，实施他们自己的独裁一将是对那些快乐而成功之人的复仇，以作为安抚病态的虚荣心与庸俗的权力贪欲的最后手段，而这种贪欲同样源自于无法满足的自尊，亦即因堕落而迷失方向之本能的最终体现。
在所有这些法学家、记者、教员、艺术家和技师之中，最容易被忽视、最险恶的一类人就是堕落的牧师。宗教是个人与我们周围世界中的力量的联系，并在一种世界观、虔诚的信仰和对自制的态度中表达出来。教会是争取世俗权利的教士集团的组织。教会赋予宗教生活以形式，依附于教士的众生随即开始受教士的支配，因此教会注定成为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一一一国家、阶级或民族一一的敌人。在波斯战争期间，特尔斐( Delphi) ①的神职人员便站在薛西斯（Xerxes) ② 一边反对本民族的防御。居鲁士大帝（Cyrus） ③ 能征服巴比伦、推翻那波尼德（Naboned) 这个迦勒底人（ Chaldees）最后的国王，全凭马尔杜克神（ Marduk）的祭司们与他结成的同盟。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埃及和中国的历史中俯拾皆是，而在西方，当君主和教会、宝座与神坛、贵族与教士集团之间针对第三方的联盟，对双方有利可图时，它们之间偶尔也会休战。“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条深邃的格言适用于所有的宗教，却被每个教会背叛。但每个教会的生存现实与历史生活条件息息相关；教会通过政治权力和物质经济去思考；教会发动外交冲突和军事战争，与其他权力机构分享年轻与衰老、增长与衰退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就其在国家与社会方面的保守政策与传统而论，教会并不诚实，虽然教会不应如此。所有新教派本质上都敌视国家和财产、阶级和等级，并痴迷于众生平等。34任何已经衰老的、变得保守的教会政策，这也可能与其自身有关，总被诱导着与国家和社会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一也就是平均化的和破坏性的一扯上关系，只要传统与处于传统之中的暴民之间发生了冲突。
所有的神父都是人，因此教会的命运依赖于不断变换的人才资源。甚至最严格的挑选一巧妙地照章办事一也不能在社会退化和革命破坏的年代阻止庸俗的本性和思想的多变，甚至占主导地位。所有这样的时代，总有某些低俗的教士拖着教会的尊严与信念，蹭过党派政治的泥潭，与革命力量建立联盟，通过爱自己的邻居、帮助穷人等煽情的说教，怂惠下层社会着手破坏社会秩序一一正是教会命中注定要与之紧密相连的秩序。宗教是教徒虔诚的信仰。教会的价值就在于其神职人员的价值。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除了那群几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文书与布道中嘲笑权威和等级的蜕化了的神父，还出现了逃亡的修士富歇（Fouche) ② 和变节的主教塔列朗，两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弑君者与小偷，拿破仑一世的公爵和国家的叛徒。自1815年开始，新教牧师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和政党政治家。几乎不能称作一种宗教的路德教和根本就不是一种宗教的清教，都没有像这样推行任何破坏性的政策。个体牧师出于自己的自的而走进“人民”中间，并成为工人政党的成员，他们在选举大会和国会上发表演讲，就“社会”问题著书立说，最后变成了一个煽动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更加坚定地依附于自已教会的天主教牧师也被拉下水。教会开始卷人政党动乱之中，最初是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最后却成了这种政策的牺牲品。早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取向的天主教工会运动就在法国存在了。1870 年以后，德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并引起了对“红色”工会将在工业区里获得支配群众的唯一力量的恐慌。这个天主教工会立刻与这些地区达成协议。不管领导人之间的仇恨有多么深，所有工人政党都模糊地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的事业。
事实上，很久以来，利奥十三世（LeO I）的世界政治视野需要一个追随者，一个像科朴大主教（Cardinal Kopp） ②那样支配德国的牧师。当时，教会意识到自己是一种保守力量，它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已经与其他的保守力量一一国家权威、君主政治、社会秩序和所有制一一的命运联结到了一起，在阶级战争中无条件地站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对面，站到了“右派”的一方，而且教会能在革命时代仍屹立不倒全在于此。但变化来得如此迅速。精神规则已经动摇。神职人员中的乌合之众对教会的残暴统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些想要自保的人都不得不保持沉默以隐藏内心的软弱。教会外交，以前受上层人士的超然方式的指导，对几十年后的事物进行巧妙的预断，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让位给只顾当前政治问题的庸俗方法，让位给来自下层的带着卑鄙的诡计和华而不实的推断的民主主义政治宣传。思想和行动都堕落到四海为家的下层社会水平。对世俗权利的传统渴望简化为赢得选举胜利的说明书，为了物质利益而与其他“暴民”政党结成联盟，这样的野心实在可怜。曾经受到严格控制的神职人员中的暴民，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思想方式，压倒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神职人员，后者认为人的灵魂要比他的选票更珍贵、形而上学的问题比蛊惑着去抢夺经济利益更重要。几十年前西班牙人设想他们可以分离宝座和神坛的命运，这样的策略性失误不会再有了。但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教会一尤其是在德国，作为一种有着严格传统的古老力量，不得不为它在自已的信徒中急剧下降的影响力而付出沉重代价一已经卷入阶级战争，并与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德国有一种天主教布尔什维主义（Catholic Bolshevism），因为它隐藏在宗教面具之后，所以它比任何反基督（anti-christian）的团体更危险。
事实上，目前西方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都出自于基督教神学思想：莫尔的乌托邦、多米尼卡·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路德学说的信徒卡尔期塔特（Karlstadt) W和托马斯 ·闵采尔以及费希特的国家社会主义（ StateSocialism）。傅立叶、圣西门、欧文、马克思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都完全不知道，也根本不想知道，他们有关未来的梦想与蓝图最终都要回到神职道德家的愤慨和学究们的概念上，而这些梦想与蓝图已暗自渗透到经济推理和公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之中。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则和国家概念有多少能在亚当·斯密身上发现，而且一与相反的语言一起一一有多少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所有远离任何经济经验的经济概念的抽象思考，如果要勇敢而诚实地坚持，都必定以某种方式推导出反对国家和所有制的结论，这些唯物主义经院学者的短浅目光，使他们不能注意到自己一系列思想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有效的共产主义就是权威型的官僚政治。实现理想需要专政独裁、恐怖统治、武装力量、主人和奴隶关系的不平等、发号施令的人和服从的人。·但有两种共产主义，一种是轻信型的，被学说或矫揉的感伤所迷惑，远离并敌视世界，遭责飞黄腾达的恶人的财富，有时也遭责日暮途穷的善良之人的贫困。这要么使这种共产主义者处于渺茫的乌托邦中，要么迫使自己沉浸于苦行僧、波希米亚或流浪汉的生活，他们宣称所有经济成就都是无益的。另一种是有着现实主义政治观的“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希望通过追随者改造社会，因为他们的个性和票赋在社会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换言之，通过一些用来满足自已权力意志的这样那样的计划去吸引群众。但这也同样试图把自己隐藏在某些宗教的伪装之下。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由其奠基人，而是由他的革命追随者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彻底的唯物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主义。自理性主义时代伊始一一即自 1750 年以后一一就产生了有和没有基督教术语的唯物主义。只要一个人把贫困、饥饿、愁苦、工作和工资的概念（用富裕和贫穷、对和错的道德判断）混合在一起，并因此被引导加人无产阶级式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一一即金钱的需求一一之中，他便是唯物主义者了。之后，人们渴望已久的圣坛由党的书记处搭起，捐款箱也由选举基金来填满，而工会官员变成了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 ②的接班人。
这种晚期特大城市中的唯物主义是思想和行动在实践中的表现，无论与唯物主义相伴的“信仰”是什么。唯物主义是“从经济上”看待历史、公共和个人生活的方式，也是看待经济的一种方式。唯物主义不是关于职业和生活内容的事物，而是一种方法，通过唯物主义可以用最少的努力换来最多的金钱与快乐：面包和马戏。今天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已和他们的思想是多么地唯物主义。他们可能热心于祈祷与忏悔，并永远将“上帝”这个词挂在嘴边，35他们甚至可以通过神的感召和赎罪成为牧师，然而他们是唯物主义的牧师。与所有的道德相像，基督教的道德是放弃，而不是别的。36那些没有领会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意味着：不能将人生的苦难当作痛苦，并设法通过政党政治绕过人生的苦难。但这种格言决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选举宣传。唯物主义者更喜欢吃其他人一农民、工匠、发明家、实业界领袖一一用汗水换来的面包。但许多骆驼都可以穿过去的著名的“针眼”②，对“阔佬们”来说并不会太窄小；对通过罢工、怠工和选举索取高工资并缩短工作时间的人来说，他也能通过这样的“针眼”他因为自己掌握着权力而操纵着这一切。唯物主义是奴隶的实用道德：奴隶是低贱的，不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处境一一我们都命中注定在特别的时空中出生，而是因为他们从下往上看待这个世界。有人会用嫉妒或蔑视来看待富裕的国家吗？有人会认可一个根据他个人的出色成绩而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的人吗？例如从锁匠的学徒提拔为工广的创始人和所有者，或者憎恨这个人并设法把他拉下马吗？这就是考验。弃绝这种唯物主义是不可理解和荒谬的行为，这种唯物主义仅仅是个人和阶级的利已主义，是下等人思想中寄生性的利已主义，他们把别人乃至所有人的经济生活作为一种自标，从中他们可以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可能的快乐：面包和马戏。这种人把个人的卓越、勤奋、成就和成功时的喜悦看作是邪恶、罪孽和叛逆。这就是阶级战争的道德，这个道德将这一切都汇集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意义37）名下，将资本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仇视的自标，而另一方面极力将工薪阶层与大城市里的下层人联合在一条政治阵线上。
只有“工人”而不是农民或工匠被准许并被要求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工人自己独享权利却不担负相应的责任。其他人只有责任却没有权利。工人是特权阶级，其他人不得不通过自已的劳动为其服务。国家的经济生活为他而存在，必须仅以他的舒适为目标进行组织，无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分崩离析。那是一种世界观一一“人民代表”阶级和从教授到牧师的学术庸人所标榜的，依据这种世界观，社会的底层秩序正遭到破坏，以便他们能够被动员起来，满足领导者的仇恨和对权力的渴望。由于这种原因，素质较高且思想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与专政的支持者拉萨尔和把保卫祖国、家族以及财产作为工人阶级最崇高任务的乔治斯·索列尔（Georges Sorel) 相像，很难与马克思达成一致，并出于他们的真实意图而从不引征马克思的思想。
当然，这是诸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类型中最低级的一种，它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其终极目标是最不诚恳的；它被职业革命家非常残忍地用于获得操纵群众的权力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同样不太重要的是，理论为宣传提供了口号，或者理论将自己隐藏在非革命的（non-revolutionary）世界观后面。实际的思想和目的就是最重要的。庸俗地思考、感觉和行事的人不会因披上了僧侣的长袍或挥舞着国旗就会脱胎换骨。今天，无论谁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建立或领导工会或工党38，都必须很迅速地倒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综合概念下，谤、中伤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领袖、社会秩序、权威和所有制。他在自己的追随者之中会立刻发现作为阶级战争的经济系统的传统概念，如果他希望继续维持领导者的地位，他就不得不依靠这一概念。总而言之，拥有自己目的和方法的无产阶级利己主义是“白人”革命在一个世纪中摸索出的形式，不管它自称为社会运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也不管它的领导者是否坚称自已是基督徒，39都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从《社会契约论》1762年）到《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世界改良理论在理性主义扩张的第一个世纪里长盛不衰。40在那个时代，人们像苏格拉底和诡辩家们那样，相信人类理性及其能力的全知全能，相信人类能够控制命运和本能，并能够指挥和控制历史命运。甚至在林奈分类系统（ Linnaean system) ②里，人类被列为智人。人类身上的兽性被遗忘了，而 1792 年曾给了-个人类身上存在兽性的强烈提醒。人从来没有走出对历史的真实判断的怀疑论，所有时代的哲人都知道“人在成长中变得邪恶”。人们认为，各民族可以根据他们看待终极幸福的教条式的纲领而组织起来，至少这些唯物主义乌托邦的读者相信这些纲领一一尽管距离作者的本意有多远是另一回事。
但1848年以后，这-切就结束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变得最有效的原因之二是，马克思主义体系是终极性的。今天，谁要制定政治或经济计划来拯救“人类”都是过时的和乏味的。他几近于疯狂了。但这样的理论对白痴一—在列宁看来人类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白痴——的颠覆性影响仍然非常大（而且事实上，这样的理论在英国和美洲的影响也与日俱增），除了在莫斯科，那里仅有一次出于政治目的而假装信奉这一理论。
18 世纪70年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历史概念同样陈旧，二者都用“市场”“价格”“产品”等基本上属于同一类的概念，来推论千年的命运。这些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许多方面是相等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三帝国的梦想，第三帝国就像19世纪中期对“进步”的信仰那样，以某种方式寻找历史的终点。这就是对弗洛里斯的乔基姆（Joachim de Floris) W这样伟大的德国基督徒所坚持的第三王国（ Third Kingdom)概念的唯物主义模仿。41 第三帝国想在地球上建立极乐世界，所有穷人和可怜人的愚人天堂，越来越与“工人”密切关联。第三帝国将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悠闲的生活和永久的和平；通向第三帝国的道路是由阶级战争和废除所有制、摧毁利润奴隶制（interest一slavery）、国家社会主义和推翻所有有产者和财阀来铺就的。这是胜利在望的阶级利己主义，贴着“人类幸福”的标签，并在道德上极大地提高自己。
阶级战争的理想42 在 1789 年西哀士神甫（Abbé Sieyes） ① —又是-个天主教牧师！—关于第三等级的那本著名的宣传手册里第一次出现，此理想对准的是两个上层等级。阶级战争的理想从这个早期革命的自由主义形式合乎情理地发展到1848年布尔什维主义的晚期形式，这使斗争由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并不是为了经济生活，而是借助斗争的破坏作用确保政治目标的实现。如果“中间阶级”思想家在这种关联中发现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任何差别，他们肯定不能透过口号的远景而洞悉终极自标的最深处，这在两种情况下是绝对相同的。所有的阶级战争理论都是以动员大城市中的群众为目标来拟定的。能投入战斗的“阶级”首先要被创造出来。目标在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描绘出来，当时工人阶级专政的首次革命经历已经成为历史，但第一次经验同样可以称作资产阶级专政一因为它根本上是自由主义实施的经验。工人阶级专政是宪法、共和国和议会制终极意义所在。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专政在所有情况下都意味着煽动政治家的专政，而出于纯粹的报复，煽动政治家的部分目的是借助于组织化的堕落暴民去消灭各个民族，而其另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奴役他们以满足自已对权力的渴望。
所有的理想都是由那些需要理想的人创造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正如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和阶级战争的理想，是由这样一些人创造的，即努力获得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社会阶级的认可而没有成功的人，或发觉自已处在一个他们所不能进行的伦理标准之中的人。马克思是一个“破落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仇恨资产阶级。上述情况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律师、作家、教授和牧师：他们选择了一个不需要他们参加的职业。这是职业革命的道德前提。
众所周知，阶级战争的理想就是颠覆。不是创造新事物，而是对现存事物的毁坏。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目标。这是虚无意志（ will-tonothing）。乌托邦计划被设计出来，仅仅是为了在精神上贿赂群众。唯一严肃的意图在于贿赂的对象，阶级的创造物因系统的道德败坏而成为一种战斗力量。没有什么比仇恨更好的焊接工了。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说的是阶级嫉妒而不是阶级仇恨。因为仇恨中有对对手无声的承认，而嫉妒是底层对某种更高的事物不自然的一警，这种事物仍不被理解并无法得到，因而必须把它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推下来，玷污它、蔑视它。因此，无产阶级的未来图景不仅包括多数人的幸福，43那就是悠闲自得的幸福—还是面包和马戏—和享受这一切、不再有任何忧愁和义务的永久和平；首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图景还包括典型革命的低级趣味，即对那些曾经的权贵、智者、贵族和富人等少数人的不幸而沾沾自喜的机会。44所有的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未来图景一半是昨天的仆人在他们主人的桌子上狼吞虎咽，而他们的主人必须在一旁侍奉他们。
阶级战争的对象，在 1789 年是“暴君”（国王、地主、教士），在 1850年前后-一因为到那时为止的政治斗争已经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一—变成了“资本主义”。试图去定义这个口号，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一因为口号就是那样。资本主义不是经济生活的产物，而是意味着有一种道德内涵，即使不是半基督教（ semi-Christian）的意涵。45 资本主义旨在把经济的邪恶本质、优越的深重罪恶和伪装成经济成功的魔鬼呈现在众人面前。在某些中间阶级圈子里，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可以用在所有他不喜欢的、任何地位上的人身上，诸如成功的企业家和零售商以及法官、军官和科学家，甚至农民。资本主义并不是指“工人”或劳工领袖，而是指所有未因能力差别而失败的人。对所有不满现状的人和精神上的暴民而言，资本主义是那些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人的一个意义广泛的标签。
“资本主义”决不是一种经济形式或“资产阶级”的谋生方式。资本主义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和最原始的村庄里发现了资本主义。自18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从英国商人的立场上看待经济体系，后者确实是民族历史生活的个方面。46英格兰民族那时正专注于垄断世界贸易。因此，英格兰有了“店主之国”的美誉。但商人只是中间人。经济生活的存在是商人使自己成为社会重心的商业活动的前提，其他人都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环绕在他的周围。这种权力地位就是亚当·斯密在他的“科学”中描述的东西。这就是直到今天经济学仍基于价格和商业以及市场的视角而不是经济生活和行动人类的视角开始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此后特别是自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以来，劳动力也被当作商品，而工资被看作其价格。在这样一个分类体系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发明家以及农民的工作都没有占据一席之地。人们看到的只是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燕麦或猪肉。用不了多久，农民和手工业者就会被完全遗忘，而人类也会最终分化成两类人一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赚取工资的人和其他人，即“剥削者”。
这样，“人类”被人为地划分成两个阶级，即生产者和购买者47，而这两个阶级被阶级战争理论家错误地当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劳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然而，人们从没听说过真正的商人资本家。商人或农民成了看得见的敌人，因为他接受雇工并支付工资。概念没有实际意义，却有实际效果。一套愚蠢的理论的付诸实践，并不能被阻止。批判是一种体系的权威人士应有的一种技能一信徒总是缺乏批判力。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年龄相当、关系密切，在同样的世界观中产生并负有同样的使命。社会主义是底层阶级的理论。48科布登（Cobden) ② 的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学说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都诞生于1840 年的英国。马克思甚至欢迎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49
社会主义希望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商品一一也就是有偿劳动一一不考虑买方的购买力，并尽可能少地供给。因此，社会主义政党讨庆精细的手工劳动和计件工作，如果可能，他们便努力消除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在薪酬方面“贵族式的”区别。他们希望通过罢工抬升劳动力的价格——第-—次总罢工发生在 1841 年的英国50——最终，通过没收工厂和矿山，将工资的确定权掌握在将要掌握政府的劳工领袖的官僚机构中。这就是国有制的实际用意。社会主义把有天赋的、优秀的人通过工作获得财产描述成“偷窃”以激起足够的愤怒，因为这相当于不劳而获。于是，这种理论成了阶级战争学说的起点，从经济上看，这种理论是为了工人的选票而构建的，从政治上看，这种学说是为了劳工领袖的利益而设计的。这是一个短视的目标。庸人关于未来的眼光只能远到第二天，而且他们据此付诸行动。除了带来破坏，阶级战争不会有任何后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阶级战争都要清除传统的力量，并为底层社会力量的复仇和支配提供机会。除了胜利，还剩下什么，阶级战争何时才能结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关心过这些问题。
这样，自1840年以后，白种民族极端复杂的经济生活受到两方面的毁灭性攻击。一方面是来自上层的攻击，金融家和投机者的同盟，即“金融界”，通过债券、信贷和董事会将这种来自上层的攻击普遍化，并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业企业家（在他们之中很多以前是雇员，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才能而获得升迁）任其驱使。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雇主堕落为金融家的奴隶。他可能为经营- 个工厂而努力工作，但工厂正在被他一无所知的证券交易所里的投机所毁灭。51另一个是来自下层的攻击，是通过劳工领袖一手创造出来的工会发起的，坚定不移地破坏着经济有机体。前者的理论武器是科学的“自由”经济，在经济问题上塑造公众舆论，用自己的论据和决定来影响立法；后者的武器是《共产党宣言》，其原理同样是通过所有国会中的“左派”影响立法。二者都表现出纯粹虚无主义的和消极的“国际主义”准则。国际主义准则直接对准了依历史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政府和组成世界经济的国民经济的界限-一每一种形态、每一种结构都是一系列界限。所有这些界限都妨碍了金融资本和职业革命的道路。因此，这些界限遭到抛弃，并被定为破坏的目标。
但两种理论现在都已经过时了。所有能说的早已经说了。自1918年以来，两种理论都因各自的预言而遭到了彻底的怀疑。无论在纽约还是莫斯科，虽然两种理论继续被引用，但没有人相信它们了。世界革命在两种理论的阴影中开始。现在，世界革命或许已经达到高潮，但还远未结束，因为世界革命是那种不会受制于一切理论空谈的预设形式。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记录下世界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了。因为革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革命不再是威胁。革命取得了成功。革命已经获胜。如果革命的支持者与其他人的观点相左，或与自己惊悸的良心相抵触，那么这只是在永恒的人类历史中不懈斗争之人的命运的又一种情况一一不懈斗争之人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所达成的目标完全不同于设定的目标，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革命无需那么多的周折。
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所有白人国家都如此惊恐，以至于没有人能看清，或敢去看清楚这次成功的全部内涵；发起者没有勇气把世界革命算作自已的事业，“社会”里的其他人即残存下来的中层阶级，也没有直面真相的胆量。在与各种政治力量作斗争的过程中，从自由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之路的第一部分被切断了。今天，这些政治力量都已经被击败、摧毁或征服。我们再次看到，像格拉古时期的罗马那样，屈指可数的几个巨大而强悍的猛兽，也就是政治家和征服者，用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可能被一群小动物，也就是那些人渣，在短时间内破坏殆尽。古老而尊贵的国家形式变成了废墟。古老而尊贵的国家形式已经被不成体统的议会制度代替，曾经的权威、统治的艺术和国家的智慧都化为乌有。议会里那群商人政治家们的政党正争夺着赃物。王朝的贵族权威被每次都产生一批不能胜任国家事务的家伙的选举所代替。
这些政党中很多是集领袖人物的纲领与煽动方式于一身的工人党和工会（通过经济手段谋求政治自标，又通过政治手段追求经济自标），这为所有政党创设了新榜样。所有的政党都设法把大城市里的群众争取过来，向他们播撒同样毫无意义的希望，并用相同的责难答他们。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政党敢说自己代表着“工人”以外的民族中的任何其他部分。无论出于怯儒还是因为想赢得选举，政党都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工人视为-个特权阶级。政党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成功地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形象，把工人阶级变成一个最苛刻、最不满、因此而郁郁寡欢的家伙，把工人阶级与市井中的乌合之众一起抛进熔炉来锻造出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即一个“阶级”，以求在精神上培养其无产阶级特质一仅仅由于无产阶级特质的存在，革命的成功才得到保证，工人阶级将勤奋和成就鄙视为对“事业”的背叛，而工人阶级最大的志向就是成为群众领袖和革命中坚。
这些阶级战争是采取官僚主义政党的形式，还是工会的形式，例如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全国性工会和英国的一些类似组织，都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阶级战争是否采用巴塞罗那和芝加哥的拉丁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俱乐部，或者是否这些阶级战争像曾经在俄国和当前在美国存在的只在行动时才能看到的秘密活动，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些组织全都由控制着群体的职业煽动家和一群任人支配的追随者组成，后者不得不服务于没有充分理解过的终极目标，并为此目标牺牲自己。政府很早以前就变成这些人的执行部门了，这要么是因为群众领袖自己拥有议会权力，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因沉迷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思考、自由行事的勇气。
群众领袖在经济上也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利用政治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被忽略：阶级战争针对的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的组织力量和形式。自 1848 年以来，阶级战争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在这已经实现了。正如世人猜想的那样，今年及以后许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战争、革命、通货膨胀和清偿债务的暂时性后果。阶级斗争是计划好的。阶级斗争根本上是工人阶级领袖深思熟虑地工作的结果。阶级斗争更多的是基于谎言而不是思想。阶级斗争的影响只有通过对今天一切流行事物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被克服，而其中的很多影响将永远不会消除。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勇气将成为基本的要求，恐怕这种人会非常少。整个世界从未在国会、政党、演说家和作家的一般舆论面前显得如此儒弱。政治家全部跪倒在“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或可能有其他称呼的心悦诚服地受世界革命领导人驱使的人的面前。“工人的敌人”的遭责使所有政治家都不寒而栗。
那么，谁真正获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呢？当然不是任何国家，既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更不是美国。白人“劳工”也不是获得世界大战胜利的人，虽然白人劳工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先是在战场上抛洒鲜血，接着在经济危机中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白人劳工是其领袖们高尚的牺牲品。白人劳工为他们的自标而毁灭了自己。所有的国家中都有所谓的工人党和工会，但事实上，后者是工人党官员的工会，工人党和工会取得了统治权并正在统治着西方文明。或者因为此工会拥有的权力，或者由于被打击的中间阶级的恐惧，此工会发动工人阶级举行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投人一次又-次的街头战斗，并一次又一次地推翻国会决议。自1916年以来，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越来越迅速地依赖于这些工会，而且如果各国政府不想被颠覆就必须服从这些工会的命令。工会或者必须制造这些对经济生活的结构和意义的疯狂冲击，或者自己参与。这样的冲击统统是为了最底层的劳动者亦即体力劳动者的利益，即大举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对经营所得利润、传统家族财产、工业和小农阶级方面的破坏性税收。工会已经将社会洗劫一空。这是对阶级战争中唯利是图者的报酬。经济体的自然重心，即由真正的专家主导的经济决策，被一种造作的、非专家的政党政治决策所取代。经济平衡被打破，经济结构在崩溃。但这正是西方布尔什维主义几十年来公开宣称的目标，因此，经济灾难是一个策略性的胜利，尽管工党几乎没有质疑或旨在实现这种策略性的胜利。这种对资本主义的颠覆自1840 年以来就有先兆，倍倍尔对此颂扬有加，而对资产阶级的“末日审判”确实应当自然而然地带来盼望已久的工人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创造者和领导者的）专政。
我们认为工会并没有如此行事，然而工会真的没有这样干吗？且不说莫斯科，这个德国的工会共和国又是什么？德国、英国甚至意大利全国性的工人政党的执政理想不是经济的、官僚政治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吗？有创造性的经济思想的人们，即个人经济企业的推动者们，还没有成为世界经济废墟的平台上的独裁的牺牲品吗？对经济一无所知、只知道煽动宣传的政党领袖驱逐了经济领袖，即经济生活中的专家。政党领袖作为起草经济法规的官员进行统治，这已经取代了了解经济法规之人的自由决定；政党领袖成了无数委员会、仲裁院、仲裁会议、协商会议和专政者自称的任何形式的组织的核心人物，甚至在法西斯政府的社团部（ ministry of Corporations）也是如此。政党领袖以国家社会主义为目标，力图消除个人的进取心，追求经济“计划”-——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同一个事业：共产主义。不论“工人”是否被“老板”剥削，职业的“劳工领袖”最后都掌握了自己想要的权力，并能够替底层社会向那些出生之时就被赋予天分和自然优越并从上往下地看待事物和治理他人的人复仇。
我很清醒地意识到，大多数人将因恐惧而不愿意承认，几个世纪才建成的一切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是有目的地、深思熟虑地活动的结，果。但事实确实如此；这里有这一事实的证据。马克思那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刚刚意识到这些的时候，这个过程便在西北欧开始了，那时工业对煤炭的依赖成为经济生活的关键因素。各国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均依赖于经济繁荣。就英格兰而言，这已经是事实；德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将世界勾划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纯理论家，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地方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但没有煤矿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如何与这几个国家保持一致呢？还有法国，更不用说俄罗斯了52。这些阶级战争的空头理论家的眼界一直都是令人惊奇地狭窄，这一点直到今天也很少被意识到。在他们的经济研究和预言中，他们把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包括在内了吗？他们有没有在热带殖民地的有色人种工人身上浪费一点脑筋呢？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被忽略的人，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人为什么会被理所当然地忽略？他们谈论着“人类”的未来，却不将整个星球纳人自己的视野，他们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打算去破坏其政府和社会的那几个欧洲国家。
然而，在这些情况下，这些政治领袖看到，先让欧洲国家的组织化生产陷于瘫痪，接着进行进一步的有计划的攻击，最终摧毁其工业的生命力，是可能的。首先要做的是，强行降低工厂里的工薪阶层相对于行政部门、发明家和工程师们等高级工作的日工作时间（开始时仅限于他们）。53
18世纪的日工作时间总计超过十二小时，虽然这没有被法律确定下来，但却成为了北欧农民和工匠的惯例。英国在 19 世纪之初将日工作时间限制到十二小时，大约 1850 年前后因《十小时法案》（Ten-HourBiLl)①而再次减少，这偶尔也会遭到工人们自已的激烈反对。54 当法案最终通过时，革命人士把法案当作工人阶级的胜利和工业遭受的挫折，并对法案倍加赞赏。人们深信这种打击将是致命的。自那时起，所有国家的工会都试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来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并将这种法规扩展到所有靠工资生活的人们身上。到19世纪末，日工作时间的上限是九小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是八小时工作制了。今天，在我们接近20世纪中叶的时候，每周四十小时是革命要求的底线。同时，自从对星期日工作的限制执行得更为严厉以来，个体劳动者很可能只投入了原来他必须出卖的“劳动力”的正常数量的一半。因此，“工人”是唯一工作的人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得很勉强了，因为工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
这就是以一种伪装的、缓慢渗透的形式进行罢工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首先通过这种商品的价格亦即周薪只涨不跌的事实而获得了意义。现在，工作的真正产物即“价值”不具有独立性。从工业劳动力的有机整体中得到的结果是，控制和协调操作、原料获取、产品销售、投入与产出和规划与配置、新的可能性等的行政工作越来越重要。总产量依靠的是订单和脑力劳动的数量，而不是体力劳动投入的多寡。如果没有收益，如果产品滞销，那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将一文不值，还会血本无归。这也会发生在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但是，通过工会的活动，体力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已经被从有机体的单位中排除。工会由政党领袖而非经济领袖来安排，如果经济领袖没有答应也不愿答应，工会便通过罢工、怠工和在国会上施加压力来实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相比，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活跃在经济体系中的每个人都依据其经济地位而获得自已的收人一一以赚取工资为生的工人除外。他要求通过党派政治来确定工资水平，并为此而战，即使工作荒废、利润削减、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也在所不惜-一直到工厂屈服，一种恶意的胜利感在劳工领袖之中传播开来，他们在走向最后目标的途中又一次赢得了胜利。
在阶级战争理论产生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再次真正地相信此理论，人们怀疑起初设计和发动这些破坏性工作的领袖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后果。然而，多年来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和方式，由此，他们注定会不断地努力去减少工作时间并提高工资。这证明了他们在工人党心目中的能力。今天，如果最初教义的意义被忘记，信徒的善良之心也正在消散，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可以追溯其他原因：一种新的煽动手段，即发现了可以加在资本主义头上的一种新发现的冒犯工人阶级的罪状。
“剩余价值”学说一度用于支配群众不发达的理性：工业生产的所有产出等于实际的体力劳动的价值，并毫无疑问地照此分配。为维持工作，除去原材料、工资方面的支出，工厂主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利润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一这分明就是抢劫。管理人员、发明家、工程师，他们都没有做任何工作；如果做了，像他们从事的这种脑力劳动也相当于什么都没做，没有真正的价值。这同样具有“民主主义”倾向，藐视并破坏所有质的区别而只通过量来判断，即使在手工劳动中也是如此。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贵族”式的区别，毫无疑问要被废除。二者都应接受相同的报酬。计件工作与超额生产被冠以对事业的背叛。这种观点已经取得胜利，特别是在战后的德国。这种观点消除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室息了提升技术的动力，因此也降低了总产出。我们从现在莫期科盛行的实践看，这些全都是虚无主义的破坏意志（ will-to-destruction）。一旦“目标”得以实现，1840年的局面就会在各个方面重现：长工时、低工资；熟练工与非熟练工之间的报酬的差距将最大化，甚至比美国的还要大，还要雇用外国的工程师来替代他们自己的已经被消灭的工程师，这是因为根据他们的原则，工程师们除了剥削工人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他们的价值直到后来才被意识到。
工人有权占有自已劳动的“全部价值”亦即相当于企业的全部收益的观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这至少为涨工资的要求提供了一个自然的限度。但自 70年代起，与这一观念一起而且是从上述观念那里出现了与之大相径庭的理论方法，即通过劳工组织的政治压力推动工资上涨。这种理论方法不再是一个被经济体系决定的、有利于一个阶级剥削限度的问题，而只是政治、议会和革命力量限度的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乎所有“白人”国家和1918年后的德国，各种工会组成的辅助政府与立宪政府赫然同时存在。这些政府的任务主要是用工资迎合选民，并通过授予他们进行统治的许可来从“资产阶级”国家中赢得这样做的权利。被所有政党领导者操纵的“工人阶级选票”变成了与那些胆敢在国会上侵犯他们的所有势力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这样，因为不再有任何自然的、经济的限度，政治工资（political wage)成为既定事实。政府一定要支付的工资税（ wage-tariffs），也要由工人政党敲定，而不是通过经济上的计算。工会的高税收变成一项权利，没有哪个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府敢触动或怀疑它。政治工资不久便超过了劳动的“全部价值”。政治工资驱使“百人”国家的工业不顾一切地去自助和自卫，并将其置于复杂的局面中，其结果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世界经济灾难。“工资布尔什维主义”（Wage-Bolshevism），通过罢工、怠工、选举和政府危机来运行，消耗了国家经济生活太多的血液一不单单是德国-—又通过所有能想到的狂热行为来弥补这些损失。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我们能评价这个工资专政（ wage-dictatorship）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压制之前，“政治工资”一词的内涵是多么广泛。政治工资远不止货币报酬，还包含了“工人的”整个生存利益，工人身上的负担，后者被取走，并加到“其他人”肩上。“工人”已经变成社会和国家里的退休人员。像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人类都不得不与命运无数次的操弄抗争一一或者向命运的操弄屈服。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关切（cares），为自己担负全部责任，在所有危险降临到他身上并威胁到他的目标时，他必须责无旁贷地让自己做出扶择。没有人梦想以他人为代价将农民从歉收、牛病、火灾和市场危机的结果中解脱出来；或者减轻工匠、医生、工程师、小商人和科学家所遭受的经济崩溃的威胁，以及因为资格不足、疾病或事故而无法胜任工作所带来的痛苦。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处理这样的事务，付出代价或承担后果，是乞求他人还是自甘堕落，任由他自己选择。这就是人生。为自己投保险以防年老、变故、疾病和失业一一简言之，用各种可以想到的方式对抗命运一—这种渴望是生命力萎缩的一个标志。失业保险始于德国，现在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嵌人到所有“白人”国家的思想中。灾祸的受害者不力求自救，而是乞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胜利的最初的德意志个人主义乐于承担义务的天性，和与命运作斗争即爱命运（amor fati) 的本能之间是有区别的。所有其他人都在依据自己的胆魄、运用自己的力量去逃避或面对无法预料之事；只有“工人”无需做出这样的抉择。只有他能百事无忧，因为其他人会替他考虑、代他行动。这种免除所有义务的退化效应（degenerating effect），看上去就像富有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的后果，55已经突然降临在整个工人阶级头上，特别是在德国：一有任何苦楚的迹象，德国人便向政府、政党、社会，或在任情况下，向“他人”求助。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已如何做出决定，如何在真正忧虑的压力下生活。
但这意味着为了下层人的利益而将一种长期的负担加在社会高级工作上。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工资一对抗命运的各种保险，工人住宅的建设（没有人考虑过农业工人的需要），运动场、疗养院、图书馆的建设，以及有关食品、铁路旅行和娱乐活动的特别条款一一全部由“其他人”的税款直接或间接地为工人支付。这事实上是政治工资的一个实质所在，而这却很少被人注意。同时，按数量分配给我们的国民财富成了一个经济学神话。像“资本”一样，国民财富是从经济事业或带息股票的市场价值的收益中计算出来的，当加工企业受到高工资负担的威胁时，国民财富便随之下降。一家因此而关门大吉的工厂，除了一堆废铜烂铁，不再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在工会组织的专政之下，就增加工资、税收和出于社会目的的拨款而言，1925一1929 年四年中，德国的经济体系必须承担每年1 822 500万马克的额外支出。56这意味着这-项就花费三分之一的国民收人。一年后，这个数目将超过200亿马克。与此相比，20亿马克的赔款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危及了德国的财政状况和货币流通。政治工资拖了经济体系的后腿，在工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成为问题之时，这甚至还没有受到重视。政治工资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没收。
工作有高低之分。没有什么能否认或改变这一事实。这是文化存在这一事实的体现。一种文化的发展阶段越高，它的创造力就越大，各种类型的支配与服从行为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政治、经济以及艺术领域都是如此。因为文化是有秩序、有智慧的生命，一种需要更高级个性的成熟的和自我完善的形态。某些工作要求个人必须有一种内心的召唤（inner call），而另外一些工作就是去干活，因为这种人除了能干活而外，无法谋生。有的工作只有少数杰出人士才能胜任，而有些工作只有就持续时间和大小而言才有价值。无论工作是哪一种，都是一个人注定要做的。这就是命运。理性主义者或伤感而浪漫的平等对话都不能改变命运。
全球的劳动产值每个世纪都在增长。西方文化对此负有责任，因为西方的产值就相当于世界的产值。西方的产值在宗教改革时期是十字军时代的很多倍，而在18世纪又增长到更大的规模。为满足有创造力的领导者的工作激情，西方的产值对低等的大规模劳动力的需要必然变得越来越大。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产阶级革命-一自下而上地看待不为自已拥有的和不能理解的文化一一才试图去破坏文化，去做无需“高质量”的工作，甚至不做任何工作。如果不再有人维持西方文化-——在他看来，他们是一种浪费和多余一一工作机会将减少，任何人都能干的低等工作受到的冲击最大。我曾经在一篇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中读到，当巨额财富的占有者被消灭的时候，非凡智慧的拥有者也将步其后尘。真正的创造性工作对这种人来说是一种烦恼。他们增恨创造性工作的优越，嫉妒它的成功，无论其结果形式是权力还是财富。对他们而言，一位医院的女佣要比主治医师更重要；农夫也比改善谷物和培育良种牛的农场主更有价值，锅炉工也比机车的发明者强。用尼采哲学的话说，经济价值的重新评估已经改变了方向，从群众的观点看，任何价值都将自身转化为金钱和报酬，低级的集体劳动应当比那些不同凡响的人物完成的高级工作得到更多的报酬一一这一切正在进行着。
还没有人真正地理解这种结果。这个被工党领导者和怯儒的中间阶级争先恐后地恭维和娇惯着的“白种”工人，正在变成一种奢侈的动物。让我们别提和“富裕”的百万富翁之间的愚鑫比较了一这种比较不是住在宫殿里有军队保卫、仆人侍奉的人的问题。还是拿一位现代产业工人的个人生活费用与-位自耕农相比较吧。大约在1840 年，二者的生活方式几乎相同。今天，前者的工作远比后者少。但与从鲁尔区到宾夕法尼亚的金属加工工人相比，农民的吃穿住行真是太寒酸了，无论他们在波美拉尼亚，还是在约克郡或堪萨斯，在生活费用特别是娱乐活动上的花费更是如此。农民会立即提出这样的看法：他得用双倍的辛苦才能享受一次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要一直担心歉收、销路以及债务。作为最低生活标准并在北方大城市里被认定是“贫困”的生活水平，在一个小时的车程后的村庄看来已近乎奢侈一一更不用说仍然存在着朴素的有色人种的南欧地区土地共产主义（land-Communist）的生活方式了。工人阶级的奢侈是一个事实，但谁为此付出代价呢？不是他们已经付出的劳动。他们劳动的产值远不值那么多。是不得不工作的其他人，即一国之内的其他人来支付。全都是傻子一一-如果福特（Ford)对他的所说所写是认真的话，他也算一个傻子一—傻子才会相信工人购买力的增加会保持经济生活水平。格拉古时期以后，罗马城的那些无业游民就是这样做的吗？谈论国内市场的人们无需考虑它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检验一下这个“白人”工会的新教条：向工人支付的不是金钱，而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火车头、化学制品和铺路石，让他自己去销售这些产品去吧。
工人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产品。他会惊奇地发现这些东西有多么不值钱。人们应当知道，相同的文化等级，相同的知识趣味，是明智地消费和通过出众的成就赚钱所必需的。奢侈可以让人优雅，也能使人落入俗套，而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奢侈是莫扎特的歌剧和歌舞喜剧之间的差别，但奢侈工资（luxury wage）绝对不是满足奢侈生活优雅的渴求的补充物。只有一个社会中上层的购买力才能使高质量的工业成为可能。像在古罗马一样，下层社会只不过养活了一个娱乐业而已。
但是，大城市里这种庸俗的奢侈-一很少的工作，很多的金钱和更多的娱乐一一对乡村勤劳而朴素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影响。他学着了解他们的父辈从来都没有梦想过的需要。当一个人面前有一个反面事例时，很难做到自我克制。离开土地的迁徙开始了：首先是农业工人和女仆，然后是农场主的儿子，最后是面对扭曲的经济生活而不知道是否或如何才能维持父辈遗产的整户整户的人。这个阶段的所有文化都是同样的。没有事实能证明，汉尼拔时代之后的意大利人口是因为大地产而减少的。这是罗马帝国上上下下追逐“面包和马戏”的结果，只有当土地失去人口而变得一文不值时，依靠奴隶的大地产庄园才能发展起来。57否则它早已成为一片荒野。农村人口的减少，在英国开始于1840年，在德国开始于 1880 年，而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则开始于 1920 年。农民厌倦了没有工资的工作，恰恰城市向他们提供了无需工作的工资。他于是离开农村，并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在这件事上，工人自己是无辜的。他没有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奢侈的，而是恰恰相反。像所有不劳而获的特权人物一样，他变得卑鄙与贪婪。昨天还是奢欲的目标，今天就变成现实了，到明天又坠人大声求救的困境。当劳工领袖指定一个人去参加阶级战争的禁卫军时，便对他宠爱有加。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他在道义上被作为这个目标的无产阶级；如今，为了相同的目标，他被鼓励着希望他在某一天不再是无产阶级。但两种情况都一样，政治工资的不合理水平导致越来越多的东西变得不可或缺了。
这种已经变成经济中的一种自变量的工资还能继续支付吗？拿什么来支付这些工资？由谁来支付这样的工资？仔细的审查表明，经济效益的概念在工资被迫上涨的压力下已经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变化。只有健康的经济生命体才是多产的。只要工资涉及的过程在功能上依赖于利润，就会有正常而自然的利润。一旦这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变量，成为任何生物体都不能禁得起的不断失血，那么-种病态评量经济运行的方法便开始使用，一个纵横于市场的种族若想免于崩溃与流血致死就必须保持优势，并在提高税收和间接征税的社会捐赠的同时快速提高工资。提高产量的狂热速度，主要来自经济生活中的这种秘密创伤。购买奢侈品的刺激通过各种形式的广告得到扩散；有色人种中间的海外市场通过武力来扩大和利用。运用军事手段来保护市场区域，并使它们起到市场的作用，这就是大工业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因工业界的领袖维持自身利益的强烈愿望而加强，而他们不得不在劳工们长期的政治工资压力下苦撑。从那时起，只要在“白人”世界的任何地方出现了真正明显的工业“复苏”，工会便提出新的工资要求，以保证他们的追随者从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利益中受益。当德国停止支付战争赔款时，工会便立刻声称这些“节约”下的支出必须由工人阶级分享。奢侈工资的自然结果是生产成本的增加一一—货币价值却相应降低一一这也有政治干预，通过法令维持或降低销售价格以保证工资的购买力。这样，1850 年英国废止《谷物法》Corn Laws ）这件事情是工资增长的伪装形式。其后果是为产业工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农业工人的利益。从那时起，各国都试图或事实上在执行这样的法案，这部分地归因于银行家和其他“专家”们可笑的经济宣言，即世界应当分成农业国和工业国，以形成一个切合实际的“世界经济”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的农民阶级的境况便无人关心了。农民阶级是工人党政治的基本对象，即工人党垄断性利益的敌人。所有劳工组织都对农业工人怀有敌意，无论这些组织承认农业工人还是争取农业工人。类似地，煤炭和钢铁的价格不考虑提炼成本而由议会强行确定，虽然这与那些工资关系密切；工人阶级的各种特惠价格也被强调，并通过提高“其他人”的正常价格来弥补。如果这损害甚或摧毁了市场，那是企业家的私人事务，而他们的地位动摇得越厉害，工会越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
这种阶级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生产工业对“信贷”和“资本”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也就是对虚拟货币价值的需求，后者只有在人们相信它们存在时才存在，当很小的疑惑出现后它们便以股票交易所崩盘的方式消失不见。用虚拟价值（phantom values）置换损失掉的实际价值是一种绝望的尝试。这种新式而灵巧的融资方法开始盛行，企业通过它获得资本，同时也被银行控制了，银行不仅提供贷款，而且在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幽灵似的、四处游荡的、虚幻的金融资本。旧式的家族企业越来越迅速地转变为股份公司，成为流动资产，结果募集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填补股票流通中收支的缺口。生产工业的债务一一因为股票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债务一达到难以置信的规模，当它必须为此支付利息和工资时，对后者的威胁便显现出来，阶级战争最后的武器被搬出来：要求由政府没收工厂。用这种方法，工资无疑从资产负债表中退出，并被当作由执政的工党随意确定的国家工资（state salaries），国家中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将因为国家工资而被财政布尔什维主义征用。
自1900年以来，这种奢侈工资最终的决定性结果变得越来越明显。农村渐渐变得萧条，更多的人涌人“面包与马戏”的城市，并诱使工业扩大它的事业一毫不顾及随之而来的产品销售问题。在 1900 年至 1914年间，1500万乡村人口从南欧和东欧移民到美国，而那里的农业人口已经在减少。58北欧也有大致相同的人口进行了国内迁移。例如，1914 年勃利耶（Briey)矿区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就比法国的矿工多。于是，奈梅希斯（Nemesis）从阶级战争领袖们未曾考虑而且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的方面突然袭击了这一进程。
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之杰作的北方“白人”国家的工业体系既爱又恨。他只对这种国家工业体系的家乡英国、法国和德国感兴趣，而他的接班人又把这种观念当作所有战术布局的正统前提。但世界远非一一个谦恭而盲目地吸纳小小的北欧出口的地区，它要广阔得多。白人劳工群体不是通过工业本身生存，而是北方强国的工业垄断。只有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政治工资的支付才不会导致直接的灾难。在工人阶级对抗社会的阶级战争之外，在白人国家的战场之内，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种族战争刚刚抬头；没有一个劳工领袖曾经预见到这一点，至今没有人已经意识到，或敢于意识到它的发展的致命性和无情性。白人劳工之间的竞争已经被工会组织和工资税抑制。自 1840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产业工人与农业工人生活水准之间的差异，还没有出现危险的迹象，因为所有政治经济的规则—关税、税收、法规—都是单方面的，即由工业工人制定来对抗农业工人。但在新的斗争中，有色人种工人的生活水平与白人工人阶级的奢侈工资之间形成了竞争。
有色人种工人的工资与白种工人的工资有很不同的等级和起点。它们是规定好的，而不是争取来的，如果有必要，还会遭到武力的控制。这不叫“反动”（reaction)或“对工人阶级的不公正”，而是殖民政策；至少完全赞同此举的英国工人已学着从帝国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在争取作为工人工资收益的“全部”价值时，马克思试图忽略这样一个应当被更忠实地注意并重视的事实：北方工业的收益包含着热带原材料的成本-—棉花、橡胶、金属一—–反过来，也包括有色人种劳工的低工资。因此，白人劳工多得的报酬依靠少付给有色人种劳工的工资。59
俄罗斯人为自己的摧毁策略而感到骄傲，通过此政策打击了“白人”经济体系的生命力：也就是说，打击了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的障碍一一如有必要，可以让他们家破人亡（像在1923年的莫斯科）。但事实上，这种方法已发展了很长时间，无需任何强制便遍及全球，其罢工有震撼性的效果，却对西方工业主义的品质以及白人工人阶级真实的生存状态影响不大。俄罗期人真的如此盲目教条而不能看到这种情况吗？或者他们是亚洲人种族意识中灭绝意志（ will-to-annihilate）的使者，亚洲人的种族意识正在苏醒，并意在消灭西方文明民族。
在南非矿山上，白人和喀非尔人（Kaffirs) @ 并肩工作：白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小时两先令，而黑人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小时只有一先令。这种荒唐的不均衡是通过白人工会维持的，此工会禁止有色人种劳工自己组织起来的任何企图，并向他们的政党施加压力，以防止白人被全部驱逐，虽然这明显是个借口。但这只是白人与全世界有色人种劳工之间一般情况的一个例子。日本工业正用自已的低工资把白人竞争对手赶出南亚和东亚的每个角落，并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60印度的纺织品在伦敦随处可见。在这同时，一个令人恐惧的事情正在发生。直到1880 年，只有北欧和北美的煤层得到了开采。现在，每个大陆都发现了并开采着煤矿。白人劳工对煤矿的垄断已经消失。更严重的是，工业因水力、石油和电力传输而得到空前的解放。工业现在可以自由移动，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工业从白人工会专政的地区远远地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自 1900 年以来，西方工业的扩散达到高潮。考虑到要“更靠近消费者”，英国的工厂便在印度设立分厂。这是其初衷，也是西欧奢侈工资导致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后果。美国的工业已经越来越多地从芝加哥和纽约转移到南方的黑人地区，也不会在墨西哥边境那儿停下来。中国、爪哇、南非、南美洲都正逐渐变成工业区。高度发达的技术持续地向有色人种地区迁移，而白人的奢侈工资变得只剩下理论意义，因为不再有那种能赚取这种工资的工作。
到1900年时，危险是巨大的。“白人”经济体系的结构已经被颠覆。在政治工资、人们可容忍的工作时间的减少、海外市场饱和以及白人劳工政党的管辖区域之外出现的外国工业区等重压之下，白人经济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历史的剧变中有垮掉的危险。1870 年之后难以置信的和平，因政治家无从做决定的恐惧而散播到整个“白人”世界，61维持着与飞来横祸相对的普遍错觉。危险即将来临的悲观预兆，没有被注意或被认真考虑过。一种宿命的、肤浅的、几乎是罪恶的乐观主义一-始终不渝地信仰进步，恰如那些人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主宰着工人党和工业界的领袖们，更不用说政客了，并在虚拟金融资本带来的病态通货膨胀中找到了支持全世界把虚拟金融资本当作真正的财产和牢不可破的货市价值。但到1910年，个别人的呼声听到了回应：包括那些工业化的大规模农场的产品在内，世界上的工业产品正趋于饱和。人们到处为在各大国间达成生产自愿配额制而献计献策，但不会有任何响应。没人相信这会有严重的危险。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呼号。这些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靠不住的，来自片面的观察者的主张也是如此，他们将经济体系视为一种自变量，而不是某种更为强大的事物的表达，而推迟世界革命的政策强加给经济以错误的形态和趋势。其中的原因太过深厚，甚至通过经济危机与贸易周期问题的考察也解决不了。但还允许有一个自欺欺人的更短期的喘息时机：为世界大战做准备，无数人这样主张，或至少把他们从生产线上撤下来，编人常备军或招进兵工厂。
然后，世界大战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不是由世界大战引起的，而只是无法阻止一一白人世界的经济崩溃。无论如何战争都会到来，只是在形式上更为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罢了。但这场战争首先是由英国亦即实际上的劳工社会主义故乡发动的。战争要在经济上摧毁德国这个最年轻的大国，这个经济实体正以最快的速度和更优越的路线发展，还要把德国作为竞争者永远地排除于世界市场之外。政治思想在乱世中失败得越彻底，而只剩下战场中军事对决和赤裸裸的经济意图，到处出现的渺茫希望就越清晰，即首先希望毁灭德国，然后是俄国，而后是协约国集团中的个别大国，最后是国内的工业和金融形势，以及希望从难以置信的局面中挽救国内工人。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已经成为事实的灾难的真正开端，1916年以后，工人阶级与政府统治的专政已经或公开地或秘密地在所有白人国家建立起来，无论是否主动地投身于战争，虽然在形式和程度上各不相同，但专政都几乎一致地沿着相同的革命方向前进。专政推翻或控制着所有的政府。专政渗透到所有的陆军与海军之中。专政当然比战争本身更为可怕。在战争结束之后，这种专政将低等的大规模劳工的工资提高到可笑的高度，同时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尽管战争中有大量的人死去，在工人们从战场上回家以后，世界各地还是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著名的“住房荒”，因为获胜的无产阶级要求依照中间阶级标准一一和他的功绩一一去生活。住房荒是所有传统的阶级与等级权力衰微的凄惨象征。从这方面看，我们才第一次理解国家财政与经济信贷普遍膨胀的原因：它是一种最实用的布尔什维主义形式，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它可以被剥夺、毁灭、无产阶级化，最后被赶出政治领域。自那时起，世界就被庸人的短视思想所支配，他们突然掌握了权力。破坏是彻底的，未来近乎是绝望的，但对社会仇恨的心灵平息了下来。与此同时，事物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历史的无情逻辑在向复仇者报复一一思想庸俗之人、嫉妒狂、空想家和狂热分子等报复，他们都曾对现实中重大而令人震撼的事实视而不见。
除去战争中失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口，现在有3 000万白人失业劳工，还不算那些只有临时工作的人。这不是战争的结果，因为他们中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参加战争；这也不是像其他国家表现的那样，是战争债务或误入歧途的货币政策的结果。随处可见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额政治工资税的结果。失业与每个国家的白种产业工人数量的比例密切相关。在美国，首先是英裔美国人的劳动力不再有市场，然后是东欧和东南欧的移民，最后是远在他们身后的黑人。拉丁美洲与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法国失业工人的数量很少，主要是因为其社会主义代理人知道理论和实践两者之间的区别，迅速地投靠执政的金融家，而不再为他们的选民索取工资。俄国、日本、中国与印度不缺少工作，因为那里没有奢侈工资。工业逃往有色人种国家，而在白人国家，只有节约劳动的发明和方法能做到损益相当，因为它们减轻了工资压力。几十年后的今天，通过技术改进来用同样数量的工人提高产量是忍受这种压力的根本手段。现在，技术无法再承受这种压力，因为没有市场。以前，伯明翰、埃森（Essen）和匹兹堡的工资是世界标准，而现在这个标准要由爪哇、罗得西亚（Rhodesia)①和秘鲁的有色人种工人的工资来决定。这一定会增加白人国家贵族社会的平等程度，他们继承的财富、他们逐渐养成的品位、他们对真正的奢侈的需要，都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布尔什维主义用嫉妒的命令征收遗产税与附加税在英国，甚至在大战前就开始了62-——而将一切财富化为乌有的通货膨胀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正是这种真正的奢侈才创造了并维持着高质量的工作，允许高质量工业的发展并使之保持活力。奢侈吸引并教育中间阶层在自己的需求方面进一步改进。越奢侈，经济体系越繁荣。老拿破仑就通晓这一点。他不关心经济理论，却更能理解经济生活。复苏在雅各宾时期被破坏了的经济活力的冲动，正是来自于拿破仑的宫廷，因为更高级的社会秩序再次形成一一以英国为榜样，这是真实的，因为旧的政体已经罹难或毁灭，只剩下一些空洞而衰败的遗。当统治阶级积累的财富被暴民摧毁，成为被怀疑和藐视的对象之时，这些财富便对自己的所有者构成了一种威胁，于是日耳曼民族追求财富的意志、通过财产获得权力的意志，便不再创造那种财富。经济、精神、野心一起消失。竞争不再赢利。我们陷人困境，一无所有，省吃俭用一一而这种“节约”总是意味着其他人劳动的节约，不可避免地驱使每个高度发达的经济走向灾难。所有这些都交织在一起。低等白人劳工已经一文不值，北方煤矿区的劳动力已经过剩了。这是白种民族第-次被有色民族群体打败一一包括俄国人、南部西班牙人和南部意大利人，伊斯兰民族和美国说英语的黑人及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作为阶级战争的必然后果，白人的世界霸权将被有色民族的力量推翻，这是第一个危险信号。
依然没有人敢透视这场灾难的真实原因，或进-步考察它的深层原因。白人世界主要由一群白痴统治着一一如果这个世界还被这些人统治着的话，人们就有资格去怀疑。在白人经济体系的病床周围站着一群荒谬的权威人士，他们自光短浅，从他们狭隘而老朽陈旧的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讨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最终：怯慵造就了盲自。没有人谈论这个世纪的结果，没有人进一步谈论已从我们大城市的深处出现的、并破坏了经济生活的世界革命一并不仅限于此。没有人预见世界革命，没有人敢做这样的预见。
与以前一样，现在的“工人”是世界的偶像，“劳工领袖”被置于不容置疑的位置上，他代表的趋势也不容置疑。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叫骂，马克思主义自己都一一回敬过了。马克思主义最痴心的对手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其迷住。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里都有一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63因此，人们普遍无意于承认阶级战争盛行的事实，也不愿意推断其结果。没有人毫不留情地抵制这场灾难的起因，相反的是，只要有可能，我们便会设法排除其结果、症状-一甚至都不去排除，而是粉饰、隐藏和否认它们。不是开始重新考虑革命者的工资水平，而是提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革命新要求。这又一次迈向马克思主义，白人劳工进一步减少产出而无需降低收人，白人劳工成本的又一次上涨，也就是说一一一毋庸赞言，政治工资不会下降。没有人敢告诉劳工大众，他们的胜利已成为自己最惨重的失败；他们被劳工领袖与各工人政党用于满足自己对名声、权力和薪酬优厚的职位的渴望；这些远远不是解放他们的牺牲者而自甘退隐幕后的思想。有色种族自始至终在自己的极限水平上长时间从事廉价劳动；他们在俄国受皮的驱使，但在其他地方，他们已经怀着默默的信念，尽力控制了令他们恨之入骨的白人，即他们今天的主人——或者昨天的主人？
之后，便出现了“消除”失业、“提供”就业的口号一也就是多余的、没用的工作，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不再有重要的、有利润的而且是有用的工作一一没有人敢正视没有销路的生产的成本，那些经济荒野中伪造的波特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s），必须偶尔通过“财政布尔什维主义”（fiscal Bolshevism）从遗存的健康农民阶级和城市社会那里进行补偿（包括提供虚假的支付手段）。接着，通过有计划的货币贬值，一个国家以他国为代价借助倾销商品来保持本国的产品市场。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假象，是对生产所需的真实工资和实际成本的故意错算：买方被欺骗，而一国之内的其余财产都不得不因货币贬值而分担成本。英榜的下跌，英国的傲慢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并没有减少失业者的数量一一不，是一个也没减少。只有一种倾销方式因其经济生活的自然基础而大获成功，即低廉的工资和大量的劳动产出。这是俄国出口带来毁灭性后果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等“有色人种”地区产品的实际优势所在。不管他们是出口产品，还是保持国内产品低价来排厅进口，都可以扼杀白人的产品。
最终，最后一个链而走险的手段派上了用场，即对国家经济进行致命的打击：独裁一一或者诸如此类的可用来描述这种垂死之物心态的大话。自给自足在经济炮火平息后显现出来，通过政治手段，用恶意关税、进口限制、联合抵制、阻断货币流通和其他每一种方法，这些方法已经或将要发明出来以建立一种森严状态，后者几乎体现了真实战争场景，并可能有一天会进人军事强国的脑海中，结果因一次军事进攻的暗示便国门洞开、任人宰割。再强调一遍：经济体系不是自足的王国；它与世界政治密不可分；没有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经济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不得已时，经济体系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决定自己的生死。64
但是，如果敌人就在要塞之内，捍卫一个要塞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阶级战争是一种叛逆，谁又能知道要去捍卫谁、捍卫什么呢？这才是我们时代的真正难题。确切地讲，重大问题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恰恰在于，这些问题能激发智者的最大能量。当我们看到他们全都沉沦到屈从于一个编造出来的小问题的程度，甚至有点小聪明和小手段的人物都大权在握时，当经济崩溃的“罪过”强加在大战和战争债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上时，当所有人能找到的说辞都是“恢复繁荣”和“终止失业”，并且会厚颜无耻地谈论一个无法抵抗的世界历史时期的终结时，我们便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但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更没有人理解这一点。我们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火山爆发。黑夜已经来临，大地在颤抖，熔岩在整个国家下面翻腾一我们要把消防队召来！但到处都是乌合之众，暴民统治与少数杰出人士形成强烈对比。正是伟人们创造了历史，而能够使自己“大体上”（en masse）表现出来的一切事物都只能是历史的客体（object）。
然而，世界革命尚未结束。世界革命将持续到本世纪中期，也可能到本世纪末。世界革命无所顾忌地大步前进，迈向自己的终极目标。世界革命具有残忍的历史命运，后者是以往所有文明都无法逃避的，令今天所有的白种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自己。宣布世界革命已经结束或相信已克服了世界革命的人，只不过是没有能力理解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最有影响力的时代正降临到我们身上。格拉古改革时期的每个领袖人物一小西庇阿和他的对手汉尼拔不相上下，苏拉也不逊于马略一一每件大事，如迦太基的陷落、西班牙战争、意大利同盟国的起义、从西西里到小亚细亚的奴隶起义，都是简单形式，文明民族有机结构中深层次的内在社会危机，正在这种形式中走向自己的终结。埃及希克索斯王朝（HyksOs）时期、中国的“战国”时期以及“当代”历史中每个其他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局面，65尽管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在这方面，我们全都是历史“意志”的奴隶，有机事件的组成部分，用这种意志并为了这种意志而工作；正如席勒所言，愿意谨慎地经营历史的人，必须使自已训练这种意志来完成其未竟的事业。重要趋势之间的殊死斗争，正在整个白人世界中，以战争、革命和血液中流动着极大成功与深刻悲剧、强有力但瞬间即逝的形式的强人等形式上演。自前的进攻来自下层，来自城市群众，上层的防卫仍然很微弱，且缺少必备的良知。只有当关系被倒转之后，才有希望结束。这一时刻即将到来。
所有社会阶层在恐惧中徒劳地寻求一个介于“右”与“左”两种激进取向之间的中间路线。这个时代是个激进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妥协。自前，没有消除或否认左翼存在优势这一事实，也没有转向左翼运动的明确意愿，而右翼现在已经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一些军队里和其他一些地方，如英国的上议院，取得了一席之地。这就是英国自由党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其继承者工党也将步其后尘的原因。这也是德国的中间党派悄无声息地消失的原因。中间路线的原意是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和平，成为瑞士一样的国家。这种希望历史倒退的愿望糊涂至极，就好像历史的打击会因此而可以避免。等级社会结构和城镇群众的对抗、传统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所谓的）劳工群众中的底层与上层生活的对抗，就摆在我们眼前。没有第三种选择。
但是，相信可以一党独大，同样也是错误的。各个政党都是自由民主党式的反对党。它们预先假定了一个与之对立的党派。一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政党就像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一样，是不可能的。国家或思想的政治路线通常要分裂为两派。当时代问题在事实上来自他们自己提出的不一致的要求时，会有成功的团结，这种信仰是所有革命的幼稚病。历史的大问题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政党无论如何都要成熟起来，以便转向新的问题、投入新的战斗。已成为一种国际时尚的意大利口号“全能主义国家”（Total State），在雅各宾派两年的恐怖专政期间变成了现实。但他们一旦摧毁了古老的政权，并建立自己的独裁，那么他们便分裂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这些人占据了空缺下来的位置。他们的领导者沦为左派的受害者，但他们的接班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左派。于是，在热月政变后，法国进入一个期盼军人独裁的时期。用某个组织或一班领薪水的官僚去摧毁一个政党，是有可能的，但一场运动、一种精神或智识的力量，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斗争，仅仅是在现存政党内部的转换，由此形成了两条阵线，并使得政党维持下去。事实可能受到房责或被掩盖，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很多已经兴起或（像在美洲）正在兴起的模仿法西斯模式的运动的真相。这里的每个人都面临着无法逃避的选择。他应该完全知晓自已所处的位置，是左派还是右派；否则，比任何学说或意识形态的空想都要强大的历史过程将为他做出执择。就像格拉古兄弟时代那样，今天同样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除了俄国，西方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都没有死去。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组织可能遭到破坏，但布尔什维主义继续以新的形式存在：认为已经征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左翼政党，个人和大众养成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心态，7某一天以-种组织化的形式突然爆发的社会运动。
我们所说的“左派”是什么意思？诸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等上个世纪的口号都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我们使用这些口号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正立场。但我们必须洞悉这个时代。“左派”是一类对政党深信不疑的政党，68因为这是一种反对上层社会的自由主义形式，是1770 年以来阶级战争的自由主义形式。左派渴望成为多数派，为“所有人”谋福利，渴望数量而不是质量，盼望奴仆战胜主人。但所有衰败的文化之中真正的恺撒主义都要建立在小型而强大的少数派之上。“左派”有自己的纲领，并为这个纲领预设了一种知性的、理性的和浪漫的信念，相信通过抽象控制现实的权力。“左派”热衷于在街头巷尾和公共集会上煽风点火，69钟情于用强烈的言辞、牵强的论证去颠覆城市群众的技术：正是在格拉古兄弟时代，拉丁散文发展到演说体，我们只在西塞罗身上发现这种吹毛求疵的修辞是有用的。“左派”是被作为个人权力基础的整个群众的热情主义，是消除所有差异的愿望，将工匠等同于人民的愿望，同时对农民和资产阶级投以嘲笑的目光。
政党并不是一种新奇的政治模式；其基础也是一种早就存在过的群众意识形态，政党从社会底层看待一切，追随大多数人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左派”缺少对所有权的尊重一一尽管没有一个种族像日耳曼人这样怀有如此强烈的占有本能，而这恰恰是因为日耳曼人是历史上意志最坚强的种族。占有意志（ will-to-possession)是日耳曼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占有意志操纵并塑造了我们的整个历史，从半神话（semi-mythical）国王的远征一直到当前家族形态的整个历史，这个历史却伴着财产观念的消退而消失。缺乏这种本能的地方，“种族”是不存在的。
即将在本世纪中期到来的重大灾难正在于此。我们本应让这种灾难寿终正寝，却正在延长其寿命。这是一个过渡性年代。但只要有可能，革命就不会结束。未来的恺撒主义不是去说服，而是用武力去征服。只有当这一切都变得不言自明时—当我们感到多数派只是一个借口而鄙视他们时，当出现了能无视群众、藐视所有意义的政党和一切纲领和意识形态的人时，只有到了那时，革命才会被克服。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也存在两条战线，这是格拉古时代的事实一一一城镇下层居民的左翼和从农民一直向上到统治阶级的右翼一一但事实是通过个人拿破仑式的魄力进行控制。这种极权不会也不可能被消除，70它将再次出现。一旦铁腕人物撒手而去，他的继承者们（ Diadochi)便陷人残酷的斗争中。因为法西斯主义也是一个过渡。法西斯主义产生于城市暴民中，是个以争吵与骚动以及公众演讲起家的群众性政党。劳工社会主义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只要专政具有“社会公益”的雄心，证明自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并在街头大肆宣扬，专政便“流行”起来，并长期地保持着一种临时性的形态。未来的恺撒主义只为权力、帝国而来，并与形形色色的政党为敌。
每一次意识形态的运动都坚信自己必然成功。这种意识形态拒厅“自此以后”历史会继续前进的观念。此意识形态仍然缺少对人性的恺撒式的怀疑和蔑视，缺少对所有现象稍纵即逝的深刻感知。墨索里尼的创造性观念是伟大的，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此观念揭示了一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能形式。但这种形式是从效法敌人中产生的，因而充满了危险：自下而上的革命多半由下层人组织和参与；武装的党军（ partymilitia），即克劳狄和米洛的武装团伙在恺撒的罗马同时出现；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时局便倾向于交由知识分子和经济领袖去处理；漠视他人的财产，把民族和群众的概念混为一谈一简而言之，这是上世纪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这一切都属于过去。预见了未来的并不是作为政党的法西斯主义，而完完全全是创造了此政党的那个人。墨索里尼不是政党领袖，虽然他以前是一个劳工领袖；他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他的原型一一列宁晚一些过世的话，也许能达到他那种程度，因为列宁的确对自己的党有着一种冷静的认识，他也有勇气领导自己的政党退出种种意识形态。墨索里尼是一流的政治家，冷酷而多疑，是一流的现实主义者和外交家。事实上他大权独揽。他洞悉一切，这在专制统治者之中是极少见的天赋。甚至拿破仑也被他的随从孤立了。一个统治者最艰难、最根本的胜利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自己的支持者、禁卫军，他们在意大利被称作“公爵”（Ras）。这才是最出类拔萃的天才统治者。若不清楚这一点，他就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成为统治者，他会随波逐流，让时局主宰自己的命运。恺撒主义的完美形态是专政一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一个人对所有政党的专政，并且首先是对自己政党的专政。每次革命运动都得靠着一支系先锋队伍冲向胜利，他们自此以后不再有用，而只能是危险。为了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他首先要选择自己的部下；成功之后，便马上毫不留情、毫不感激地遣散他们 -一-个真正的统治者都知道要这样做，也知道如何去做。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走上与此相反的道路：没有人拥有权力，人人都在追求权力；每个人都在发号施令，但没有人服从。
墨索里尼是个统治者。他有着南方人的诡诈，像文艺复兴时期拥有私人雇佣兵的指挥官（condottieri）一样，因此他能使自己领导的运动与意大利—歌剧之乡—的特质协调起来，而自己又不沉醉其中。其实拿破仑也无法摆脱这种弱点，而在里恩齐（ Rienzi) 那里，这种弱点也是致命的。当墨索里尼效法普鲁士的典范时，他是正确的：他更像排特烈大帝而不是拿破仑，甚至更像腓特烈的父亲。
现在我必须阐述“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切含义。1919年，我对二者进行了比较：一个是有生命力的理念，另一个是保持了一个世纪的信念71——我想补充的是：“这个信念未得到理解”。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阅读一一歌德时代尚为人所知的这种伟大艺术已经消失。他们对书中的“群众智慧”（mass-wise）毫不在意，而作为一位裁判，读者败坏了书籍。我曾指出，在倍倍尔将其组合为一支强大军队的工人阶级中，在工人阶级的纪律和忠诚的部下、善良的同志和工人阶级为最大牺牲所做的准备中，仍然存在着传统普鲁士人的“风范”，普鲁士主义在七年战争中第一次证明了自己。重要的是每个社会主义者的品格和他的“道德律令”，而不是灌输到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那只是非普鲁士的愚蠢意识形态和粗俗贪欲的混合体。我还指出，这种为某种责任而存在的“形式”类型是-个能上溯到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时代的传统。通过这种传统，中世纪—今天亦复如此——浮士德文化中的边疆战士与亚洲对峙。这种民族精神（ethical attitude），像每种真正的生活方式一样，是无意识的，因此只能由实例而不是演讲和著述来唤醒和训练，它在 1914 年 8 月的辉煌中挺身而出一军队训练了德国-—当国家在1918 年失败的时候被政党出卖。从那时起，这种严于律已的意志再次在民族运动中振作起来；不是在民族纲领和政党里，而是在个别精英的民族精神中；7德国人可能自从民族精神形成之初就坚定不移地为自己艰险的未来经受磨炼。要想不在眼前的战斗中束手就擒，就必须发扬这种精神。
但浅薄之人不能消除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关于生命的道德态度，而是经济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主义，是有利益目标的群众意识形态。每种纲领社会主义（PrograrmSocialism)都是从下层思考的，都是建立在天性的基础上的，而今天随处可见“克服个人主义”的口号，其背后潜藏的就是这种倍受推崇的集体情感。这个口号与普鲁士人的信念相反，后者通过模范领袖生动地体验了纪律严明的奉献和据此而掌握内在自由的必要性，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与履行责任、自我命令、自我要求一起到来的正是这种内在自由。
另一方面，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样，73每种形式的劳工社会主义无疑都源自英国。它大约在1840 年前后出现，与此同时，与股份公司和资本的软“金融”形式也出现了。74 二者都是曼彻斯特自由贸易主义的表现：这种“白人”布尔什维主义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是工资资本主义（wagecapitalism），而与之相对的投机金融资本则是来自证券交易所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二者都基于同样的知识基础：在世界资本铺就的道路上，用金钱衡量一切75、用金钱交易一切，无论工资水平或利润是否基于汇率，都没有什么区别。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区别。劳动力市场是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证券交易所。继盎格鲁一美国型的石油、钢铁和银行托拉斯之后，工会成为提高工资的托拉斯，工会的金融社会主义（finance-socialism）渗透、控制、吸引l和操纵着工人阶级，达到了系统经济没收的程度。股份和债券集中带来的破坏性的剥夺效应，纯粹的“信贷”与企业管理者认真负责的管理工作的分离一一管理者已无从知晓自已的工作实际向谁负责一一都没有收到诸如要充分考虑之类的指令。生产经济只是证券交易操纵者的无意志对象。只有控制性分配体系的增长能使证券交易（以前只是一种经济辅助手段）承担对经济生活的决定性控制的责任。与金融社会主义者和诸如摩根（ Morgan)与克鲁格（Kreuger)之流的托拉斯巨头正相对的，是工人政党的群众领袖及俄国的经济代表等工资资本主义巨头：二者都有着同样暴发户品味的商人本性。从这两方面看，今天与格拉古兄弟时代一样，国家的保守力量—军队、财产、农民和经营者—正遭受攻击。
但普鲁士风格要求的不仅是超越经济的纯粹优先政策；此风格要求经济生活应该受到一个强有力国家的管制，这正是私人企业不受控制的前提条件一一因为，无论私有企业到底为何物，它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超级政党，完全执行其纲领并将经济组织压制到废除所有权（Eigentum）观念的程度；普鲁士风格在日耳曼民族中指的是经济意志的自由，以及对自己拥有的一切的支配。76“训导”（ Disciplining）就像一位有经验的骑士对一匹赛马的训练，而不是将现有经济实体强行纳人某种经济规划的栓桔之中，或将它变成一个只需按电钮的机床。“普鲁士人”也是按成就大小进行排列的贵族式生活秩序。普鲁士人首先在对外政策上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普鲁士人在各国政府间驾轻就熟，而普鲁士人的国内政策水平则要稍逊一筹。国内政策仅为能够使国家平安无事这一任务而存在，一旦国内政策开始独自追求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它就变得有害，甚至犯罪。大多数革命的弱点就在于此，即革命领袖们以宣传鼓动起家而没有其他本事，无法从政党路线的思考转移到治国安邦的角度上来。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的例子。米拉波与列宁死得太早了，而墨索里尼获得了成功。但未来属于伟大的实干家，因为自卢梭以来一直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左顾右盼的世界改良主义者已经销声匿迹了。
最后，普鲁士人有严格自律的品质，特烈大帝就宣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这样的公仆不是奴才，但当倍倍尔宣称德国人有一种奴才的灵魂时，对大多数人而言，他是正确的。他自己的党派就在1918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身边有所成就的奴才就比无所成的人多，虽然他们分布在各个年龄段和所有民族的人群中。无论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是否在钱袋、政治成就、一个名号或盖斯勒（Gessler）的帽子面前狂欢，都无关紧要。当查理二世入主英格兰后，共和国便消失了，成为国家的一名仆人是一种很少有人具有的贵族美德。如果这是“社会主义的”，那它对具有种族气质之人、对上帝的选民而言是一种傲慢的、唯我独尊的社会主义。普鲁士主义是一种非常卓越的事物，它自身反对每一种多数统治（majority-rule)和暴民统治；最重要的是，普鲁士主义反对群众的统治。老毛奇，德国官员的伟大导师，19世纪真正普鲁士主义的最杰出榜样，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施里芬伯爵（ Count Schlieffen）用这样的言总结了他的性格：“多实干，少空谈；多实事求是，少似是而非。”
存在于“普鲁士人”中的这种思想，将成为最终战胜世界革命的起点。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早在 1919 年就曾说过：并非每个在普鲁士出生的人都是普鲁士人；这种类型的人很有可能在任何白人世界中出现，虽然这并不常见。这是各地的全民运动均具有的地方形式一一它们还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一问题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控制着自己的那些迅速老化的、大众的、政党民主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中解放出来。1900 年前后，英国人沉默的民族情感已经开始动摇，而法国人自吹自擂的、肤浅的沙文主义在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显得过于噪。二者都是这种形式，都在寻找支持，一个对海军情有独钟，另一个对陆军疯狂崇拜。美国不具备这种特征一一“纯粹的美国人”是一句辞令一但如果美国想在潜伏的共产主义与已经败坏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之后，继续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它就需要这种思想。普鲁士人的思想与金融自由主义（finance-liberalism）和劳工社会主义格格不人。每种类型的群众和多数派，每一种“左派”，都受到普鲁士思想的怀疑。普鲁士主义首先反对任何国家的衰弱和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国家进行亵渎式的滥用。普鲁士主义是保守派和“右派”，源于依然存在于日耳曼民族中的一切基本的生命力：追求权力和占有的本能；把占有作为权力的本能；把继承7、生殖与家庭结合在一体的本能；辨别地位和社会等级的本能，普鲁士主义的死敌曾经是（或者现在是）从 1750 年到 1950 年的理性主义。现在的民族主义与暗藏其中的君主制思想是一种过渡。民族主义是一个走向专制政治的预备步骤，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遥远。正是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对所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体系的僧恶，对每一种流行（流行总是与自己的对象达成妥协）的增恶和对成长于群众并为之呼号的一切的憎恶。虽然这种品质很可能深藏于趋势之中，但更与时代保持一致，拥有未来一未来的领袖也具有这种品质。历史上所有真正伟大的领袖都是“右派”，不管他们是从多么低微的地方爬上来的。这种品质是天生的主人和统治者的标志。这一点适用于克伦威尔和米拉波，并同样适用于拿破仑。时代越成熟，这条道路越宽广。老西庇阿在他的血统中禁止任何非法的独裁的传统和他因从迦太基人的危险中拯救罗马而获取（并没有渴求）的历史性地位之间的冲突中失败了。他客死他乡。那时，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削弱传统束缚的形式，因此，小西庇阿在与格拉古对抗时仍然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而苏拉已经有足够稳固的地位与马略抗衡，最后是以作为卡提琳集团成员起家的恺撒，根本没有遭到众多党派的反对，因为庞培集团（ Pompeians）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个人的支持者。世界革命开始时可能会很剧烈，其结局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推动革命向前的群众一方的放弃。他们的理想不是被驳倒的，而只是变得令人厌烦，到最后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任何谈论“资产阶级”终结之人，都在把自已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一个“非资产阶级”社会只能通过恐怖才能维持，而且也只能维持几年，因为人们现在厌倦了非资产阶级一—顺便提一句，劳工领袖要在这期间变成新的资产阶级。这并非真正领袖天性的品味得到实践的过程。
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其最早的自由主义形式及与政党和纲领有关的一切，都已经过时。1840 年以后对工人顶礼膜拜的世纪，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尽头，目前正在颂扬“工人”的那些人一点也不了解时代。这些工人正返回到民族的大家庭中，不再是被娇惯的孩子，而是都市社会的最底层。在阶级战争中激起的对立，将再一次成为上层与底层间永恒的差异，78并将要被双方接受。对立是罗马帝国时期的顺从，那时并没有留下这种性质的经济问题。但是，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最后阶段又能再毁坏和消除多少呢？的确，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白人国家，没有留下物资以供恺撒创建他的组织和军队一一因为军队将来会取代政党以及他的国家。
世界大战的深刻震撼将每个人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安全与进步的惰性幻觉一扫而光，这种巨大的震撼力绝没有之后的精神混乱更为明显。我们对此丝毫没有察觉，并自认为把一个新秩序带入我们之中，这种事实是它存在的最可能的依据。真正的权威人物的视野已经遭到那些1890年代出生的人的否定。不用说其他国家领袖，就连俾斯麦和老毛奇的形象都已经湮没在历史著作中了。他们本应当为真正的伟大而树立一种标准，但现在没有一个人以他们为标准；世界大战既没有造就一个重要的君主国或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没有产生一位能在决定性时刻战无不胜的战略思想家。世界上所有的雕像和街道名字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结果是双方回国的几百万人权威感的彻底丧失。我们可以在年轻人对眼前的一切、对所有的人与事的肆意批评却从没有在丝毫的自我批评中看到这一点。年轻人在嘲笑过去，毫不怀疑过去的权力为什么会维持下来。最重要的是，这种混乱在一种每个人都不了解也未辨认出任何独裁者却以自己的方式呼唤着独裁者的到来的方式显现，以某种领袖人物在某一天被选中并受到顶礼膜拜，第二天便以被抛弃的方式出现—普里莫 · 德里维拉（ Primo de Rivera) ① 、邓南遮（ d’Annunzio） ② 」鲁登道夫，还以一种领导地位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从领导地位存在的那一刻起，就要被接受的事实的方式显现出来。政治的业余人士说得太多了。每个人都写信告诉他的独裁者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要求别人来管教自己，因为他自己不能约束自己。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何为国家的统治者，所以他们痴迷于计划和理想，在他们的演讲和著作中夹杂着这样那样势在必行的改革的杂乱梦想一一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可能实现的。没有一刻像这些年这样如此缺乏对历史的尊重。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所有的计划都将落空，但没有人知道或愿意承认这一点。俾斯麦因为理解自己时代的历史进程并主动适应这种进程，他便达到了自己的自标。那是高级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强烈反对“个人主义”的典型革命来自于德国、英国、西班牙等所有白人国家的“青年”，他们茫然地期待着从社会底层一以他们期盼的布尔什维主义形式—-“结束”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变迁的进程。但他们都是些小人物— 非常地渺小—没有-点天赋或深度，正因为如此，他们强烈要求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利。因此，他们僧恨那些比他们伟大的人的卓越，僧恨那些自认为有点怀疑主义色彩的人。所有革命都一本正经—这导致了他们的失败。有点顽固又缺乏幽默感：这就是狂热的定义。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领袖、权威和尊重与“社会主义”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反个人主义是目前白人国家里相互攻计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潮流。昨天，个人主义恰恰是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感性（ geist）尽管虚弱，但它是个人主义唯-一拥有的东西。大都市“文学”除了小说之外，没有别的；因为雅各宾派在争论时把嗓子都喊哑了。智慧的缺乏不是打败理性主义必备的主要武器。
这些向人性的自由开战的英雄们的“社会主义”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是东方非个人的亚细亚集体主义，是与1792年西方的全民征召相联系的大平原精神80。事实上遭到“反抗”的又是什么？这无关紧要，因为数量成为他们的唯一力量。他们中间有大量底层的斯拉夫人，他们还遗留着一些史前种族和简单思维的残余；俄罗斯人不发达的意志使自己免受劣质头脑带来的痛苦，当他们想要又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嫉妒会令他们心怀感激而不再有他求。没有勇气做锤子的人一定会满足于做铁砧的角色。这种角色并非不会带来慰藉。摆脱自己意志的渴望，成为懒情的多数派一员的渴望，知晓一个奴才灵魂的幸福的愿望，免于主人翁的忧虑的渴望-一所有这些都掩饰在夸夸其谈之中。这就是百无一用的浪漫主义！这就是集体情感的崇拜！这就是将自己对责任的恐惧理想化的最终方式！这种因儒弱和羞耻而产生的对个人主义的仇恨，只不过是14、15世纪神秘主义者反自我中心主义的丑化，是《德意志神学》（ Theologie deutsch ） ① 中的“舍弃自我”（ Lassen der Ichheit）。81 他们是坚强的灵魂，正经受着人世间的“自我”巨大而真实的日耳曼式的孤独，燃烧的渴望要摆脱他们的折磨去接近上帝，或任何他们这样称呼的东西，而事实证明他们要接近的正是他们自己。坚强不屈的“自我”是他们的命运。每一次跨越界限的努力看上去都一无所获。现在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一个人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并毁掉了其他人的“自我”
个人自己的“自我”没有带来更多的麻烦。思想被完全地整齐划一：“在群众里”交往，“在群众中”表达，“从群众的角度”思考。那些只从自身考虑而不与群众保持一致的人，都感到变成了群众的敌人。现在，赖惰而愚蠢的“自我”在群众中，而不是在神性中遭受了各种抑制，“淹没”自己：这也是“解脱”。自我几近于神秘。他们在 1792年便知道了这一点。自我是暴民要与其他人一起进行管理和采取行动的渴望。普鲁土“风格”被人们的自由意志抛弃，强大的“自我”在巨大的责任和任务面前低头，自治的行动以及个人主义的高度此刻才是可能的。
凯尔特一日耳曼人是世人见过的意志最强大的“种族”。但充满浮士德灵魂的“我要一我要！”是其存在的最终意义，并在思想、行为和标准方面控制着自己文化的每一种表述，同样在无边的宇宙中唤醒“我的”（I’s)完全孤独的意识。意志和孤独最终是同一个事物。因此，老毛奇的不苟言笑，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歌德在他的作品中透着的、在自我选择的环境中永恒的悔所需要的更温柔、更女性化的本性。它是天空回响的渴望，是一个脆弱的灵魂在自己的独角戏中的痛苦。一个人会因这种孤独而深感自蒙，也可能因此而倍受折磨；但没有人能摆脱孤独。像路德一样笃信“永恒真理”的宗教人士，为来自这种命运的恩宠和拯救而叹息，与之对抗，甚至公然违抗之。但北方的政界人土把孤独演变成一场现实的巨大挑战：“相信托尔（Thor），更要相信你的剑”，一个冰岛的英雄传奇这样说。如果世界上有诸如个人主义之类的东西，那个人主义就是这种个人对整个宇宙的蔑视，对自己不屈意志的认识，对最后的决定的喜悦，对热爱命运一一即使此刻命运正在摧毁他-的蔑视。作为“普鲁士人”，就要屈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牺牲的价值就在于牺牲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自我”，他就不应该谈论忠诚。他将责任推到一些人身上，而他只不过是那些人身后的追随者。现在，如果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惊奇的，那就是希望拯救世界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贫困。
真正的一一真正普鲁士人的一忠诚，是这个大灾难时代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只能依赖于那些能够提供抵抗力的事物。真正的领袖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立足。从群众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必须比任何人都明白，平民百姓、多数派和政党都不是真正的臣民。他们只是想捞取利益。他们的领袖只要一要求他们做出牺牲，他们马上就会弃之不顾。如果领袖认为并感觉自己是群众的产物，历史将只把他当作一个煽动家。这是左派与右派的分水岭：蛊惑人心的政治家总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天生的统治者会利用群众，但他会鄙视他们。最艰苦的战役，不是在他和他的敌人之间，而是在他与他那群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间进行的。
这就是军队而非政党是权力的未来形式的原因；无私无畏的军队是权力的未来形式，拿破仑在瓦格拉姆（Wagram）之战以后，再也未拥有这样的军队。他的老部下是可靠的，但他的高级军官并非如此，而任何军队的价值首先依赖于这些高级军官。8高级军官不再把拿破仑当作指挥官，而是当成永远的施主。一旦所要求的牺牲让这样的高级军官得不偿失，这支大军便毫无希望了。
白人世界，首先是德国，是该考虑这些事实的时候了。因为在世界战争之后，依然未完成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将带来最大的危险，即有色人种的威胁，这需要白人国家中每一个可利用的“种族”去对付这种危险。在所有国家，德国并不是一个如政治空想家们想象的那种，可作为他们计划的目标的孤岛。德国只是这个广阔而动荡世界中的一个角落，然而德国无疑处于-一个关键性的位置上。但唯独德国将普鲁士主义作为一种存在于身心之中的事实。凭借这种可供学习的宝贵财富，德国可能会成为“白人”世界的“导师”，或许还是白人世界的拯救者。

注释Ⅰ

12当然，贫困也不是一个优点一像一些人再三地讲的那样。对贫困的大加赞美与对财富的不屑一顾同样令人怀疑；这是为自已的无能愤恨不已而又无计可施时的一个借口。
20 “除了想滥用新闻自由的人以外，没有人叫嚣着要求新闻自由。”—歌德
22 著名的领导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欧文、傅立叶、恩格斯都是企业家；马克思和拉萨尔都是学者；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律师，马拉是内科医生。其余的是文学家和记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普通工人。
28 当普加乔夫站在审判官面前时，他说：“由我来惩罚俄罗斯，是上帝的意愿，我只是上帝的卑微的工具”。
29 自 1789 年以来，法国对 citoyen（公民）与 bourgeois（资产阶级）两个词的使用真切地表达了这种城镇对抗国家的意愿。
33 事实上，最常发生的是，工人通过勤奋和能力提升为企业的管理者。倍倍尔对此愤恨不已，指责这些人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在他的观念里，工人唯-自觉的目标只有通过领导群众的党书记之职务才能达到。
34 相反，每场革命运动都有经常不为人注意到的倾向，即采取一种宗教崇拜的形式。法国大革命中对理性的崇拜就是一例，列宁的陵墓是另一个例子。
35 这个词在今天很流行，它在口语和书面文字中随处可见，这说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口号，一个空洞的概念，决不是宗教复兴（religious renewal）和内在体验的表达。在中国、印度、古典时代的世界和今天的西方世界，都有深邃的宗教和伟人们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是无神论的、泛神论的或多神论的。古德语单词“上帝”（God）是一个中性复数词，只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播才使它转化为一个阳性单数词。我们试图以这种方法解释这个令人费解的神秘世界，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这一事实与宗教观和宗教态度的秩序毫无关系。但这里混淆了“宗教”与“坦白”（即对某些学说和格言的认可），也混淆了宗教与“教权主义”（承认祭司集团的主张）。事实上，宗教的深邃依赖于信仰宗教的个人的个性，如果没有虔诚，即使一个确定无疑的宗教也是不可能成长的。
39 1925 年1月 18日，天主教矿工协会的领导人在埃森（Essen）演讲时讲道：“社会理论或者通过改革或者通过暴力建立起来。这不是恐吓，而是既成事实。如果革命再次出现，我认为德国企业领袖们将不会幸免于难。”在欢迎“无神论”的同时，天主教协会再三地要求以今天的标准征用矿业财产和工业企业一一也就是说，没有补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对剥夺者的征用。（参见活页文选《基督教还是阶级斗争》 Christen-tum oder Klassenkampf？」，作者 F.霍尔特曼[F. Holtermmann ]，柏林）。神职人员中富有人士不满情结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天主教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并推动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结盟。这种不满如此强烈，并已经如此广泛地从他们身上蔓延到了构成德国国家教会[例如康斯坦茨（Konstanz）主教辖区著名的代理主教冯 ·韦森贝格（vonWessenberg）就试图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国家教会的农民阶级和中间阶级身上，但没有超出可能的范围。
43 自由主义的公式（formula）“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源于 18 世纪的英国唯物主义者，他们之中有虔敬的神学家佩里（Paley ）和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它从逻辑上发展为无产阶级群众掌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式。这样便无需再谈论社会地位中的自然差异。只有数量（幸福的数量和享受幸福的人的数量）最重要。幸福的质量不再重要了。
44 这也是一种基督教神学的理想，它将自己置于可以看到被谊咒的人的痛苦的天堂的喜悦之中：“那些极乐世界里的人们，将看见被审判者们的惩罚，因为这样他们的享乐能够得到更大的增殖。”——-托马斯·阿奎那
49 他在1847年这样讲道：“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毁坏了之前的民族主义，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更突出。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正在加速社会革命。只有在这种革命的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哲学的贫困》Elend der Philoso phie）的附录
50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罢工虽没有经济自的，却有政治目的，通过总罢工的经验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说，党感兴趣的正是失败的罢工而不是成功的罢工；它们点燃了仇恨的火焰，将“阶级”更紧密地连接在-起。
52 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1882年）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一个完全与《资本论》的论述相矛盾的进化理论。通向最后的共产主义之路突然可以是被称为农民的共产主义村庄米尔（mir），而不是经过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俄国没有西欧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此这两个领导者修改了他们对群众的“信念”，他们希望动员这些群众对抗圣彼得堡政府。莫斯科的劳工领袖则正相反，他们沉迷于西方的“真理”，为了俄国几乎不存在的一个工人阶级而与农民展开斗争。
53 这种脑力劳动从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时间数量。在休息时，在旅途中，在无法人睡的夜里，脑力劳动迫使从事这种劳动的人一刻也不能停息。停下思考而真正地休息、放松是不可能的；它耗尽当代大多数能人的心血。没有一个挣工资的工人。但因过度紧张或精神崩溃而跨掉这种情况在这些脑力劳动者当中却屡见不鲜。而在煽动政治家的影像中的资产阶级却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55 结果是附着于不值一提的烦恼上的本末倒置的重要性一-时装或烹饪“问题”，结婚或感情不和带来的离婚“问题”，最主要的是厌倦“问题”，它导致了对生命的厌倦。素食主义成为一种运动，沉迷酒色成为一个“世界观”。如果不能得到他想要的睡衣或情人，或因不能就一次聚餐或一次旅行达成共识，一个人便会自杀。
58 纯粹的农业人口在大约1900 年趋于平稳，自1910 年开始几乎每年减少十万，从 1920年开始几乎每年减少五十万，到 1925 年开始几乎每年减少一百万。

第四章有色人种的世界革命

这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受到不是一场而是两场大规模世界革命的威胁。两场革命的实际范围、深度和运行方式迄今尚未得到认识。一场来自下层，另一场来自外部，即阶级战争和种族战争。目前，阶级战争很大程度上还位于我们身后，虽然它的决定性打击一一例如在英美地区一—也许就要降临。种族战争首先在世界大战中显现出来，并迅速地获得了斗争的方向和形式。在未来几个世纪里，二者将并肩作战，并可能结成联盟：如果白种民族想拥有自己的未来，他们都必须渡过这次最严重的危机一一无论他们是否团结起来。
这样的一场“来自外部的革命”也把自己和所有以往的文化对立起来了。这场革命毫无例外地出现在那些绝望的和遭受躁的边缘种族中——“野蛮人”或“未开化的人”——他们被—伙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形态与方法上高度成熟、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势的文明国家所剥削，没有任何公正可言。这种“殖民类型”存在于每一种高级文化之中。但这种仇恨并不排除对异域生活方式潜在的蔑视，随着异域生活方式逐渐被人们熟知，它便受到冷嘲热讽的分析，最后人们又根据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力及其局限进行露骨的评价。这些外邦人知道很多事情可以模仿，并看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做起来要么无关紧要，要么不如在第一次恐吓时想象中的那么可怖。1他们冷眼旁观发生在统治民族世界中的战争和革命，势必看穿了统治民族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秘密，最终对外国人的优越地位提出质疑。一旦觉察到外国人统治决心在减弱，他们便开始考虑发动进攻和为自己争取可能的胜利。
野蛮人对古典世界的进攻始于公元前300年以后的凯尔特人，意大利一直是凯尔特人的进攻目标。在决定性的森提诺（Sentinum）战役（公元前 295 年）中，高卢人支持沙姆尼特人（Samnites）和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与罗马对抗，他们也被汉尼拔成功地雇用。公元前 280 年前后，其他的凯尔特人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北部，那里由于国内政治斗争，所有的国家政权都不复存在，那里的人们都在特尔斐（ Delphi)接受清查。凯尔特人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了野蛮人的帝国，对希腊化的或部分希腊化的人口实行统治。后来，在衰落的亚历山大帝国东部的一些地区，野蛮人开始与希腊文化对抗，迫使希腊文化面对此起彼伏的叛乱3，希腊文化只好逐步退却。这样，从大约公元前1 世纪起，一个密特拉达狄（Mithridates）①与俄罗斯南部的“蛮族”（塞西安人[Scythians]和巴斯塔尔人[Bastarnae 」）联合起来，依靠帕提亚人（Parthians）不断增强的决心，从伊朗东部推进到叙利亚地区，在罗马政府被阶级战争的混乱状态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将其摧毁。此次征服的脚步直到希腊才停下。雅典及其他城市加入征服者的阵营，一些凯尔特人也加人征服者的阵营，而这些凯尔特人仍然立足在马其顿地区。罗马军队中出现了公开的革命。各支军队间彼此为敌，指挥官在阵前互相仇杀（如费姆布瑞亚[Firmbria」）。正是在那时，罗马军队不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变成了个别人的积私人卫队。公元前2183年，由汉尼拨率领攻打罗马的军队不是真正的迦太基人，而是从阿特拉斯（Atlas）山区和西班牙南部收罗的野蛮人。自公元前 146 年?开始，这些罗马人发起了可怕的和永无休止的战争。（正是这些战争的失败导致了罗马农民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中的反叛。）后来，罗马人萨特斯（Sertorius） ② 带领这些人试图建立一个与罗马对抗的国家。公元前 113年以后，凯尔特-日耳曼人开始进攻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在整个罗马军队被革命领袖马略折磨得精疲力竭以后才被击退，胜利之后，马略再次率军攻打朱古达，启者带领北非军队反抗罗马并一直贿赂罗马政客以阻止罗马进攻。在大约公元前 60年，凯尔特人抢在恺撒征服高占③之前，再次迁移（到了苏维人[ Suevi 和赫尔维蒂人L Helvetii ]的地区），同时克拉苏战败并被帕提亚人杀死。但那是由扩张引起的反应的结果。恺撒征服亚历山大帝国，并由此消除帕提亚人的威胁的计划，从未被实现。提比略不得不在日耳曼边境线上停下来，这证明已不可能再去补充瓦卢斯（Varus）之败中被消灭的军队，而在奥古斯都死时，边境地区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起义。自此以后，罗马的政策便是系统地防御。但越来越多的野蛮人加人到罗马军队。野蛮人变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日耳曼人、伊利里亚人（ Illy-ians）、非洲人、阿拉伯人作为领导者纷纷崛起，而帝国人民则陷人了争取永久和平”的“农民运动”之中。当帝国受到北方和西方的强大冲击时，并不只是公民在款待人侵者，甚至是罗马公民自愿地屈服于人侵者：衰老文明晚期的和平主义。
然而，在几个世纪里，对这些情况进行系统防御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罗马帝国的疆界是一个可以用于防卫的边境线的封闭区域。现在，白种人的帝国包含全球并包括有色种族，防御更加困难。白人已经急不可耐地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美洲、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它们之间无数的战略要地。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和部分白种人的威胁一起潜伏在白人国家的疆域之内。有色人种渗透并参与到白人国家有关军事和革命的协议与分歧中，并具有某一天掌管白人国家内部事务的威胁。
曾经与俄国人的精神格格不人，且令俄国人愤恨不已的机械技术，突然之间变成了上帝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但这一切的下面是另一场农民（muzhik) W革命，农村公社这种真正俄国式的布尔什维主义正顽强地、默默地兴起，前途一片光明。农民对土地永恒的渴望，驱使所有的士兵从前线撤回，以便参加大规模的土地分配，这是农民革命的第一种表现。劳工社会主义很快发觉其中的危险。建立基本的联盟之后，劳工社会主义把所有城市党派一—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一—培养起来的怨恨用在和农民阶级这种保守因素的斗争中，这必然延长历史上所有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寿命。劳工社会主义剥夺农民，事实上，再次采用了亚历山大二世早在1862 年就已废除的农奴制和强制劳动，并对农业采取高压的官僚统治。到自前为止，农奴制和强制劳动带来的问题是：农田被弃置，家畜数量急剧减少，亚细亚地区的饥饿已经变成一种持久状态，只有意志薄弱的种族、天生的奴隶才可以忍受这种状态。
这里的“白人”布尔什维主义迅速衰落。只在对外宣传中，即为了制造和指导南亚、非洲、美洲对抗白人国家的斗争时，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才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一个新的东方统治阶层从半西方的统治集团手中接管了政权。这个政权也住进莫斯科周围的别墅和宫殿中，养着自己的奴仆。“财富”，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解释。
乍看起来，白种人世界似乎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准备。首先，白种人已经厌倦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实体在高级形态的火焰和对内在完美的不懈追求中消耗殆尽。在很多情况下，精神实体只是一道灵光，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留下一点灰烬，但并非到处如此。过去，一个国家越少被召唤去和历史漩涡搏斗，它酿成的骚乱就越多。像在 1914 年那样，当狂风暴雨席卷而过之后，星星之火瞬间便呈现出燎原之势。确切地说，曾经存在于日耳曼民族之中的所有强大意志可能仍然在沉睡。
但说到种族，它不是今天欧洲和美国反犹分子中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那种生物意义上的种族。鉴于有史以来各自的先人和所有的物种都混合在一起的事实，种族纯洁（Race purity）是个可笑的词汇。尚武的一—亦即健康的一—有前途的人，如果他有“种族性”的话，无论属于哪个种族，他自古以来总是欢迎陌生人加人他的家族。那些在种族问题上滔溶不绝的人，身上已经没有种族性了。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纯洁的种族，而是-一个强大的种族。
这样的种族首先表现在基本的生殖能力上，即有许许多多的后代，可以经得起历史对生命的消耗而不至于枯竭。腓特烈大帝常说，上帝总与强大的军队站在一起。现在，谁有足够庞大的人口，谁就显示出这方面的优势。就种族而言，世界大战中死去的几百万人都是白人世界里的精华，但这种对种族的考验是对种族自我更替速度的考验。一个俄国人曾经对我说：“俄国妇女在十年之内就可以补充我们在革命中牺牲的人口。”这才是健康的本能。这样的种族是战无不胜的种族。不足挂齿的马尔萨斯主义在今天被到处宣扬，它将不育症吹捧为进步，这只能证明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了“种族性”，更不用说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缩减人口得到克服的谬论了。马尔萨斯主义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没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就没有世界政治，也不能为经济生活提供保护、力量和固有的财富。
种族中的妇女不希望成为“伴侣”或“情人”，而是母亲；不是生育一个充当玩具和用来消遣的孩子的母亲，而是要抚育几个孩子：一个强大的种族会以大家族为骄傲，并感到不育症是对一个妇女的灾难，更是她给自己的种族带来的巨大灾难。这种本能带来了最原始的嫉妒，后者导致一个妇女想从另一个妇女身边夺走一个男人，因为她想让他做自己孩子的父亲。大城市中知识分子的嫉妒与情欲几乎没有差别，却将他人作为令自己愉悦的手段，唯一考虑的事实是渴望或害怕要出生的孩子数量，这背叛了正在衰败的种族对永恒的希望；而这种永恒的本能是演讲和写作都不能唤醒的。原始婚姻或诸如此类根深蒂固的习俗，都是用来使生殖神圣化的行为，而完全不是感性的行为。一个人需要健壮的儿子以使自己的名声和事业在他死后继续存在并得到增进，就像自己感到自已是祖先的召唤和成就的继承人那样。这就是日耳曼人有关不朽的思想。这些人除此以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求。通过自己的成就继续活在子孙后代中间的愿望，以及想在纪念碑上看到自己不朽的名字或至少保存在光荣的记忆里的愿望，是对名声无限向往的根源。因此，继承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德意志人中。当财产的概念开始崩解，家庭的意义便逐步丧失了。人总要全力以赴地处理一件事。继承的思想是每个农场、工场、古老的公司及所有继承的职业中固有的，9并在世袭君主制中得到最高形式的象征性表达，继承思想是强烈的种族本能的保证。继承思想没有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
白人家庭的衰败是大都市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果。都市生活正在蔓延，吞噬着各个国家的“种族”。夫妻关系的意义和天长地久的愿望都正在消失。人们只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了后代。民族和社会一样，曾经的城市家庭的有机网络面临着瓦解为大量原子化个体的危险，每个人都专注于从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中得到最多的快乐一一面包和马戏。易卜生时代的女性解放要求的不是从丈夫那里获得自由，而是从孩子那里获得自由，摆脱抚育孩子的负担，正像是同时代的男性解放意在免除对家庭、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一样。自由主义一社会主义的问题文学全部旨在解决白人种族的这种自杀。所有其他文明都有这样的问题。10
结果就摆在我们面前。到自前为止，世界上的有色人种在数量上已是白人的两倍。但在1930 年前后，俄国每年净增新出生人口 400万，日本为 200万；1921 年到 1931 年间，印度人口增加了 3 400万。在非洲，有着非凡生殖能力的黑人的人口将有更大增长。欧洲治疗疾病的药品的引人是一个原因，而且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每年净增人口不到50万，英格兰-一公开鼓励节育的国家一一不过这个数字的一半，法国和美国北方原来的新英格兰人（ Yankee)ll 一点都没有增加。这些新英格兰人虽然直到现在还是日耳曼式的支配性“种族”，但其数量在几十年间已经迅速减少。自1900 年以来，美国人口的增长完全是黑人和东欧和南欧移民的结果。法国的一一些行政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某些地方的出生率仅仅是死亡率的一半。一些小城镇和村庄几乎空无一人。一些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ns）和意大利农民从南部蜂拥而入。每个等级里都能发现波兰人和黑人，甚至中间阶级之中也有。黑人已经开始充任神职人员、军官和法官。这些生殖力强的移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仅仅这些人就使“法国人”的数量超过了原来法国人口的数量。土生士长的法国人不久后将不再是法国的主人。与有色人口的增长幅度相比，全世界的白人人口的增长幅度过小，而且这种增长是基于一个暂时性的错觉之上：儿童数量的增长越来越小，只是成人的数量在增加，不是因为他们增多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寿命更长了。
一个强壮的种族不仅需要永不枯竭的出生率，还需要一个严酷的选择过程，这个过程由灾难、疾病和战争体现出的艰辛生活来提供。19世纪的医学是理性主义的真正产物，从这一点来看，也是时代的现象。无论愿意与否，医学都延长了每个人的生命。医学甚至将死亡也延长了。医学用老人的数量代替了儿童的数量。医学通过生命长短的数量而不是其有用性来评估生命的价值，推动了为面包和马戏而生活的世界观。医学阻止了选择的自然过程，进而加速了种族的衰败。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千人中不能矫治的精神病患者在二十年间从4.6个增长到8.6个。德国弱智的数量大约为50万，美国有100 多万。根据美国前总统胡佛提交的一份报告，美国年轻人中有136万人有听力损伤或“语言表达有缺陷而需要治疗或训练”，100万人“心理脆弱或者精神崩溃”，67.5万人表现出“行为问题”，45万人“智力迟钝到需要特殊教育的程度”，30万跛子和6方“盲人或需要进行视力矫正的人”。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在心理、精神和体质方面不正常的人，那些病的、精神上和神经上有病的人既不能孕育也不能抚养健康的儿童。他们的数量很难估计，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他们为生的医生的数量和大量关于他们的书籍去估计。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大人物很少是家里的长子，更绝少是家里的独子。子女少的婚姻不但对种族数量是一种威胁，也是对种族质量的威胁。就像需要一个健康的种族一样，一个民族也迫切需要一个精英的领导。像英格兰驻海外的文职人员和普鲁士的军官团体组成的精英团体—或就此而言的天主教会——都决然不顾财产或出身，在困难的局面中坚持并维护自己的道德准则。但当可利用的精英的增长低于普通人的增长之时，这变得不再可能。生命的选择必须处于优先地位；只有这样，阶级选择才能出现。有影响力的人需要有影响力的父母。过去某些未开化的东西仍然需要在古老文化的严格形式下的血液中得到呈现，并准备在艰难时期奋起，去拯救、去征服。
野蛮人就是我所称的强壮的种族，猛兽一样的人永远好战。野蛮人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它正在灵魂深处潜伏、蓄势待发。若给野蛮人艰巨的挑战，他一定会将敌人制服。晚期城市中的和平主义表现出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的萎靡之态，尽管显得缺乏生命力，却延续了几代人。只有和平主义能将野蛮人置于死地。那是一种继肉体上毫无效果的裁军之后，精神上的自我裁军（self-disarmament）。
为什么德意志人是白人世界里精力最旺盛的人，因而也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德意志人的政治史没有给自己浪费珍贵的血液和巨大的才能提供机会。这就是16世纪以来我们悲惨的历史得到赐福的一面：历史让我们保守地利用它。历史把我们变成世界政治事务中的空想家和理论家，使我们忽视了世界，让我们心胸狭隘、争强好胜且顽固不化；但这些都可以克服。德国人没有机体方面的缺陷，没有遗传性的能力缺陷一一一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已经证明了这些。优良的血统曾经是并依然是每一种智慧和体质的优越性的基础。伟大的历史是苛刻的。历史总在消耗种族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历史在几个世纪内摧毁了古罗马。一千多年前，日耳曼民族的迁移在南欧地区停了下来，在发现美洲以后，它再一次跨越海洋开始大规模的迁移。生机勃勃的西班牙家族大量迁移到能让他们战斗、探索和统治的新大陆。大约到1800 年前后，那里出现了最优秀的西班牙贵族社会，强健的生命却在祖国消亡。同样，法国的统治阶级被自路易十三以后执行的高级政治所耗尽，因为高级文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蛊格鲁一撒克逊人也被大英帝国消耗殆尽。各路豪杰没有在美国政府中寻得一份级别较低的差事，而是像维京人一—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在世界各地徘徊，或者在无数次的冒险和战争后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结束流浪，或者在海外生根，如北美，建立起新的统治阶级的基础。留下的人变得“保守”起来。这种情况下的“保守”，意思是没有创造力，对一切新的、未预期的事物充满了徒然的仇恨。德国也在驻外军队和对外移民中失去大批最优秀的血液。但德国政治中的地方主义侵蚀了年轻才俊们想到地方法庭、地方军队和地方行政部门中施展才华的雄心。13这些人定居下来形成一个健康而多产的中间阶级。大部分贵族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农民阶级。那里没有高尚的社会，也没有充实的生命。“种族”在人民之中沉睡，等待个伟大时代的召唤。这个民族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饱受摧残，却仍然保存着那种其他民族没有的丰富的优秀血液。要唤醒这个民族，还必须赋予其精神以面对巨大的挑战。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如果我们打算生存下去，就必须克服自由主义世纪的和平主义。
白人国家到底要在和平主义之路上走多远？反战的抗议是一个明智之举，还是以尊严、忠诚和自由为代价的历史性严重失职？然而生命就是战争。我们可以去除生命的意义而仍然维持战争吗？那是一种对农民运动的和平的渴望，是免于一切日常生活之千扰的渴望，是对任何形式的命运的反抗。这似乎在暗示：人类这些昆虫面对危险而惊恐不已之时，和平就成了面对世界历史时的一种保护拟态（protective mimicry），一种并不存在的“美好结局”，这种厌烦带来的爵士乐和黑人舞蹈正为这个伟大的文化上演着“葬礼进行曲”（ Dead March）① 。
但这不能也不该持续下去。兔子可能会欺骗狐狸，但人类不能彼此欺骗。有色人种看穿了谈论“人类”和永久和平的白人。白人身体欠佳、意志消沉，有色人种对此一清二楚。这就是要努力使人们认清问题的原因所在：我所称的“普鲁士人”，他们却自称是“社会主义者”—-那社会主义者到底是什么？唯有活生生的例子和灵魂训诫的教育，而不是学术、科学或文化能唤起沉睡的精神；这种训诫面对的是已有的东西，去加强这些东西，并让其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不充许自已徒生怠倦。危险即将来临。有色人种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他们不把生命的短长作为生命的唯一价值。他们拿起了我们放下的武器。他们曾经害怕白人，现在他们在鄙视白人。当每个人的举止表现得像我们在本土或他们的有色人种世界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判断依然写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曾经对我们的权力充满恐惧一正像日耳曼人在第一批罗马军团面前那样。如今，当他们成为一股力量时，他们神秘的灵魂-—我们永远都不会理解———开始勃兴，并把白人当作明日黄花。
但最大的危险甚至还没有得到确认。倘若某一天阶级战争和种族战争联合起来去终结白人世界，那会怎么样？这要回到事物的本性之中，两种革命都不会仅仅因为轻视自己的支持者而放弃彼此之间的帮助。共同的仇恨平息了相互的视。倘若某些白人冒险家一曾经有很多这样的人一—疯狂的灵魂无法在文明的温室里呼吸，他便设法在殖民地的探险中满足自己对危险的热爱，并加入海盗、外国志愿军一突然发现伟大的自标就在自己面前，那又会怎样呢？通过这样的本性，历史在突然之间便创造了奇迹。深沉而强健之人对我们的境况的僧恨和深刻地觉醒之人的仇恨，很可能变成一种意在毁灭的反抗。这在恺撒时代就已广为人知。总而言之，白种无产阶级在美国崛起的同时，黑人登上了舞台，而印地安人和日本人也在等待自已的机会。同样，法国黑人会毫不犹豫地赶超 1792 年和 1871 年巴黎的恐怖。如果有色人种战争的爆发为白人阶级战争打开一条道路，白人的领袖们会犹豫吗？有色人种向来不择手段。即使莫斯科不再向有色人种下达指令，有色人种的战争也不会发生改变。这种战争已经步人正轨，正按照自已的路线前进。我们在有色人种面前发动战争和阶级战争，彼此羞辱，互相背叛；我们甚至把有色人种召集来加人这些战争。如果有色人种最终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行动，这会是一个奇迹吗？
此刻，历史的脚步正跨越世界的经济萧条和各国的政治蓝图。生命的主要力量正在投人到一决雌雄的战斗之中。专制主义的征兆很快就会更加清晰、更加自觉，而且一览无余。面具会在议会制中断的时代完全脱落。所有将未来的一切集中于政党的企图，都很快被遗忘。20 世纪 30年代的法西斯将被一种新的不可预知的形式所代替，甚至当前盛行的民族主义也会消失。只留下一种尚武的“普鲁士”精神这种形式化的力量一一一不只是德国，到处都是。命运，曾经蕴含在重要的形式和伟大的传统之中，现在将通过无形的个人力量继续制造历史。恺撒的罗马军团正在觉醒。
在这里，也许就在我们自己的世纪中，终极的执择正恭候着人们。相比之下，我们现行政治纲领中的这些细微的目标和概念都将落空。谁的剑在这里赢得胜利，谁就是世界的主宰。一决雌雄的赌局已经设好。谁敢进人这种赌局呢？

注释Ⅱ

12 我重复一句：一个人具有的种族性并不是他属于的那个种族的种族性。种族性是一种气质，种族是一种生态学特征。
13 这不包括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同样在自己的疆域之内稀释和浪费着日耳曼血液。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力求改变这个词的人总是犯一种错误，即将“应然是什么”与“可能是什么”相混淆的错误。能洞悉当前世事乱象的远见卓识的确很少。我至今尚未找到一个真正理解这场德国革命的人，一个洞穿其意义或预见其持续时间的人。时刻被误解为时代，下一年被当作下个世纪，幻想被当成理想，书本被当作人类。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显示出力量，只有在孤立无援之时才积极地思考与行动。他们最终用行动证明，他们的奠基者不是创造者而只是个批评家。奠基者的遗产不过是在书呆子的世界里才有意义的抽象思想集。奠基者所称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由书面语构成和维持的纯粹的书本概念。这个“无产阶级”只有在任何愿意时刻都否认和不体现事物的真实状态之时，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包含着比马克思的社会批判（critique of society)更古老、更强大、更基本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因他而存在，没有他也可以继续发展，而且事实上与他相反。在书本中发现不了这些因素；这些因素蕴含于血液之中。只有血液能决定未来。
但如果社会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那么它是什么呢？本文将会给出答案。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为何物，但他们如此执迷于政治“立场”、自标和蓝图，以至于没人敢确切地肯定社会主义是什么。当我们面临这些选择时，我们放弃了先前坚定的立场，转而采取一种更温和、不太激进且有点陈腐的观点，并到卢梭、亚当·斯密等人那里寻找支持。我们向马克思发动进攻，然而在每一次进攻时，我们都要借用他的名字。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流行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这些西方文明的迟到者已经变成了怀疑论者。我们拒绝被意识形态体系进一步误导。意识形态是上世纪的事物。我们不再需要概念和法则，我们需要我们自己。
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从马克思那里解放德国社会主义的任务。我说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别的社会主义。这同样不再是一个潜藏的事实。或许以前没有人提起过这一点，但我们德国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其他人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不只是另一种妥协行为，也不是一种退缩或逃避，而是命运（destiny）。命运不会因为人们对它漠视、否定、攻击或逃避，就能被摆脱；这些做法只会成为实现它的各种方式。顺命者命带之，逆命者命成之（ducunt volentem fata， nolentem trahun）。今天，如兄弟般交恶的传统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实际上是一回事。这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构成历史的因素是血液、种族一一它由不可言传的信念所创造一和那种协调身体和精神能量的思想。历史超越了所有单纯的理想、信条和逻辑公式。
我将德国社会主义摆脱马克思的工作寄希望于那些足智多谋、对毫无价值的政治论调和计划不予理会的年轻人，那些能够领会我们天性中强大而不可战胜的东西的年轻人，以及那些时刻准备行动的年轻人。我要向德意志的青年们说明，先辈们的精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呈现出至关重要的形式，使他们能够完成某种从内心感受到的使命，这是一个他们注定要担负的使命。不管艰难与困苦，他们一定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们必须拥有罗马人的奉献精神，行使权力时的谦逊，以及乐于承担责任而不从别人那里要求权利的意愿。一旦满足这些条件，那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将个体团结在整体之中。这种潜在的意识是我们最伟大和最神圣的财产。这种潜在的意识是痛苦不堪的过去的遗产，它使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一我们是西方文化中最年轻的、最有生机的民族。
我向这些德国青年的代表大声疾呼。愿他们能够理解未来对他们的期待。愿他们自豪地接受挑战。
现在，在西方文明的黑夜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大战是两种德国思想之间的对决，它们像所有的真正思想一样实际存在着而未被表达出来。在1912年巴尔干的零星地区爆发的小规模冲突中，首次展现了两大国间冲突的局势：一方得到全面的支持，另一方独立无援。这种局势在阵地战和大量军队毁灭之时得到一个预设的结果。在此期间，德国人心灵中仍未解决的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的形式。当前由于19世纪过于重视经济要素的传统，我们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肤浅术语来描述这种冲突。在这种口头禅背后正在发生的是浮士德灵魂的最后一场大战。
在这个令人困惑不解的时刻，拿破仑之谜（Napoleonic riddle）将再次出现，虽然德国人自已没有意识到。怀着破坏这个杰出国家的自标，这个杰出国家是我们最真实、最个性的创造一它非常个性化，其他人都无法理解或模仿，而只能像对待所有神秘莫测之物那样僧恨它一支英式军队侵人了德国。
信不信由你，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其中的致命打击未必来自世界大同主义的传教士或其他背信弃义的人。引起这场灾难的是我们自己一一我们德国人，用我们几乎形而上的意志（metaphysical will）、坚定而忘我的决心和忠诚而热烈的爱国之情引起这场灾难。我们这种意志本质上是对付任何有着英国实践意识的外部敌人的便捷武器。这种意志是政治理想与抱负的一个危险结合，只有英国人才能真正理解和贯彻执行。尽管我们怀有激情和自我牺牲的全部热诚，但这种形而上学的意志却给我们带来政治上的浅薄；这种意志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影响。这种意志是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后留在德国土地上的我们看不见的军队。
我们现实感的缺乏就像命运的力量一样显而易见，这已经抵消了德意志民族的其他本能，并导致我们的整部历史呈现为一系列可怕的灾难。在霍亨斯道芬王朝最鼎盛时期，当显赫的统治者认为自己像在19世纪一样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并导致我们把迁腐的庸俗人格化为“德国的米歇尔”（German Michel) ①之时，现实感的缺失使我们一败涂地。米歇尔精神（ Michelism）汇集了我们所有的弱点：我们在事情出现转折而需要关注和回应时犹豫不决；我们在错误的时候横加指责；我们又在错误的时候寻求放纵；我们追求理想而不是立即行动；我们经常在需要认真谋划之时贸然行动；我们的人民是怨民（malcontents）的集合体；我们的代表会议是名副其实的啤酒馆。所有这些特征在本质上都是英国的，却都变成了德国的外在特征。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个人的那一点点自由和有保障的安全特别珍惜。就在约翰牛（John Bull) 出于本能而要审慎地消除这些特征时，我们还非常珍惜这些特征。
政党领袖治国是一种英国的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思想，人们必须在本能上成为英国人，并掌握管理公共事务的英国模式。米拉波曾经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非常伟大，但人非常渺小，至今我尚未遇到一个我愿与之同舟共济的人。”他当时对此了然于胸。到1917 年，不止他一个人愿意重复这个自豪而悲哀的腔调。这场政变本质上是完全消极的。这场革命打破了政治权力的压迫，它拒绝屈从于来自上层的决定，但这场政变缺乏做出新选择的能力。它推翻政府，代之以一个将对立作为一种职业和将负责任的政府作为一种假设的政党官员的寡头政府。这场政变一点一滴地将一切破坏、转移、摧毁，以取笑政治对手并让内部的旁观者绝望。像一个土著酋长用奴隶来检验他的来复枪一样，这场政变用最重要的官员来检验新得来的权力。这是新精神，这种新精神在最后的阻力即国家消失之前将一直盛行。
在我们这种英国式革命的冲击之后，1918年11月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地点由国会大厦礼堂转移到了城市街道。在“国民军”起义的鼓舞下，激进报纸的读者们开始挣脱束缚，虽然刚刚被他们的领袖抛弃，他们现在已经有些明白他们的事业（cause）了。愚蠢的革命之后是庸俗的革命。采取行动的仍然不是发动革命的那些人民，甚至不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而是一群由新闻界里的败类领导的暴徒。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在战场上进行最后的战斗，或长眠于欧洲的公共墓场。他们曾在 1914 年起来反抗，而现在他们被出卖了。
这一切是多么地单调乏味，多么地软弱无力，多么彻底地缺乏信仰！我们期待英雄，但最终我们发现的是些前科犯、记者、逃兵。他们四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醉心于自己的至上地位和无限权力，他们发布命令，罢免官员，还挥洒着诗情。据说这类人把每次革命都玷污了。那或许是真的。但在其他革命中，整个民族都与这些基本力量一起造反，结果社会上的渣澤消失了。这里的渣淬却在独自行动。这不是大弥撒曲中因共有的观念而结成一体的音符。
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明显不同的是，奥古斯都·倍倍尔的政党具有军队性质：工人队伍步伐矫健、意志坚决、纪律严明，并满怀为至高无上的道德牺牲的勇气。然而，当昔日聪明绝顶的领袖倒向以前的敌人亦即反动的庸俗主义之时，这个政党便气数已尽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责任的畏惧，出于对他们已为其斗争了漫长的四十余年的事业的恐惧。他们对自己将不得不创造现实而非与之搏斗的那一刻懦懦不安。当这成为现实之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亦即阶级理论与集体本能，便首先分道扬了。只有斯巴达克党人保持着一点点完整性。那些明人已不再相信教义，但缺乏公开破除教义的勇气。于是我们自曙了工人阶级因生吞活剥地接受了一些观念和教条而与人民脱离的情况。领袖们事实上都成了逃兵；追随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艰难地前进；这一一切都是由一本追随者没有读过且他们的领袖也从未理解其局限性的书造成的。
革命中的胜利者从来不是个别阶级（对1789年的通常解释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词语而已）。真正的胜利者一未能得到足够的重复一一是血液，思想化作肉体与精神，成为推动全民前进的力量。1789年的胜利者称自已为资产阶级；不论那时还是现在，每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是资产阶级。每个真正的德意志人都是工人。工作是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又自愿地放弃了权力；对他们的信仰而言，这次起义来得太晚了。这次起义是一个谎言。
我们完全了解革命吗？当巴枯宁企图通过焚毁所有公共建筑物来完成 1849 年的德累斯顿（Dresden）起义而遭到反对时，他宣布：“德国人太傻了，干不成那件事”，并继续走自己的路。我们在 1918 年十一月里的丑恶行径史无前例。它没有一刻是光明正大的，也没有一点鼓舞人心的东西。它没有伟大的人物、不朽的言辞和激烈的行动；只有卑鄙狭隘、愚鑫荒唐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不，我们没有革命。没有紧急事件、政党或报纸能挑起一次像在 1813 年、1870 年和 1914 年①一样以秩序之名表现出同样影响的无政府风暴。除了一小撮傻瓜和机会主义者之外，这场革命对每个人，可能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领袖自己，都是巨大的危险。这是个独特的局面：他们突然间获得了自己了四十余年的绝对权力一一他们却苦不堪言。同样是在黑白红三色旗下像英雄样奋战了四年的士兵，在红旗下却变得优柔寡断、软弱无力。这场革命并没有把坚韧不拔的精神赋予它的拥护者，而是剥夺了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西欧革命的经典战场是法国。口号在空中回响，街头血流成河，神圣的断头台（la sainte guillotine），燃烧着熊熊大火的恐怖夜晚，街垒上的英勇就义，疯狂群众的纵情狂欢-一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种族残酷成性的心态。完美的象征性革命言行的全部表演都来自巴黎，而我们只是进行了拙劣的模仿。1871年，法国人向我们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敌人炮火面前的真面目。这不是绝无仅有的。
英国人试图使内部敌人确信自己的弱势。如果此举不能成功，他只是操起刀剑和手枪来决定自己的机会，从而避开革命的闹剧。英国人将自己的国王斩首，因为本能告诉他这是一种象征的要求。对英国人而言，这种姿态是一种无言的训诫。法国人这样做是为了复仇，是为了得到观看血淋淋的场面时的纯粹的乐趣。他因砍掉王室成员们的脑袋这一聪明想法而兴奋不已。要是没有篱爸上的头颅，没有路灯杆上面吊着的贵族，没有被主妇杀的牧师，法国人便心灰意冷。法国人很少在意这些光辉岁月的结果。英国人期待的是目标，而法国人盼望的是手段。
现在，让我们设想，我们是未来的公民，正回忆这三种革命：高尚的英国革命，卓越的法国革命和荒谬的德国革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世界的三个最新民族试图通过这些事件获得在著名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中阐明的三种理想存在形式。这些理想出现在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社会民主政治和极权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中。在每种情况下，这些理想对这些民族来说都似乎是新的概念。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理想是他们全部个人的且不可改变的生活模式的最纯粹的、最极端的表达。
古代革命的目的是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基础，尽管狂热斗争的表面迹象与这些革命同时出现，但这些革命都是防御行为。从克里昂（Cleon）到斯巴达克思，没有人曾想过要超越眼前的危机去从根本上重构古代社会。另一方面，三场西方的大规模革命已经从根本上触及了一个权力问题：个人的意志要服从共同意志的支配，还是相反？决定一旦达成，目的就将它强加于整个世界。
英国人的本能决定了权力将属于个人。生活就是一场辩论，人人为己、强者为王。英国人选择了自由主义和人类不平等的信念。国家将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奋斗，而这最终将使全体受益。
法国人的本能决定了人人平等，所以权力将不属于任何人。法国不会有等级之类的东西，因此也没有秩序和国家一一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无政府状态的理论理想通过将军和总统们的专制统治周期性地得到重申（如在 1799 年、1851年、1871 年和 1918 年）。
这两种体制或许都可以称为民主制，但二者基于完全不同的前提。二者都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无关。产生了自食其力、各负其责的公民的英国革命，将其革命行为对准了国家而不是社会等级。支撑国家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均被废除，代之以对英国岛国地位优势的依赖。英国今天依然存在等级，并被所有人一一甚至包括工人，英国人本能地尊重工人-一认同与尊重。只有法国革命是名副其实的“阶级冲突”，但它是社会等级间而不是经济等级间的冲突。在法国，特权等级很少与人民中的同质群体，即资产阶级融为一体。
与二者相比，德国革命产生于理论。德国人，更确切的说是普鲁士人，其本性决定了权力属于总体（totality）。个体服务于至高无上的总体。正如腓特烈大帝坚持的那样，国王只是其人民的第一公仆。每个公民都在总体中分得一个位置。他接受并遵守命令。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18 世纪以来的极权社会主义（authoritarian socialism）。极权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非自由和反民主的，至少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与法国的民主主义相比时是这样的。很明显，普鲁士人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antirevolu一tionary）。 18 世纪到 19 世纪改朝换代的重担 —-或许可以描述成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但在普鲁士人看来则完全不同一一是组织能力的问题。但激进的理论家在全体公民（citizenry）中抽出一部分，便发明了“第四等级”，这个第四等级在一个农民和公务员的国家中毫无意义。理论上将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冠以“第三等级”，将各行各业的人包含在内，这样第三等级便被作为“阶级冲突”的-个因素单列出来。最后，理论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第四等级”的特权。用这些铭记于心的抽象概念，理论家们在1918年11月实现了事实上存在已久的任务。理论家们被口号蒙蔽，无法认清事情的真实状态，并最终成功地摧毁了原有状态。他们不但破坏了国家，同时也毁坏了倍倍尔的政党。倍倍尔的政党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实践者的杰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制与军事化的组织，是工人们在斗争中将国家和新世纪精神注人国家的最好武器。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魏玛共和国注定要走向灭亡。这-点也不可笑。人们对宪法的批准置若罔闻。宪法的作者认为议会政体的曙光已经到来，而议会政体在英国正迅速地走向黄昏。虽然如此，英国的制度预设了在两个非常古老的且互补性的政治群体中间存在着坚强的个性。在坚强个性稀缺的魏玛共和国，人们认为政治对立就是无产阶级制度的特征。所以，他们唯命是从地开始反对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政府。这个国家就像一个老师离开了的课堂一样陷人混乱。
同样可以断定，这幕冒牌革命的惨淡喜剧也要收场。外面的世界正在为世界大战的新阶段做准备。最近的事态变化实在太快。在我们的国民议会这个腐朽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里，政治家们正用我们推翻了的政府的废墟建立一个临时庇护所。很快，工资、商品和官位上的贿赂和欺诈就成了全部政治活动。同时，其他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去年的事件。他们将正在建设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进行比较。实际上，他们开始理解一个民族不能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做选择。可以选择一个政府的外在标志，但不是实质性的东西，即政府的灵魂一一虽然在大众的观念中经常将二者混淆。写人宪法的从不是实质性内容。重要的是这个民族的本能怎样去解释政府的灵魂。英国议会依据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演化的不成文法进行统治，而其中某些法律是很不民主的。这恰恰是英国议会为何如此成功的原因。
毫无疑问，革命尚未结束。不管你怎样解释革命，是不值一提还是意义重大，是一次失败还是一个良好的开局，是世界革命的前奏还是某个国家的暴民起义，事实是我们依然处在危机之中。像任何一个有机体，像每种疾病，这场危机之后将是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典型过程。鉴于这种事实，“正义事业”和“背信弃义”之间的道德差异完全失去了意义。从现在起，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同样需要精通有关人类本性的知识；他们必须能够有目的地、清醒地理解并利用当前的局势。他们必须学会把这种知识运用到群众心理上，群众心理对策略的错误很快就做出反应，而不是操练对付外交官和君主们的外交心理学的古老艺术。
广受欢迎的领袖，甚至那些平庸之辈，对这类事情都有屡试不爽的本事。当前政治领袖表现出的本能的缺乏，或许能通过他们“理论”训练的典型德国方式得到最好的解释。真正受欢迎的领袖必须对政局的每一阶段的持续时间、速度、节奏和起落有绝对准确的把握；一招不慎，他便满盘皆输。而且，他必须准确地知道哪些因素自己能控制，哪些因素他必须任其发展，以等待他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利用这些因素的时机，或通过熟练的操纵朝着他认为必要的方向引导它们。伟大的革命家向来都有伟大的军事家的战略技巧。对一支军队来讲，一小时的普遍情绪就可以决定胜负。
对理论家来说，一场革命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开端，那时各方的力量一目了然，彼此间的对立也一清二楚。然而，怀疑论者更愿意研究革命的最后阶段，因为它更有意义，而且在心理上更富有教育意义。国家的事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德国革命的爆发同时也是将我们民族出卖给敌人的时刻。结果，我们情感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在 1792 年，民族和革命是同一码事；到 1919 年，民族和革命却对立起来。英国革命将自己限定在岛内，而法国人的起义由于他们在战场上的勇敢而能一直掌握局势。而在我们的革命中，每个新阶段都是在外国干预的压力下产生的。巴黎、伦敦和纽约都卷人其中—不是通过劳工运动，而是要派出军队与我们作战，这令德国革命呈现出糟糕的局面。这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要的方式，他们最好为自食恶果做好准备。除了斯巴达克思党人的手榴弹和国防军的机枪，我们还不能忽视法国的占领军和英国舰队。
每场革命都会到达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时刻，即便用最极端的方式，也没有一个革命的少数派能说服他们来做出根本性的政治决策。到了这一刻，革命事实上已经进人尾声，没有人有力量避免或推迟革命的影响。我们只需把雅各宾派当政时的公民表决的投票数量与波拿巴就任第一执政时的投票数量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知道法国人民最后已经厌倦了革命。我们在迅速地接近德国革命的尾声。德国人民的耐性会以更快的速度耗尽。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高级人类历史已有六千多年。在已经出现在全世界的各种人物和事件中，我们可以恰当地辨别构成历史的要素：伟大文化的景象（spectacle)和命运。在观察者看来，它们是拥有基本相似结构的正式实体（formal entities），是人类灵魂强大力量的彰显方式，是人类进化最深奥秘密真正而必要的表达。
每种文化中都有一个永恒的规则，是它赋予了文化信仰、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特质。这种规则也孕育了我们所称的不同“类型”的人：古典人、印度人、中国人和西方人。每种人都有自己本能和意识的统一体，即自己的“种族”（race），这个种族是精神意义上的种族。
另外，这些文化单位的每一种都是完整且相互独立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只关心历史对文化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事实上是最肤浅的-一种。所有的文化本质上都是如此。它们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黄河流域、闪米特沙漠（Semitic Desert）和爱琴海地区或在北欧的沿河平原兴起、繁荣。每一种文化将人类聚集在它的区域之内，将他们孕育成一个民族；换句话说，一个民族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创造物。3多利安人（ Dorians）和爱奥尼亚人（Ionians），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罗马人（Etrusco-Romans），古代中国民族，条顿人和拉丁人，德意志人和英吉利人一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精神和内涵，每个民族都与其他民族形成强烈对比。从其外部观察并与外来文化进行比较，每一一个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古典人、中国人和西方人。
观念（idea）以每个文化为基础，观念以某些意义深刻的词语表达出来。在中国文化里，这些词语是道和礼；对阿波罗式的希腊人来说，这种文化观念包括在逻各斯（logos）和存在（toon）当中。在浮士德人的语言中，“意志”“力量”和“空间”等词语表达了最基本的文化观念。浮士德人在他永无止境地去追求无限的意志方面与其他人存在不同。他设法用自己的望远镜来征服宇宙的浩瀚，用电线和铁路机车克服大地的宽广。他要用机器征服自然。他用自己的历史思想去控制过去，以“世界史”的名义将它融入他自己的实在（existennce）之中。他试图用他的长射程武器征服整个地球，包括所有古老文化的遗存，并强迫他们遵从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也许会问，这种斗争会持续多久呢？几个世纪以后，每个文化都变成文明。以前富有活力的东西变得刻板而冰冷。心灵和精神的广阔被在物质世界扩张的激情所取代。爱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意义上的“生命”成为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生命”；思想的军事力量变成了帝国主义。这种变化开始的一个标志是最终但非常世俗的理想宣告；老练、成熟和饱经沧桑的心态在文化中开始扎根。苏格拉底、老子、卢梭和佛陀，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文化中预示着一种衰落的趋势。4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本质上都是有关联的。没有人信奉真正的形而上学；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些实际而终极的观念与态度的代表者，而我们将那些观念和态度应用在佛教、斯多葛哲学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体系中。
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那种模糊的有着原始起源的本能，像在哥特式教堂的风格中、在皇帝或教皇威严的举止中或西班牙和大英帝国的建立中体现出来的本能。社会主义更是实事求是的民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本能，正因如此，它是我们文明舞台上的一部作品一一不是我们文化的产品，我们的文化在19世纪前后就宣告结束了。
然而，这种完全对准外面世界的本能依然滋养着古老的浮士德的权力意志和无限意志；现在，它已成为在军事、经济、心智意义上完全主宰世界的令人生畏的意志。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和世界革命的概念，以及在努力将散沙般的民众锻造成一个整体的理想中都能感觉到这种意志。巴比伦帝国追求的是对近东的控制，而印度人的目标只局限于印度本身；希腊和罗马的帝国主义被不列颠、美索不达米亚和撒哈拉所包围，中华帝国也只延伸到里海（Caspian Sea）。另一方面，现代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占领全球。我们根本不承认边境和界线。通过新的民族大迁移，我们已经使美洲成为西欧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每一个大陆上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并使土著人臣服于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种活动是我们对世界权力的动态感受最可能的表达。我们所相信的和期待的都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生命对我们来说是外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所有这些必须屈从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理想，或者走向毁灭。
这种控制一切的欲望就是我们所称的“现代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西方世界的共同之处。从华沙到旧金山，现代社会主义在每个人身上跳动。我们每个民族都痴迷于它的诺言和潜能。
我们是唯一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的民族。然而，在这种强大的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某种单一的、无法弥补的裂痕深藏于每一种文化的灵魂之中。每一种文化的历史都是民族、阶级、个体或个人的取向间无休止的冲突一一它同样是一直令人恐惧的问题。一旦某种历史要素崭露头角，它的对立要素也应运而生。尼采已经为我们定义了以各种方式重复出现的古典生活的伟大二分法：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斯多噶主义者与伊壁鸠鲁主义者，斯巴达与雅典，元老院与平民，保民官与贵族。由于汉尼拔的坎尼之战，伊壁鸠鲁的希腊文明站在罗马的斯多噶主义者和元老院的对面。在菲利比（Philippi) ② 】罗马中的斯巴达人被雅典人击败。甚至在尼禄弑母中，我们都能察觉到面包与马戏的酒神观念对罗马主妇们的阿波罗式的正直的胜利。与之相似的是，浮士德精神中也存在同样的分裂，通过哥特艺术和文艺复兴、波茨坦和凡尔赛、康德和卢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塑造我们的命运，一直到现在还产生影响。
即便如此，这种命运仍然是不可逆转的。争论与对立服从于更高的现实。伊壁鸠鲁主义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多噶主义；埃斯库罗斯将太阳神和酒神捏合到一起；恺撒将元老院和平民组合在一起。在更高的浮士德的意义上，西方各民族本性上既有无政府主义的一面，也有社会主义的一面。
西班牙、英格兰和普鲁士等三个西方民族体现了广义上的社会主义。佛罗伦萨和巴黎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发源地：意大利和法国。两种生命观与世界观的冲突塑造着所谓现代世界史的基本框架。
有着要冲破一切束缚的巨大力量的哥特精神，在皇帝和教皇等伟大人物身上彰显，在十字军东征、壮丽的大教堂、骑士制度和宗教秩序中体现。这种精神遭到15世纪兴起的佛罗伦萨精神的对抗。我们所称的文艺复兴就是反哥特的艺术规范和高尚思想。那时在意大利出现的无数强盗国家、共和国和雇佣军，反映在马基雅维利的经典著作里的小规模的机会主义政治蓝图，甚至梵蒂冈在实施霸权计划时的谦逊，都是哥特精神鼠目寸光的特征。哥特精神是对浮士德普适主义的深度与广度的抵抗。作为一种类型（type），意大利民族起源于佛罗伦萨。
对立要素的另一幅面孔出现在伟大世纪中的法国。我们发现拉辛（Racine）①在艺术中起着与拉斐尔（Raphael）相似的作用；巴黎沙龙的才智（esprit)让美第奇（ Medici）宫廷生活重现生机；博基亚（ Borgia）家族 ②和斯佛萨（Sforza）家族的政策在路易十四的掠夺性战争中得以维持；路易十四的著名信条“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是自由而专横的文艺复兴精神的-个体现。法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近亲。
两个民族诞生期间正值西班牙的黄金岁月：从西班牙精神征服文艺复兴精神的罗马浩劫（1527 年）?开始，到西班牙最终在《比利牛斯条约》②中被迫向法国屈服。6这个时代标志着哥特原则最后的大繁荣。卡斯蒂利亚（Castilian）大公是最后的封建武士。（唐吉诃德就是西班牙的浮士德！）自骑士制度作为对付异端的武器建立以来，耶稣会（Society ofJesus)是最后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伟大组织。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帝国是霍亨斯道芬（ Hohenstaufen)家族理想的实现，正如特兰托会议（ Council of Trent） ③ 实现了教皇制度的理想那样。
随着巴洛克式的西班牙哥特式精神的到来，一种朴素而富有表现力的风格风行整个西欧。西班牙人从内心感受到了他的伟大使命一一一不是“自我”（ego）而是“本我”（id）。他既是军人又是牧师。他既忠于上帝又忠于国王。事实上，直到普鲁士崛起，这种迫切而顺从的理想才再次受到青睐。普鲁士人本应当认识到阿尔瓦公爵（ Duke of Alba）身上那种熟悉的品性，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责任感。西班牙和普鲁士是唯一挺身而出与拿破仑对抗的民族。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创建于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中。现代政治家的所有技艺都源自马德里：大规模的国家政治和王朝政治，议会民主，并将战争作为重大战略方针背景下错综复杂的棋局中可供利用的一种认真权衡、精心计算的筹码。俾斯麦是最后-一个西班牙式的政治人物。
维也纳也是西班牙精神的产物。单靠语言不能塑造出一个民族。在奥地利民族这个例子中，它起初为宫廷生活氛围所创造，其后是僧侣，最后是贵族。在这个过程中，奥地利不由自主地与其他德意志民族疏离，而一个有着坚固的历史根基的民族绝不会发生改变，即便它认为自已不时地经历着变革。奥地利民族生来就是西班牙人和哈布斯堡人，无论现在是否有活着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奥地利的思想家可能会否认这一点，但奥地利人的本能证实了这一点。西班牙式的德意志人，以帝国宫廷为代表，在1648年被法兰西式的德意志人，即一大群君主公爵打败。自此以后，这些君主便依照特殊主义者和凡尔赛的地方风俗思考、生活和行事，他们的野心仅限于私人的小圈子，他们对征服的宏伟计划充耳不闻。在华伦斯坦（ Wallenstein) 提议远征君士坦丁堡并将波罗的海变成西班牙队的基地时，西班牙人的野心达到高峰。他的背叛与失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西班牙一法兰西式的德意志人又在萨多瓦战役中失利。即使到了 1914 年，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也是 16 世纪西班牙内阁风格的外交举动，另一方面，英格兰没有用这种方式宣告世界大战，而是运用19世纪发展出的花哨的高级技术手段迫使战争爆发。
1763 年法国与英国人签订的《枫丹白露和约》以及与普鲁士人签订的《胡贝尔图斯堡和约》结束了法国的辉煌。随着拉了民族的衰落，西欧的命运落人了德意志民族的手中。现代英格兰民族诞生于17世纪，而普鲁士民族诞生在18世纪。他们是西欧最年轻、最新的民族。他们刚刚在淳朴的人性中诞生，拥有最纯粹的、最重要的浮士德的权力意志与无限意志。与它们相比，法国与意大利的确有点微不足道，它们政治成功的新纪元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戏剧中的插曲。只有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普鲁士人使欧洲文明具有普世的理想：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今天所使用的词汇涵盖了更高的意义。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法国的衰落也意味着西方文化的终结。巴黎继承了早期哥特式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西班牙巴洛克风格的创新精神，并将它们结合成终极的、最成熟的、最美妙的形式，即洛可可风格。的确，法兰西文化是绝无仅有的文化。英格兰是文明的开始。法兰西风格是礼仪、智慧和品味的风格；英格兰则完善了实际生活与金钱的风格。
我想澄清我所讲的“普鲁士主义”一词的意义。当然，这个名字指的是欧洲的一个地区，在那里某些态度呈现出可观的形态并开始演变。但普鲁士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感觉、一种本能、一种冲动。普鲁士主义是精神与智慧特征的体现-一也是指某种身体特征的体现一很久以前就成为一个种族的显著特征了，或者不如说是这一种族最好的、最典型的代表。的确，不是每个出生在英格兰的人都是种族意义上的“英国人”，不是每个出生在普鲁士的人都是真正的“普鲁士人”。这个词意味着我们德意志人通过命运、意志、内心的动力和能力所拥有的一切，而不是我们迷茫的思想、愿望和幻想带来的东西。所有德意志人中都有真正的普鲁土人一一我马上想到了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Friedrich List ）和黑格尔之类的人，某些发明家、学者、工程师和社会活动家，特别是某种德国工人特殊的类型。自罗斯巴赫（Rossbach）战役和洛伊滕（ Leuthen）战役以后，很多德国人在他们灵魂深处都藏有一丝普鲁士主义，一种在伟大的历史时刻能够活跃起来的精神的潜在来源。然而，迄今为止，真正普鲁士人的成就无非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的创造：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民族。
每一种最高现实都会带来其后更多的现实。与其说普鲁士人今天再次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不如说普鲁士人感到自己是德意志式的民族的一员；这种感觉正在消除已经过时了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大部分德意志人意识不到与现实主义、纪律、活力和集体精神（esprit de corps）相伴的普鲁士主义是一个对未来的伟大承诺。此刻，德意志民族，事实上是每个德国人，都受到我们所称的“德国人米歇尔”——我们常把它当天才对待一褪色的信仰大杂烩的威胁，我们通常把“德国人米歇尔”视作是直率的，但它对西方文明实在无甚用途，甚至是危险的。
教授和野心家们在空想主义意义上使用的“德国人”的概念，是建立在共同语言这一虚假基础之上的人为结构。“德国人米歇尔”与政治无关，又不切实际；它本身的意义并不表示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拥有一种统一功能的“种族”。理念是由中世纪哥特精神的固化遗迹与永远幼稚的灵魂的迷茫探索一起组成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 1848年的空想政治再次突出了这些特征。哥特人的残余，混合着英国人的思想碎片，构成了像大同主义、国际友谊和普遍人性等这些微不足道的信念的基础。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因幼稚地采纳了这种意识形态，因讴歌、描绘和谈论罗马短剑和事实上已经赢得的英国资本而被诱导着背叛自己的国家。
那些世代生活在乡下的人，亦即德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中头脑简单的英雄，可能经历了某些内在发展，但他们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却暴露出一种无可救药的平庸。我们这些混迹于保龄球馆、啤酒屋和议会集会的大腹便便的绅士，通过对自己所管理的很糟糕的政府部门的抱怨来为自己的无能开脱。他们是一些对英国自由主义厌倦不已又对国家充满敌意的家伙，虽然他们对英国市民在政治和其他事务上的积极主动茫然不知，但这种感觉却让他们心旷神怡。他们心胸狭隘，有着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偏爱的政治中的小肚鸡肠，对追求超越国界的政治思想不理不踩。他们把秩序当成是对文化的反抗，他们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把握自己赞誉有加的文化精髓。同时，他们都直言不讳地鼓吹西班牙式的教会权威，而这只带来了不同教派之间的争吵。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德国人”：不切实际、卑躬屈膝、愚鑫透顶却满怀忠诚，没有棱角且不愿改善，因循守旧、目光短浅、思想沉闷又厚颜无耻。他们是每个真正的德国人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内在敌人。他们整个代表了“德国人米歇尔”-——当代有创造力民族的五种“典型”个性之一，是唯一否定性的个性。他们代表着一种天主教仁爱的方式，抵制后文艺复兴和后宗教改革文化，以建立一个全新意义的种族。
斯拉夫地区有组织的殖民包括所有德意志部落，但这个地区是由来自下萨克森（ Lower Saxony）的贵族统治的。因此，普鲁士人从起源上就与英国人相近。撒克逊人、弗里西人和盎格鲁人以及四处游荡的维京部落，经常以诺曼人和丹麦人之名劫掠凯尔特的不列颠人。就像在哈弗尔河（Havel)和斯比里河（Spree）附近的拉提姆（ Latium）和罗马平原异常重要的一大片荒凉之地上那样，泰士河畔也建起了撒克逊人的殖民地。若细心思考一下威德金特公爵、格洛总督（ Margrave Gero) ①和狮王亨利等强硬人物，我们能对这种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首先将这个民族置于命运的十字路口。
但维京精神和条顿骑士的团体精神逐步上升为两种对立的道德约束。一个在强调个人独立，另一个在张扬超个人的团体精神。今天，我们称它们为“个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最流行的词汇的优点可以用这些词来概括：前者是个人责任、自食其力、独立思考和自我决定；后者是忠诚、纪律、忘我和责任感。自由还是服从一一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执择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存在就是它本身，一个真正服从与自由的民族，理应担当起命运赋予的责任。
奉献一是传统普鲁士的风格，与传统西班牙的风格相似，后者也通过参与到骑士对异教徒的战争而建立一个民族。不是“我”而是“我们”-—一一种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身的团体情感。个人无关紧要；他必须向全体奉献自己。所有人都为全体而存在，所有人都分享着那种光荣的内在自由，服从的自由（libertas oboedientiae）总是让普鲁士人的最好榜样与众不同。普鲁士军队、普鲁士文职人员和奥古斯都·倍倍尔的工人武装都是这种种族原则的产物。
然而，对个性与独立的急切愿望后来驱使血管中流动着维京人血液的那些人一一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一到美洲平原上寻找他们的未来。实际上，这种冒险是《埃达》（the Eddas）时期——维京人到加拿大海岸时的一格陵兰远征的继续：怀着对远方和宽广天地无限向往的条顿人大规模移民，是有着撒克逊人特质的民族开疆拓土的冒险队伍。然而，这个新民族将在远离浮士德文化的沃土上兴起，因而也缺少歌德在他的诗歌“美国”中所称的“坚实的内核”。这个民族保持着某些有着贵族血统的种族以及枪声而勤勉的奉献美德，但它没有根基，因此也没有未来。
这就是英国人和普鲁士人的源流。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形成了岛国安全意识，一个被迫维持没有自然边界的边疆以免于敌国人侵。在英国，“光荣孤立”取代了组织化的国家。一个无政府的民族只有在那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孤立是现代英国精神发展的必备要素。这种精神是在英国人成为不列颠岛无可争议的主人之时，他们便在 17 世纪首次赢得充分自信。英国人影响并塑造了自身，而普鲁士人却是在18世纪由霍亨索伦家族塑造的，它给普鲁士人带来中欧南部的边疆体验，他们因此成为组织化国家的倡导者。
作为真正的政治实体，作为国家或非国家（non-state），普鲁士与英格兰代表着超个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和最小的形态。自由主义的英格兰“国家”完全是无形的；它不对公民提出单独的要求，也不让他成为一个政治体制中有意义的要素。它完全被当作实现目标的手段。在滑铁卢之战到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世纪中，英格兰并没有实行义务教育、义务兵役制和强制社会保险-一只是出于对这些消极特权的反感。英国人对集权化组织的憎恶在他们的“社会”一词中暴露无遗，“社会”被移植到“国家”这一理想概念上。居于法国启蒙思想中心的概念是“社会”（société），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2 000万到 3 000万人口的社会是自然的外在表现。”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国观念，却是英国人的说法。众所周知，卢梭用这个词掩饰他对官方签署的规则与命令的仇恨；卡尔·马克思的思维模式也主要是英国式的，但仅仅是模仿英国式思维模式而已。莱辛（ Lessing），作为德国启蒙运动（ Aufklarung）的代表人物，运用了“人类社会”意义上的人类（Menschengeschlecht）一词。歌德、席勒和赫德尔（Herder）更偏爱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这个词，它成为德国自由主义者钟爱的腔调，他们用它消除自己思想中更高贵、更苛求的国家（Staat）思想。
英格兰抛开组织化国家的原则，代之自由平民（private citizen）的观念。公民要求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中独自战斗，因为这是他能满足自己维京人本能的唯一方法。巴克尔（Buckle)、马尔萨斯和达尔文后来提出，“社会”的本质就是为谋求生存而进行赤裸裸的斗争。他们一点都没错，至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里面是这样的。的确，这种法则在现代的英格兰以一种高度精确而完美的方式运行着。但与这种法则有更基本的联系的证据，可以在冰岛史诗中找到，而且很明显，这些证据都是出于自发的状态而不是从其他文化那里借过来的。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② 1066 年占领英格兰的那种力量可以被称为骑士冒险家的“社会”。通过运用这种力量，英国的贸易公司已经征服并剥削着整个国家一-一特别是自 1890 年英国确立了对南非的统治之后。整个英格兰民族逐步显示出“社会”的特征。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烧杀抢掠与投机取巧的本能最终影响到英国人对包括财产、劳动、外族和自己民族中的弱者和阶级等所有现实的看法。这种本能同样也生长出了一种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iques），后者在争夺全球霸权时是非常有效的武器。
德国有一些不得人心、声名狼藉的政治哲学，但没有一个会比自由主义受到更强烈的蔑视。德国式的自由主义通常代表着精神贫乏和对历史必然性的无知与不解。这种自由主义意味着他们无法与他人合作、为他人牺牲。其立场通常是一种全然的消极批评，虽然不是改变社会的不屈意志的一个表现一一就像倍倍尔一样的社会主义者证明的那样一—而只出于“与众不同”的意愿。虽然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从未因采取的“立场”而遭受损失，他们仍缺乏内在的活力与约束，信心和坚定的意志是自由主义英国模式的特征。事实上，他们只是我们历史道路上的绊脚石而已。
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自由主义就已经俘获了我们知识阶层的心。伪知识分子（尼采所说的“文明的野蛮人”和象牙塔里的学究，因抽象知识的阻隔而不食人间烟火，并成为自由主义坚定的支持者。即使用自己普鲁士人的毅力掌握了艰深的专业知识的历史学家蒙森，也承认并钦佩罗马历史中的普鲁士人，作为国民议会的一员也反对俾斯麦的政策，这一点令人费解。蒙森和英国翻译家与《希腊史》（ History of Greece ）的编者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 之间这种银行家和自由主义者的比较，会很有趣。
我们的作家和教授像兔子一样多产，一本又一本的专著、层出不穷的计划中充厅着自由公民、自由个性、主权在民以及普遍的、自由的和进步的人性等脱离了英国商业现实却在德国非常流行的英国概念。被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② 在 1880 年称作“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俾斯麦，就有很多有意思的话，要对将他们书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混为一谈的学者们说。奥古斯都·倍倍尔曾经用对党内学院派的严厉斥责来证明其可靠的本能。他试探出德国知识分子的反普鲁士本能，他们在背地里破坏着国家的秩序和纪律。时代已经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倍倍尔死后，“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便冲破自己政党的阻隔，与我们“有教养的”中间阶级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现在，两伙人正在魏玛歌剧院的舞台上重演法兰克福保罗大教堂的意识形态戏剧，剧中的教授们用自己的陈词滥调絮叨着宪法文本（paper constitution）。
在“光辉孤立”期间，英国人在种族本能基础上获得了内在的和外在的团结，这种团结是其他任何西欧国家都未能赢得的。英格兰出现了一种高级社会的特殊形式，一个因共同兴趣的强烈感觉和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一致而联合在一起的“女士与绅士”阶层。1750 年以后，这种华丽的社会形式已经成为所有现代文明的楷模，而法国首先效仿。所谓“新古典风格”（empire）的艺术潮流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背景。这种风格在本质上是洛可可风格的实际而有限的形式，它和文雅而精致的品味一起浸透到这个社会的整个环境中。依照这种关系，我们认为文明肖像大师庚兹伯罗（ Gainsborough） ② 和雷诺（ Reynolds） ③ 正是这方面的代表。
成功和好运的共同情感将英国人团结起来，不像普鲁士人，他们被一种挑战和责任的感觉驱使着。我们可能会把英国人当作筹交错之简的商业世界的奥林匹亚山诸神，或从远征中归来的维京人，而不是战场上的骑士。除了贵族出身，财富是路身这个集团的主要条件；财产也是在这个集团内部社会结构中确定等级序列的标准。财富是英国人的首要美德，是他的显著特征，也是他的目标和理想。今天，只有英格兰拥有所谓的社会文化，虽然它没有任何其他更哲学化的文化形式。英国人是一个非常浅薄的民族；我们德意志人生活在“诗人和思想家的土地上”，因此常常只展现出浅薄的深奥。
没有也不会有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德意志或普鲁士的社会形态。一个由独立的自我所构成的社会，由于缺乏对共同自的和自标的共同悲，我们经常让人感到有点荒谬可笑。在对英国人的“俱乐部”和“宴会”的模仿中，我们德国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发明了协会（Verein）和宴会（Festessen）；这些都是他为“文化团结”设计的。
与所有这些相反，普鲁士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了一种深刻而强大的阶层意识，一种基于劳动的美德而不是闲暇的团结感（feeling ofunity）。它将每个职业群体一一军队、公务员和劳工一用职业的自豪感联合起来，让他们献身于使其他所有人、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受益的活动中。这样的一种团结感在每个群体内都找到了象征性的表达词汇：上层的是伙伴（Kamaraden），中层的是同事（Kollegen），底层是同样具有自豪感的同志（Genossen）。所有阶层中的团结信条都是以奉献而不是成功为最高理想。社会成员间相互区别的特征是等级而不是财富。上尉高于中尉，不管后者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百万富翁。法国人在大革命期间用“资产阶级”一词来强调平等思想，但这不等同于英国人或德国人社会关系上的距离感。两种德意志民族都有这种距离感；我们只是在这种感觉的起源上有所差别。当一个德国工人用“资产阶级”-词时，他的意思是，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只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等级却没有付出真正的辛苦的家伙一一它是德国人眼中的英国理想。英国人追求利益，德国人追求名分。
两个国家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群体团结感各自形成了身心的高度一致性，一个是成功商人的种族，另一个是工人的种族。英国男性的穿着品味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象征，虽然是一种外在的象征。英格兰出现了最纯粹意义上的便服：个人的服装。他们的时装风行整个西欧，势不可挡。英格兰服饰影响了整个世界，成为自由贸易、追求私人财富和“标准”（cant）的象征。普鲁士人的制服是这种英国服饰的副本。这种服饰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私人生活的象征。它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的成功的象征，而是奋斗本身。“朕乃国家第一公仆”，普鲁士国王这样说，而他的父亲使身穿制服成为贵族的习惯。有多少人深刻地理解了“国王的披风”这一短语的意义呢？
英国男性着装是一个社会义务问题，甚至比普鲁士政府的制服穿着的规格还要严格。任何一个英国人不曾想过身着“便装”出现在他的同仁面前，他们都不愿与风尚和风俗相。只有英国人能身着“平民的”服装而举止得体。德国乡巴佬的长礼服（ Bratenrock)是英国原型的拙劣模仿。在长礼服下面的卑俗的德国心灵不断地追求着“自由”和“人的尊严”。长礼服是 1848 年理想的象征，今天正被德国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socialists-gone-liberal) 满怀骄傲地穿在身上。7
按普鲁士人的思维习惯，个人意志被笼罩在集体意志之下。军官团、各部门的公务人员、奥古斯都·倍倍尔的工人队伍，最后是1813 年、1870 年和 1914 年的德国人民（ Volk)都感到、被期望并扮演成一个超个人实体。这不仅仅是从众本能；这是崇高的力量与自由的表达，这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东西。甚至在它的无产阶级模式中，它用自私自利的伪社会主义（pseudo-socialism）来排斥其他国家的工人。奴颜婢膝、趋炎附势——这些词语是用于这样一些态度的，即只有在他们退缩之时才被理解与蔑视。真正的普鲁士人不鄙视任何人；他本身就让自已恐惧。
英国人，实际上是全世界，永远都不会理解普鲁士人的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深刻的内在独立性。对于一个有着足够的精神修养的民族而言，那种由社会责任体制保证的精神生活至上的自由，在社会特权体系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老毛奇的精神在英国就是不可思议的。英国人以丧失其他自由为代价而得到其实用的自由：不管作为清教徒、理性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还是作为唯物主义者，他本质上都是奴隶。两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所有没有内在自由的哲学的发明家。最近他又生产了把人类的全部精神构成依附于物质力量的达尔文主义。顺便提一下，毕希纳尔（Buchner) ①和海克尔所宣扬的那种相当粗俗的达尔文主义已成为德国小市民的世界观。
英国人在精神意义上也属于他的“社会”。他的服饰也是其制服心理的表达。他以平民身份行使自己的权利，虽然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平民思想之类的东西。他的生活受一个统一的、像长礼服和手套一样流行的却没有真正内容的神学导向的哲学支配，如果“从众心理”（herdinstinct）一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那把它用在这儿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德意志宗教改革没有产生内在的（inner)结果。路德教不是开始，而是终结。哥特人的德意志行将就木，但正最后一次站起来上演这场伟大而个性化的一幕。只有在他那个时代各地教堂中盛行文艺复兴情绪的背景下，路德才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公众形象与美第奇家族如出一辙；教皇和主教是事实上的雇佣军；教会管理部门有系统地夺走他们对私有财产的忠诚；宗教信仰本身是一件正式事务，悔占罪过的比例与像圆柱和梁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品味问题。北方哥特人的情感对这些发展反应强烈，但继之而起的起义事实上却天真而愚蠢；起义产生了没有教皇的教会，以及不能灵活地强调仪式的哥特人信仰。哥特人信仰实在缺乏教会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反抗源于否定精神，反抗的丰富热情不会持续太久。
随着西班牙开始反宗教改革（ Coumter-Reformation）并创建有争议的耶稣会，巴洛克式的浮华精神也盛行起来。这是一场真正有创造性并且能持续下去的运动，这场运动把天主教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后的17世纪里，新的北方民族开始运用基督教所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创造新的宗教生活形式。所有这些行动的一致性在于行动中的坚强意志，和来自佛罗伦萨休闲文化的遥远呼声，以及帕斯卡（Pascal) W和法国詹森教派（Jansenist）枯燥无味而自我苛求的辩证法。
结果，英国出现了革命性的独立主义（ Independentism）；在其影响下，士瓦本（Swabia）和普鲁士出现了虔诚派运动（ Pietistic Movement）。虔诚派用自己的循循善诱，对那时刚刚开始出现的普鲁士风格产生重要影响。在虔诚派运动的帮助下，一些表面上服从并谦卑地服务于自己国家的人出现了，但他们的内在生活不受世俗生活的限制一一情感温柔、丰富而胸怀坦荡的人。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威廉一世、俾斯麦、老毛奇和兴登堡等，都是这种人物的主要代表，事实上，他们的虔诚已经摆脱了教条。他们对别人隐瞒自己的虔诚，觉得最好通过忠实的公众行动而不是公开地悔来为世人树立榜样。
另一方面，英国的独立派（Independent）就像其自由的诺曼人祖先-样，拥有外在的自由。他以圣经为基础，准予每个人按自已的愿望解释圣经的权利，把自已变成纯粹的世俗宗教的教徒。因此，从其定义来讲，不管独立派教徒做了什么，他们在道德上都是正当的。英国人从未在这方面有任何怀疑。成功是“上帝恩典”的证明。在虔信派教徒把自己视为其行为道德的唯一负责人时，独立派教徒把这种责任交给了上帝。没有人有权改变如此深沉的信念。合理化总是为强制的愿望而设计，强制会导致腐朽和没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英国人本性中带有真正非凡的自信，他们从乏味的、教条的、经验主义的因而也是典型的法国式加尔文教教义中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意识。在克伦威尔和他的战士们心中，预言式的教条意在说明国家是圣徒的团体，而英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在上帝面前，每一种行为都因为其可行而是正当的；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所犯的每一种罪、采取的每一种野蛮行径都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主（He）为此负全部责任。基于这种无比的自信和冷酷，英格兰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虽然虔诚派在欧洲德语地区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但远不是德意志种族的直接表达。虔诚派确实有不切实际或土里土气的特点。虔诚派用一种亲密无间的精神把信仰者集中在一个小圈子中。对这些信仰者而言，生命是为上帝服务的理想，只有在某种更为高尚的责任的关照下，一个人在尘世间的苦行与磨难才有意义。
然而，这种责任必须强加到人们头上，这是伟大的霍亨索伦家族这个东欧殖民地骑士理想的继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取得的一个极大的成就。在所有高贵的和城市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缺点中，在王室所有的弱点中，浮现出传统普鲁士的理想，一种自那个时代以来就在德意志出现了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最优秀的德意志人的灵魂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即使他们的情感在与之对抗。
士瓦本的虔诚派最终堕人了中间阶级的情感世界之中，或将自己优秀的心智——例如黑格尔—交给了北方，那里的传统普鲁士人理想产生了-种新的类型，即这种宗教敏感性的提倡者。那种对单纯的财富、奢侈、便利、愉悦和繁荣的完全蔑视勾画出了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普鲁士精神。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后来军事和公共服务思想的雏形。所有这些安逸都与骑士意义上的高贵与责任相矛盾。但对英国人而言，这些安逸是上帝的恩典；安逸对于他们来说是神意的证据，他们怀着虔诚的感激之情接受神意。
人们很难想象得到比这更尖锐的对立。对于虔诚的独立派教徒来讲，工作是人类堕落（Fal)的结果；普鲁士人把工作当作神圣的戒律（ Divine Commandment）。二者对工作性质的解释也存在争论：作为事业（business）的工作和作为职业（vocation）的工作。我们来考察一下这儿个词的基本意义吧。“职业”有“天职”（calling）之意，即那种来自上帝的召唤（call)。考虑到这一点，工作本身是道德上的善。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道德上的功业包含在工作的目标和成功、金钱和财富之中。工作只是通向这些目标的一种途径，他们会基于其舒适和安全的考虑而进行选择。显然，冲突在通往成功之路上不可避免，但清教徒的良心会设法做出判断。站在这条路上的任何人都会被轻易地推开一个人、整个阶级、整个国家。说到底，这是上帝的意志。一旦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就很容易地看到这样的思想将给一个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为了克服与生俱来的麻木不仁，普鲁士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主张生活的主要自标并不是幸福。这种道德观主张“通过干工作来尽你的责任”英国资本主义者的道德言是：“富有起来，你就不必再工作了。”这种格信中无疑有某种煽动成分。这个格言在诱惑人，在呼唤人类最基本的本能。野心勃勃的民族中的劳动群众非常明白这一点。就在19世纪，这个格言生产出一批带有十足的实用乐观主义的美国佬。第一个格言是在约束人，少数人要把自己注人共同体之中，并把它强加给群众。第二个座右铭可用于无政府国家，用于自我主义者和正如我们在英国人的体育风格中所发现的那种有不断斗争的强烈欲望的维京人身上。它意味着思想的极度独立，以及在个人力量所及的范围内不惜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获取幸福的权利一一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达尔文主义。而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表达：对权力的欲望，为幸福而奋斗，但是为了全体而不是个别人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排特烈·威廉一世而非马克思是第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从这个榜样人物开始的。康德用他的绝对律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为运动提供了一个准则。
在西欧文化的最后阶段，两大哲学学派建立起来了，即18世纪前后英国的利已主义和享乐主义学派与19 世纪普鲁士理想主义学派。它们表达了作为民族、宗教、政治和经济实体的国家的本质。
哲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一一一堆词汇、几本书而已。哲学本身也没有对错之分。哲学是伟大思想的活生生的语言。对英国人而言，在霍布斯提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共同的善（ common good）（即最大数量人的最大幸福）的乐观的辉格党哲学时，他道出了真相。英国人认为，很有绅士做派亦即将统治人格发挥到极致的托利党人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 W也在讲真话。然而对于我们来讲，康德对“幸福”和效用的蔑视及其对责任的绝对律令与他本人一样真实。在我们看来，有浓重现实感的黑格尔在将单个国家的具体命运而非“人类”社会的康乐置于其历史思考的中心时，他也道出了真理。曼德维尔（ Mandeville)② 在其《蜜蜂的寓言》（Fableof the Bees）一书中宣称，个人自我主义是国家的前进动力；费希特却说工作是义务。哪一个是最高自标一一是用财富换取自由还是在财富中获得自由？我们应该欣赏康德的绝对律令：“要使你的每个行为成为所有人的行动准则，”还是如边沁所说，“按你会成功的方式去行动”？
维京人和骑士一一两类人各自生活在英国和普鲁士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道德体系之中，在各自的情感世界出现的哲学教义和两个国家哲学家的后裔，都具有同样与众不同的特征。英国人事实上是西欧唯一的功利主义者。他不可能是别的。只要他试图去否定自己最强烈的内心驱使，就会出现他因“伪善”而出名的现象-一这在吉士菲尔伯爵（LordChesterfield)的信件中可以找到其最纯粹的形式。英国是一个神学家的国度。他们的伟大革命采取了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并由此废除了只用神学语言来表达公共生活的君主专制。于是，对可疑的商业交易的圣经解释就可以平息内心的不安，并大大增强其野心和进取心。出于对个人在生存斗争中的成功机会的考虑，神学精神趋于避免以真名命名一切活动的真实自标：财富。
如果在普鲁士的氛围中也有类似的冲突，那么就要考虑到地位和等级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总是受诱导而将财富称为野心勃勃和利欲熏心。然而，追求财富基本上是承担更多责任的意志的表现，因为他准备好这样去做了。
在西欧所有的民族中，这两个民族因严格的社会等级而与众不同。这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标志。严格的社会等级把每个人都准确地安排到最需要他的位置上。这样的安排是完全无意识的、自动的能量守恒的结果。严格的社会等级仅对于-个特殊民族来讲才是正常且恰当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拥有此种天才或强大意志的人能够重塑这种社会等级。严格的社会等级是这个民族的基本道德和伦理态度的表达。这种对社会结构的特殊感情的澄清和实现需要几个世纪。维京人的海盗精神和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成功的民族精神（ethos）和责任的民族精神。英国人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结构，普鲁士人则按等级的高下来划分结构。
因此，阶级差别在这两个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一个独立的公民团体中，最下层的是一无所有的人；在一个真正的国家中，最下层的是无发言权的人。英国的民主政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发财的机会，而普鲁士则为每个想升迁的人提供机会。在普鲁士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根据其能力而非传统要求来得到其地位。
法国（也包括意大利）甚至到1789 年都没有过这种自然天成的阶级结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规则；法国有不同规模和成分的专制特权群体，他们之间没有固定的关联结构。除了高贵的王室阶级还有公正的贵族，以及诸如神父和达官贵人等类型，就连城市商人阶级派别中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别。法国一直以来就缺失这种等级社会结构，这是法国典型的偏爱平等的结果。在英国，高贵的意思渐渐成了财富的高贵，普鲁士的高贵则指的是军事成就。法国贵族阶级从来没有获得这种社会意义上的一致性。英国革命是指向政府的，亦即反对“普鲁士”意义上的教会和公众生活中的秩序。德国革命对准的是富有与贫穷相对立的“英国”体制，后者源于19世纪工商业的发展，并已成为反普鲁士和反社会主义浪潮的焦点。法国革命不是针对外国的因此也是邪恶的秩序；它反对的是秩序本身。这就是法国式的民主制。
这里，我们终于能够领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深远的道德意义了。他们代表两种社会阶层制度，一个基于财富和成功的不解奋斗，另一个基于权威和法制。英国人永远都不会接受比自已贫穷的人的命令，普鲁士人也不会特意向比自己富有的人表达敬意。甚至以前在奥古斯都·倍倍尔的政党中，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对政党领导心悦诚服，这就像英国工人把百万富翁尊重为神圣恩泽的接受者一样。无产者的阶级冲突不能影响如此根深蒂固的态度。整个英国工人运动都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内部贫富差别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条件下，百万富翁的普鲁士式政党中很难想象有铁的纪律。
“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是萧伯纳再三使用的典型的英国无产阶级法则。虽然我们听起来感觉有些荒谬，但它恰恰适合于文明化的维京人所表达的生活理想。出于对美国佬这种欣欣向荣的理想的尊重，我们或许可以谈一谈存在于盘格鲁一萨克逊世界和德国的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亿万富翁的社会主义和公务员的社会主义。第一种类型我们可以以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为例，他第一个把大笔公共资产转化为个人财富，但又转过头来以统治者的姿态在公共事业中分配财富。他宣称，“贫困潦倒者死不足惜，”暗示着他对支配一切的权力的尊敬。这种个人社会主义完全是独断专行地支配公款的极端例子，不应和真正的公务员和管理者（他们自己可能很穷）的社会主义相混淆。后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楷模是像俾斯麦和倍倍尔等人这样完全与众不同的人物。
今天，萧伯纳是“资本家”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而资本家社会主义则把富有和贫穷看作经济领域的控制因素。“贫穷是最大的恶和最重的罪”（《巴巴拉少校》[ Major Barbara ]），他鼓吹去反对“那些认为善良比富有更好的墨守成规的乌合之众。”工人应该尽量致富一一这就是英国工会一直以来的方针。这就是在从欧文到萧伯纳的英国从没有过无产阶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原因一将无产阶级从下层的资本主义中分辨出来是不可能的。
对于我们来讲，社会的控制因素是指在一个严格有序的团体一一如政府、政党、军队和公务员队伍一一里，命令和服从的相互作用。这种共同体里的任何成员都是共同体的仆人。为普鲁士国王服务意思是恪尽职守而不是沉迷于个人得失。自排特烈·威廉一世以来，付给普鲁士官员及公务员的工资与英国中间阶级所需的数量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而普鲁士人却更努力、更无私、更真诚地工作着。这样工作的真正补偿就是头衔。在奥古斯都·倍倍尔的政党中也是如此。这种工人的国中之国并不要求财富，而是要求权力。在工人们进行罢工期间，他们通常饥寒交迫，但他们只是对权力而不是对提高工资感兴趣。他们通过罢工来支持一种被认为是或真的是与其雇主对立的哲学。他们为一个道德法则而罢工，他们在斗争中失败可能最终意味着道德上的胜利。
英国工人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不穷，但他们罢工期间接受了德国工人提供的成干上万的英镑，这些德国工人以为海峡对面的同志们在为同样的理由而斗争。从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是在工人政党中同时也是在军队中斗争的一个例子。规规矩矩的劳工运动突然转变成几个彼此独立的团体争取高工资的野蛮斗争，这是英国理想的胜利。而在军队中又重新出现有高度纪律的组织这-事实也突显了劳工运动的失败。这个舞台上出现的唯-一真正有才能的人是军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德国革命亦复如此。
两个国家的经济思想也存在着差异。政治经济学家犯了只在唯物主义信条下思考的致命错误。他们不去考虑世界上经济本质的多样性，而总将“人”的经济分层、“现代”和“当前”等陈词滥调挂在嘴边。一把这些词汇派上用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法则便暴露了自己英国出身的所有缺点。因为政治经济学将自己的起点定在充分自信却缺乏心理机制的现代英国人之中。政治经济学成了他们唯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他们的商业竞争、成功和个人利益遥相呼应。自18世纪以来，他们这种对经济事务的纯粹英国式的解释已经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
中世纪时期，在德意志东部边界定居、拓殖的条顿骑士，对经济斗争中的国家权威有透彻的看法，后来的普鲁士人继承了这种看法。领悟个人的经济责任要靠命运、上帝、国家或个人天赋一一它们只是同一事实的不同说法。生产和销售商品的权利和特权是平均分配的。目的不是让个人或每个个体获得更大的财富，而是共同的繁荣。排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继承者在东方国家开发沼泽地时，就把这当作神圣的使命。有着良好现实感的现代德国劳动者，正是按这种路线思考和行动的，虽然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模糊了他自己的目标和传统普鲁士人的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
有着海盗本性的岛民对经济事务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那里经济活动被当成是战争和掠夺一一个人最终要在战利品里获得自已的份额。发展出一套增加货币储量的精确技术的诺曼人国家就完全建立在这种海盗规则之上。基于同样的海盗目标，封建制度作为一个高尚而雅致的手段被引人。男爵开垦分配给他的土地，并向公爵缴纳贡赋。所有人的自标都是财富。上帝将财富置于冒险之中。现代会计学就是从这些定居的海盗中出现的。“支票”、“账目”、“控制”“核对”“簿记”等词汇和英国财政部的现代术语“国库”，都来源于诺曼底公爵魔王罗伯特（Robert le Diable） ① （死于 1035 年）的会计室。9在 1066 年征服不列颠的同时，诺曼底男爵以同样的方式剥夺了他们部落的近亲萨克逊人。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观点。
今天，这种风格在英国贸易公司和美国托拉斯中依然很明显。他们的目标不是用安稳的工作来提高全民族的生活水平，而是通过民间资本来创造个人财富、征服个人竞争，通过广告、价格战等，千方百计地刺激消费，并严格控制供求比例来剥削公众。在英国人谈到国民财富时，他是指一国之中的百万富翁的数量。正如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对英国人的思维模式而言，没有什么比团结更陌生的了。”英国人甚至把体育和娱乐看作是对个人，尤其是对个人身体优越性的测试。他从事运动完全是为了创造国家纪录或世界纪录；他喜欢拳击，这是一项和他的经济习性紧密联系的运动，却与德国体操运动员的思想背道而驰。
所有这些都在证明，英国的经济生活与商业（即海盗的高级形式）是同义语。英国人的本能把所有的商品都看成是战利品，看成为了增值而加以利用的物品。英国的机械工业是为商业和贸易利益而创建的，其主要目的是生产廉价商品。英国农业一通过自己的定价来限制工资的下降，它就完全被商业利益所抛弃。1850 年英国工业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与商品“劳动”密切相关一一一一方想要降价，另一方想要涨价。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溢美之辞指的都是英国，而非普遍的经济本能。
“自由贸易”这一庄严的词汇是海盗经济的一部分。普鲁士人亦即社会主义者的术语往往是“国家控制商品交换。”这使贸易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处于从属而非支配地位。我们也理解亚当·斯密为什么对政府和“可称作狡猾的野兽的政治家”愤恨不已的原因。确实，政府官员对商人必须像警察对夜贼、海军巡洋舰对海盗一样发挥作用。
英国人的特征同样表现为过分估计资本总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英国的资本概念是心理学式的，因此与法国的私有制以及普鲁士管理基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毕竟，实际生活是心理状态的表达），唯物主义者很难理解这种差别。英国人一向不擅长心理学。他们往往把自已的想法看作是“人类”的普遍法则。事实上，现代政治经济学都建立在把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等同于英国特有的商业利益这一根本错误之上，甚至抵制这些理论的曼彻斯特学派也犯了这种错误。马克思主义在极力反对这种理论的同时，也完全套用它的模式。这就是所有关于世界大战爆发的预言落空的原因；据说世界经济在几个月后就会崩溃。
唯一能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应的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由政府管理经济事务这一普鲁士观念自然而然地将德国资本主义转化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步是1879年的保护关税法。实际上，大型辛迪加是经济领域的国中之国。大型辛迪加代表“资本主义第一次实际而系统的大规模尝试，尝试着理解自己技术的神秘性，尝试着获得对社会力量的控制，那时社会力量已被当作自然而又深不可测、需要被动而盲目地服从的力量了，虽然这并不是有意规划的。”（伦施[ Lensch]，《世界革命的三年》， Drei Jahre Weltrevolution ）。
然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我们之中的英国人一依然崇尚自由贸易，而不仅仅限于人类灵魂的自由。这样一来，“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就暴露了自己最愚鑫的一面。因为他已经误解了并开始喜欢某种海盗的本能，他“草率地”抵制专制的政府、超个人的意志和为了整体而对个人的抑制。通过采取这种态度，他表现出了“形而上学”，或由此他相信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缺乏实践经验的“有教养的”德国人的信仰：教授、诗人和思想家，所有这些人只会纸上工夫而不做实事。当然，他们不能理解或在道德上接受自由主义的其他形式，即人人为己的哲学下的自由贸易的海盗法则。他们从未领会大型工业或商业公司的办公室里自治的自我（autonomous self ）这一抽象概念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因此德国股票市场的自由主义已经把德国教授套在它的马军上。这种自由主义驱使他去政治会议上演讲，去做听众。它把他安置在编辑的职位上，让他在那儿用哲学的敏锐生产出一篇篇意义深远的文章，将商界希望维持的政治观点传播给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对于他们来说，报纸作为真理的源泉已取代圣经好久了）。这种自由主义使他到立法机关的会议上喊“是”和“不”，从而确保从不关心理论和宪法的商业利益，并创造越来越多的贿赂和海盗行为的机会。
现在，这种英国式的德国自由主义实际上对所有重要的德语报纸、整个受教育阶层和自由党派发挥着实实在在的控制作用。但教授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在伦理上是自由的，进而在经济上也是自由的，而且他对这种关联很清楚。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伦理的和商业的两种相的个性。一种是思考，另一种是行动与控制；只有后者的个性才能意识到相互的关联一进而发现其中的乐趣。10
因而，我们在现代世界发现了两大彼此对立的经济规则。维京人已成为-一个自由商人；条顿骑士现在是行政官员。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司能。每一个规则都是德意志民族，即卓越的浮士德民族。二者都不会接受对自已意志的限制，直到整个世界都屈从于它的特殊理想时才会满足。情况就是这样，在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前，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世界经济会成为世界性的剥削，还是变成世界性的组织？未来帝国的独裁者们是亿万富翁还是宇宙的管理者？要是浮士德文明的帝国团结在一起，地球上的人口要受卡特尔和辛迪加的支配，还是受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结尾处所想象的那些人的支配？世界的命运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法国经济思潮和文艺复兴思潮一样都具有地方性。地方主义是路易十四期间商业制度的特征，是启蒙运动期间杜尔哥（ Turgot)的重农主义学派的特征，也是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计划的特征，后者的目标是把“社会”分成被称为“法朗吉”（phalansteries）的小型经济单位（参见左拉晚期的小说）。只有三个真正的浮士德民族拥有创造一个世界性经济体制的内在动力。有骑士风范的西班牙人在他们把新世界合并到自己的帝国中时做了尝试。作为真正的战士，他们没有从自己的经济扩张中建立理论，而是通过扩展地理和政治视野为新的经济思想铺平道路。
英国是第一个阐明本国经济行为理论的国家，它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自已剥削全世界的行为。以商业为生的英国人很聪明地意识到，书本语言对于大多数一直唯书是从的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他们让自己的民族深信，海盗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他们成功地把自由的概念与自由贸易的概念结合在一起。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浮士德民族，它和西班牙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尚武民族，但缺乏英国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另一个世界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帮助下，普鲁士因在自己经济领域的成就而在理论上博得社会主义之名。但普鲁士经济生活真正的创造者无法认清理论伪装下的自已的创造。从而就激起了两个没有必要敌对的派别间的冲突：一方是理论家，另一方是实干家。我们现在已到了每一方都应该向对方妥协并接受双方都面临的任务的紧急阶段。
世界是应当由资本家统治，还是要由社会主义者统治？这个问题不可能由相互竞争的两个国家来决定。这已成为每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只要一放下用来对抗外敌的武器，就会出现内战。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英国式的和普鲁士式的经济力量。当各个阶级和派别都庆倦了战争，个别的杰出人物却以规则之名将战争继续下去。在古典时代阿波罗神和酒神规则的巨大冲突中，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展成一场所有城市的寡头和民众间的战争。在菲利皮与亚克兴战役中达成的决议不得不在鲜血洒满罗马广场的格拉古时代推翻。在中国，秦和楚两国间、道和礼的两种哲学间的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在埃及，同样的巨大秘密隐藏在希克索斯王朝（Hyksos）亦即东方野蛮人霸权的神秘之下。他们是被召唤来的，还是在埃及被内部冲突折磨得疲惫不堪时，他们才到来的？西方世界会把俄国人分配到同样的角色上吗？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和事佬让他们在国家间谈和解；他们永远不会屈服于这些观念。维京人精神和骑士精神会与它斗争到底，尽管世界会显得庆倦并因本世纪的杀戮而崩溃。11
这将我们带到英国人与普鲁士人在政治问题上的对立这一问题上来。政治是所有历史存在中最高的、最强大的维度。世界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又是战争的历史。12当观念急于做出扶择时，观念就会采取政治单位的形式：国家、民族或政党。观念肯定是用语言而不是用武器来斗争。经济战争成了国家间或一国之内的军事战争。犹太教、伊斯兰教、胡格诺教派、摩门教 ② 等宗教组织便把自己组织得像国家一样一一一旦这成为关乎它们的生存和成就的问题时。从灵魂深处到肉体或肉体创造的一切都需要肉体的牺牲作为报答。成为血液的观念还需要血液来维持。战争是高级人类存在的永恒模式，国家因战争而存在；国家是战争准备就绪的标志。即使疲倦的、血液全无的人也渴望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就像古典世界最后几个世纪的公民，他们只是由战争发动者的角色变成了其他人发动战争的对象。
然而，任何政治模式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元素就是创造这种模式的民族，即在血液之中孕育了政治模式的民族，而惟有血液能体现政治模式。就政治模式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很空的概念。任何人都使用政治模式的“语言”。但没有人能够真正重建政治模式，或将政治模式带人现实。政治和其他方式一样，全凭命运的安排。每一种文化和文化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根据天赋的和本质上永恒不变的模式，安排其事务，并践行其命运。有关“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争论其实是文字之争。君主制政府的自在（an sich）就像云朵形状的自在-一样飘忽不定。古代古典时期的“共和政体”和西欧的“共和政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政治大危机的最终意义不仅仅是政体形式的变化。当危机引出要求“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的呼声时，那无非是一个呼声，一个情景剧的口头提示，虽然这种呼声是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时期，能够理解并受鼓舞的唯一事情。事实上，在如此心醉神迷的时刻之后，一个民族总会回到自己的政治模式上，其本质特征几乎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表达。一个精力旺盛的民族的强烈本能，驱使这个民族去抓住历史事件可能在其道路上所设置的任何政府形式，并将这种政府形式按自己的目的进行塑造。当这一切发生时，没有人能意识到正被讨论的政治模式已经在名义上实现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政治形态都不会在其宪章的条文中间找到，而是蕴含在实施宪章时所依照的那些未成文和无意识的法则里。如果讨论中没有特指某个国家，那么“共和政体”“议会制度”和“民主政治”等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议会制政府”是一个特定的英国现象，除了作为英国人海盗性格的封闭局面和几个世纪发展过程的产物之外，难以想象，他们已把某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方法与整个社会道德规范联系在了一起。试图模仿英国的议会制政府，是没有用的。“议会制度”在德国要么是胡言乱语，要么是叛国通敌。英国通过提供自己的政体形式这剂“良药”，成功地毒害了所有的国家。反过来讲，如果西方文明的最终发展阶段，即现在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治的文明，使这种政体形式成为不可能，那么英国就一定会失去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存能力。如果英国社会主义试图去废除国会，那么它就在背叛自己的国家。因为英国是一个平民的自由社会，岛国性质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废除“政府”，并用一系列战争代替这种纯粹形式上的理想，这些战争是从外国雇佣的士兵和水手发动的，并在1916年持续了一年。这种无政府的议会政治假定了一个稳定的两党体制。两党必须在其中依照相关的组织、惯例、利益、情绪、习俗和精神，以一种特殊方式，彼此联系起来。
英国人所说的“政党”—这个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一一最初是贵族阶级的小集团，这些政党在 1642 年革命以后，尤其是因 1688年英国国教徒和清教徒的信仰而分裂。当然，这意味着这些政党分裂的基本动因是种族观的差异。我们从冰岛史诗里了解到，海上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祖先把不同的纂赋遗留给每一个新群体。托利党人继承了他们贵族血统中的傲慢，以及他们对继承权、土地所有权、军事技艺和血腥斗争的贵族化尊敬。我们能在辉格党中看到古代诺曼人在海盗行为和抢劫时的喜悦，他们轻易地取得成功，掠走大量的金银细软，他们对狡猾和聪明的尊重远胜过对体力的尊重。今天的英帝国主义者和自由贸易者是几个世纪的最终产物，在此期间这些诺曼人的基本特质已被强化和改进，从而使真正的统治阶级对其基本特质更加精心地培育。英国19世纪的民主化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就像在普鲁士，国家继续由一个拥有统一的、坚定的有实际行动能力的少数集团领导。对这种意志及这种实践才能的庄严操练一直延续到上次战争结束。
商业一一在海盗的意识里一一是这种政治的总和与实质，不管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是否做过老板。当然，两类人无论如何都是“绅士”，都是上等社会的成员，都显示了同样值得钦佩的处世态度。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英国人有时会彼此怀有敌意，但他们还是会用私下的对话和个人的交流来解决重大争端。因此，他们有所成就是因为他们以结果来决定手段。在任何其他国家中，这样的争论都会在笨拙但合法的公民大会( popular assembly)的争吵声中无果而终。英国的政党领袖就像办理私人事务一样处理国家事务。当他碰巧取得政治上的成就时，他便宣称“英国”全靠他的政策指引。当他的政策取得了成功但遭遇外交或道德的困境时，他便辞去自己的职务，国家也会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失利提出告诫，同时又因他用辞职来回应他的行动的不良后果而为他喝彩。国家会自始至终地感谢上帝的仁慈，因为主通过政治家的成就赐福于英格兰。
政党尤其是英国的政党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的思想是一知半解的胡说。事实上，除了由几个村庄组成的政治单位之外，不存在民选政府（ popular government)或民治政府之类的东西。只有绝望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依然坚持这个概念。英国政治体制所到之处，都是少数人掌管着政府，他们依靠自已的实践经验、超凡的意志和纯熟的技巧，在党内施展自己的权力。
这样，人民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出现了。现代西方国家选举的意义何在？谁在投票？他又在为何或为谁投票？这种英国体制的意义在于人民选举了一个政党，而它不只是其意志和观点的代表，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政党领袖们的影响。这些政党是非常古老而根基牢固的组织，其职责就是管理整个英国的政治事务。每个英国人都意识到了这种组织的实用性，并在一次次的选举中支持这样的政，党，即这个政党所宣称的目的与选举者的主张和兴趣十分相符。他也意识到由政党任意指定的个别“代表”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愚昧的选民”一词更适合于每个代表而不是选民自己。重要的是，英国工人总是投票赞成由古老的政党提名的老板而不是工人候选人。每次对局势冷静的估计之后，他们都认为这样选举更有利。在美国，真正的英国人不再支持这种体制，现在那里的政党习惯于一方面给人民一系列的承诺，另一方面又要给填满政党金库的托拉斯一系列承诺，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保密的。
民主制和普选制是资本主义的可靠工具，这在按英国模式采用这些做法的所有国家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在自由主义的教授为魏玛宪法实现其梦想而欢呼时，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正把它作为让政治服务于商业、政府服务于受贿者的最简单、最廉价的方式，
这标志着海盗精神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支配，到自前为止西方文明几乎就是英国文明了。本质上不可移植的英国议会制度坚持向欧洲大陆并逐渐向整个世界推广，其形式就是“宪法”。议会制度便对现有政府的批评成为政府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英国，社会中形成的无政府特征使所有基于英国模式的新宪法具有绝对的反国家（antistate）倾向。结果，一方面是伪政党（pseudo-parties）的出现，这些伪政党徒劳地尝试着把行政权放在政党领袖手中的英国式技巧。另一方面，“反对派”登场了，由于掌权者集团和政党原则之间或政党间因权力之争而产生的长期摩擦，反对派成了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反对派。米拉波是法国那个时代放弃维京人观念的最精明的人物。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的话，一定会重新回到专制主义，以将他的国家从君主俱乐部的伪议会制（pseudo-parliamentarism）中拯救出来。“阴谋”一词充分地表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人所具有的态度，它替代了英国人细心的策略，以使这样的方式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结果，最实用的无政府形式在法国不时地获得惊人但短暂的成功，是一种短命的专制。对于马萨林（ Mazarin) 和黎塞留而言，这是事实。自1789年以来，专制甚至是最小政治俱乐部的秘密目标。专制的典型表现是外国战士即拿破仑的独裁。
深陷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漩涡的马基雅维利，将自已的希望寄托在博基亚身上，以获得十分类似的目标。在所有西方国家之中，法兰西和意大利尚未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像拿破仑帝国一样，路易十四的国家是一个独特事件，而不是一种持久的制度。作为一种有发展潜力的组织形式，巴洛克时代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哈布斯堡王朝而不是波旁王朝的产物。从腓力二世（ Philip Ⅱ ） ② 到梅特涅，哈布斯堡家族为近乎所有宫廷和内阁的政治行为确定了风格；太阳王的宫廷只通过服装和礼仪便制造了这种印象。这方面的证明是拿破仑非常文艺复兴式的服装仪表。只有在佛罗伦萨和巴黎，这样一位富有成就的军官才能担当如此非同寻常的角色，并建立这样一个奇特而短命的国家类型。事实上，法国不存在典型的政府体制。卢梭这个政治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在稳定的英国式“社会”中发展出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完全有信心发挥自己的政治功能。社会契约论最终需要专政，以这种临时性专制手段来保证社会免于个人意志的困扰。在革命中，拿破仑应该已经成为英国的首相、普鲁士的陆军元帅，在西班牙还要身兼二职一一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只有在法国和意大利，他才会获得查理曼大帝一样的荣耀。
当然，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state)一一就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来讲。严格来说，在普鲁士没有个人（private individuals）。每个生活在这个像机器一样精确地运作着制度中的个体（ single person），都是这个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因此，管理的任务就不会像在议会制中那样被分派给个人。公共基金（public funds）管理是公务员的一项职责，而承担这种责任的政治家是国家官员、联邦的公务员。商业与政治在英国是同义词；而法国那群依照宪法聚集在办公室里的政治家已经成了商业利益的雇员。在普鲁士，纯粹的职业政治家是不受尊重的角色。
因此，当政府民主化在19世纪变得不可避免之时，英国模式不得不被抛弃，因为它与普鲁士模式相离。这里的民主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因为它等同于商业特权，并导致将国家当作一种工具的私人政治（ private politics）模式。“人人为人人”（all for all)的骑士观念在当代得到重新阐释一一一但不是在形成政党的意义上，即每隔几年便讨好群众，给予他们特权，或者向政党推荐的候选人投票，或者根本不投票，而政党自身，如果是“反对派”，便反其道而行之，去干扰政府的工作。而且，“人人为人人”的原则在普鲁士呈现出的形式是，每个人都可以被分配到这个位置上，只要他的实践能力、道德和智力水平等符合某些等级制度的标准。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要被分配到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等级中，并赋予相应的责任；同样，一个官职也是可以被罢免的。
资产阶级（birgerliche)的观念是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人们不要误认为它就是法国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或英国的中间阶级。英国自由主义的庄重风格很不适合它。上帝可为之事，世人不可为（quod licet Jdvi non licet bovi）。在德国自由主义者的长外套之下，是古老帝国的那颗依然在以疲倦的节奏跳动的心和对现代文明的现实无比悲痛的灵魂这些好学的自由主义者堆积起大量关于“卓越”与“理想”的著作（每一本都有所不同），它们都宣称能很好地解释实用的英国思想。当然，若没有英国思想，这些人会对真正的普鲁士理想束手无策，普鲁士思想既深刻又平淡无奇。他们无法组织化，在政治上也很无知，但他们受德国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动员而加入了一个好战的政党，这一团体继承了英国人的理想，却未理解这种理想在英国人对事情的规划中的基本价值：个人财富的经济专政。我们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把他们的政党塑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反对派，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普鲁士社会主义思想阻资产阶级（birgerliche)的观念是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人们不要误认为它就是法国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或英国的中间阶级。英国自由主义的庄重风格很不适合它。上帝可为之事，世人不可为（quod licet Jdvi non licet bovi）。在德国自由主义者的长外套之下，是古老帝国的那颗依然在以疲倦的节奏跳动的心和对现代文明的现实无比悲痛的灵魂这些好学的自由主义者堆积起大量关于“卓越”与“理想”的著作（每一本都有所不同），它们都宣称能很好地解释实用的英国思想。当然，若没有英国思想，这些人会对真正的普鲁士理想束手无策，普鲁士思想既深刻又平淡无奇。他们无法组织化，在政治上也很无知，但他们受德国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动员而加入了一个好战的政党，这一团体继承了英国人的理想，却未理解这种理想在英国人对事情的规划中的基本价值：个人财富的经济专政。我们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把他们的政党塑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反对派，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普鲁士社会主义思想阻
我们的自由主义者要求纯粹的议会政治，不是因为他们渴望自由的国家，而是根本不希望有国家，还因为他们和其英国伙伴一样，都明白这种外来的斗篷可以使天生的社会主义民族束手就擒。德国米歇尔们的“超国家的”（ supranational世界大同主义吸引着他们。虽然作为一个政治自标，他们会嘲笑它，但他们知道它作为政治手段的价值。他们欣然承认世界主义教授的学术地位和“文化的”报纸专栏，并鼓励议会的业余爱好者参与评论专栏和集会大厅的政治。戴着这副盔甲，他们不辞辛苦地驾着他们的政治马车奔向英国理想。在德国革命中，社会主义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社会主义的对手迫使社会主义将武器指向自已。
社会主义的君主政体14 —-这是一个在浮士德的世界里慢慢成熟的观念，很久以来都在培养合适的人类领袖。专制社会主义（authoritative socialism）就其含义来说是君主主义的（monarchistic）。这个巨型有机体中最重要的职位，即排特烈大帝所说的“国家第一仆人”的角色，不能遭到野心勃勃的私掠船的劫掠。我们来设想一个团结一心的国家，其中的每个人都按其社会等级，按照他基于其内心信仰的自愿自律的天分，按照他的组织能力、工作潜质、个人思想、精力以及服务于共同事业工，那么这个管理组织适合的名字应该是“劳工委员会”的深思熟虑的愿望，来安排其职位。让我们来为一般的职务征召作规划，这导致职业行会的管理，同时受管理委员会而不是议会的指导。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工作，如果这个人是军官、公务员、农民或矿工，那么这个管理组织适合的名字应该是“劳工委员会”。
与这种观念相对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共和国理想。因为英国是一个“共和国”，虽然如今这个词的意思是能够为选举及其后果付得起代价的成功的平民政府。世界共和主义者梦想着地球成为这样一些人的猎场，他们想发财致富，并要求进行肩并肩战斗的权利。最终，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资本主义政党会联手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普鲁士人”（inner Prussia），而后者甚至在英国也得不到工人的全力支持一一-当然，工人是大不列颠的祸害。这意味着议会体制将经历一次结构性变化，因为它不能在三个政党的情况下运行。在此前的英国，议会体制是富人反对富人、在上层内部彼此反对对方的哲学。现在，富人在反对穷人，英国在反对其他国家。
但这等于说作为一种政治蓝图的议会制度已经过时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当德国的傻瓜们把英国的议会制度带到德国的时候，这种议会制度就已经日暮途穷了。俾斯麦之前是英国议会制度的全盛时期。议会制是一个老化的、成熟的、卓著的且高度精练的方法，要精通议会制，就非常需要贵族化的英国“绅士”的所有智慧。议会制需要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基本的一致，以确保“优雅”不遭受危机。议会对草案的争论就像是贵族间的决斗。像巴赫（Bach)到贝多芬之间的音乐一样，议会制以对正式规则的完全掌握为基础。这种形式主义一被弃置，音乐就变得粗俗了。今天没有人能像古典作曲家一样完成一个传统风格的赋格曲。因而议会制也是类似于赋格曲格式的议会策略。粗鄙的民族，粗鄙的问题一一无非如此。决斗变成了一场争吵。这些制度、机智感以及对社交礼仪的小心观察正与有着良好教养的古老民族一起消失。新的议会政治中将上演殊死斗争的好戏，方式几近野蛮，却没有什么成果。政党领袖与政党之间、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将会更糟糕、更明了、更黯淡。那将是专制的开始。151918 年的英国选举就预示着专制的到来。我们德国人也应该抛弃专制。正如专制是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宿命一样，专制也是我们的宿命，甚至是所有成熟文化的宿命。但是一一亿万富翁或将军值的问题。
现在，两种德国思想间的殊死较量受到完全不同的因素，即劳工问题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最深层的哲学分歧正极力达成一项决议，那将赋予浮士德人的存在以最终的统一形式。另一方面，危机中的实体国家正要求外部生存条件的改变。前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必须记住这两种现象之间质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向文明转变期间都会出现“第四等级”问题。16在德国，这个问题始于19世纪；卢梭在突然之间便过时了。第三等级属于建立在农村之上的城市；第四等级是消灭了农村的大都市的产物。任何特定文化中都有这种晚期现象，第四等级由像游牧部落一样的人群组成，他们像一盘散沙却仇视所有组织，他们要冲破令生者陷于困境的迷宫。第四等级是一个四处飘零、失魂落魄的群体，对传统文化中严格的等级秩序充满仇恨。它不愿意承认这种秩序，并渴望从它那难以忍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西欧文明的所有形式和表现都受到机械工业的主宰。17产业工人根本不是“第四等级”，然而他却自认为是那个等级的代表。他是一个符号（symbol）。作为一个等级类型，他源于这个文明，他深切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反常。如果其他人亦即商人及工程师都是这个技术时代的奴隶，那么他也是那种奴隶。
但只为了工人或由工人来解决劳工问题是不可能的。严格地讲，第四等级是一个简单事实，而非一种理念。在事实面前只剩下物质上的妥协一一并非作为理想的后果或实现，而是为超越他人而进行的顽强斗争的战略结果。最终，在所有事故和各种斗争之后，人们将信将疑地接受了 -种僵局，后者提供了某种消极福利措施一一种罗马帝国的幸福：面包与马戏。因为我们今天正处于大城市群众兴奋的极点上，因为空喊口号、自光短浅的观察者试图高估阶级利己主义的前景，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但这一切在一两个世纪内都会消逝，除非工人运动开始为普遍理想服务。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格拉古时期的激情还剩下什么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是被消解了而已。
这就是马克思的切人点。通过那种精巧的推演一一气势有余但精确不足一一他尽量将事实提高到理念的层次。通过对维京人和骑士制度显而易见的对比，他勾勒出一个单薄但致密的理论，由此发明了一~个事实上在当今被广为接受的历史观。他出生在普鲁士人国家，后来到了英国，但他-直与两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形同陌路。作为崇尚科学的 19世纪的市民，他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却是一位不太成功的心理学家。因此，他最终未能将理想的本质转化为伟大的现实。与此相反，他将理想简化为概念和单独的利益。他未能察觉到内心英国人的血液，反而注意到了英国人的事物与概念。至于最能代表普鲁士精神的黑格尔，只有在方法上能与马克思相通。
因此，在一番非常离奇古怪的推演之后，他无意之中将两个日耳曼种族之间本能的对立转化为两个阶级间物质上的对立。他将普鲁士人的社会主义理想归结为“无产阶级”亦即第四等级的特质，而将英国人的社会主义理想归结为“资产阶级”亦即第三等级的特质。今天，这些错误的方程式产生的四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已经尽人皆知了。实际上，这些口号在朴实的工人中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他成功地将所有国家的工人结成一个有着清晰的阶级意识的阶级。今天，第四等级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用自己的概念思考。在马克思之后，“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挑战（challennge）。从马克思并始，一本著作便可以洞悉未来。思想体系的浅薄成为它的力量之源。在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真正社会主义式的工人运动以外，还有西班牙教会的、英国资本主义的、普鲁士极权社会主义的运动；但没有人意识到它们。对目标一致性的信仰要比现实一致性的信仰更为坚实。就像历史中的西方世界，这种信仰与某一本著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其绝对真理的怀疑就是一种犯罪。印刷品在根本上保证了浮士德精神会将其影响扩散到寰宇之内。在英国革命中，这本书是《圣经》；在法国大革命中，这本书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德国革命中，这本书则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把种族冲突（racial strife）重新阐释为阶级冲突，将古代日耳曼人的本能阐释为现代的大城市人口的冲动，由此发展出他的核心概念“阶级冲突”。历史力量的平行结构变成了垂直结构；这就是唯物史观的意涵。时代的科学精神需要将物质与能量视为对立物。政治“能量”的“物质”是民族和国家；经济“能量”的“物质”就是阶级。马克思主义倒置了两种“能量”以及两种“物质”的重要性。因此，“阶级”一词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由于1850年前后所受的科学教育中没有心理学方面的训练，马克思无法理解阶级与等级间的区别。18等级是一个种族概念，是一种理念的表达。在1789 年，社会中的特权部分被作为一个等级与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它代表着威严、礼貌和内在与外在都高贵的理想，不管它已被随落的生活腐化成什么样子。只有在资产阶级与更古老的贵族行为方式的道德优越感展开竞争之时，社会特权才成为问题。普鲁士人用他们的英国学院派知识塑造了一种新的理想以取代旧的理想，而他们的法国本能从这种替代品中创造出道德意义上的平等原则。这就是“人类社会”这一术语的新内涵：人人平等，基于自然和理性而不是血缘和传统的道德理想的普遍的约束力量。
在另一方面，“阶级”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它在 1850 年取代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政治概念。等级的理想变成了阶级利益。长期以来，阶级只在英国才按财产划分。那些自食其力、家境殷实的人组成了中间阶级。上等阶级拥有财产但不劳动。底层阶级参加劳动但一贫如洗。然而在普鲁士，它是等级，即在命令与服从中的等级次序，这与阶级完全不同。除了农民，还有-个文官阶层一一也就是说，有一个其功能不止于经济上相区别的统一体。与此相反，当代法国因真正的阶级的缺失而独具一格。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失序的群体，个人间的贫富清晰可辨，但阶级还远未形成。整个法兰西民族就是一个阶级，它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有严格的分层，而是简单而一元的。
因此，马克思是一位英国思想家。他的两个阶级的体系产生于一个为商业巨头牺牲农业的商业民族的环境，那里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亦即普鲁士式的等级意识的文官集团。英国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商业活动中直接的和间接的代理商，强盗和被洗劫的人一一整个体系很像维京人。这种概念若转到普鲁士政治思想的领域中便毫无意义。马克思从未把英国工业奴隶制从“人人为人人”的理想的原则中分离出来。他只摄取了普鲁士精神的整个外部影像一一组织、纪律、团结等与单个阶级有关的一切；以及一种工艺模型，即社会主义一一并把它作为一种武器和自标传递到一个英国式的“社会”中的劳动者手中，激励他们成为杰出的维京人，去调换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角色，剥夺剥削者。他将这一切封装在一个自利的计划中，号召人们去瓜分胜利果实。
两个阶级最完美的定义仍然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资产阶级”意味着某种与卢梭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把这个词用于封建时代的特权集团的背景中是一回事，如果把它用于城市工人群体则是另一回事。结果，没有与 1789 年的第三等级相对的第四等级，也没有与今天的第四等级相对的第一或第二等级。据西哀士的估计，僧侣约有 8万人，贵族约有 12万人，而第三等级约有2500 万人。因此，后者构成了“人民”。“资产阶级”意味着“所有人”，连法国农民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员。
然而，第四等级只是少数人，并且很难从其他等级中分离出来。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它取决于是称之为手工业者、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还是大众。它有时得到界定，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作为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群体被感觉到。它再次成为工商界雇主之外的“所有人”。
实际上，第三等级是一个消极概念。19它被创造出来是为表达那种不再有任何其他等级的想法。但第四等级消除了这种设想。它特指社会生活中-个特别重要的职业群体。它可以上溯到1789 年之前，并将自己作为另一个特权等级。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本质上意味着：社会由一个阶级主导，而它完全不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当然，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等级理想的拙劣模仿。整个马克思主义印象上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与血液或血统无任何关系。但德国革命中的时事讽刺剧，“工人苏维埃”作为新的上议院，以能保证工资持续发放的罢工为手段将工人提升到英国“绅士”的位置上一一所有这些都表明，像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时代那样，文学作品至少能够偶尔制造出怪诞的现实。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同样起源于英国。马克思学说的每个词句都表明，其得以成长的思想历程都是神学的而非政治性的。它的经济理论是其基本道德取向的结果，而唯物史观只是以英国革命为基础的哲学的最后篇章，它的圣经情结已经占据了英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基本概念都好像是道德的替代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词代表的就是这种反宗教的宗教（irreligious reli一gion)中的善与恶。“资产阶级”是恶魔，挣工资的人则是新神话中的天使，而人们只需尝试《共产党宣言》中的平民路线，便可识别出文学作品背后的独立派的基督教。社会进化是“上帝的意志”。在早些时候，“终极目标”是永恒的救赎；“资产阶级文明的崩溃”通常被称作末日审判。
马克思蔑视劳动的宣传取得了成功。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劳动—日复一日、辛苦繁重而令人厌倦的劳动—对他来说是一种灾难，不劳而获则是一种恩赐。在这种对靠出卖体力过活之人的英国式的蔑视背后，我们能感觉到维京人的本能，他们的职业就是烧杀抢掠，而不是修帆补网。基于这种原因，体力劳动者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像是奴隶。他身上的柳锁是道德性的；他感到自已的职业使他无法承受“绅士”之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反映了对商业而不是体力劳动的英国式的偏好。2前者是-一种恩赐，后者是一个灾难；一个是贵族，一个是贫穷者。但那些不幸的人会忿忿不平地说，“商业是罪恶的行当，体力劳动才是好的。”
这便是对这种精神态度的解释，这种精神态度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并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灾难。他只获得了英国人视野中的劳动本质，即这种劳动是一种致富手段，是一种全无道德深度的手段。只有成功和金钱，即上帝恩典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才具有道德意义。英国人对辛勤劳动的尊贵一无所知。对他而言，劳动是件丢身份的事，一种令人难堪的必需品。那些除了工作一无所有、失去工作便身无分文，最重要的是将来仍要一贫如洗的人们是多么可怜！如果马克思理解了普鲁士人劳动的意义，为劳动而劳动的意义，以集体的名义、为“所有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劳动的意义，以及将任何劳动都作为一一种义务的意义，如果他能理解这一切，他的《共产党宣言》可能永远都写不出来。
他的犹太人本能在这方面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他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一览无余。对体力劳动的诅咒在《创世纪》开始的地方就出现了，即安息日不容劳动的亵渎一一这些使他乐于接受《旧约》中英国人感情上的痛楚。于是，他对无需劳动之人怀恨在心。那种费希特式的社会主义会键责这种懒情之人，它会把他们视为不负责任、可有可无的懒汉和寄生虫。马克思主义在本能上忌妒他们。他们的生活过于优裕，因此应当被颠覆。马克思把对劳动的蔑视灌输给他的无产阶级。他的狂热信徒企盼着摧毁所有文化，以减少必不可少的劳动。马丁·路德把最简单的体力劳动称赞为取悦上帝的行为；歌德则写下了“生活的需要”。但马克思梦想着成为无产阶级的费阿刻斯人（ Phaeacian），无需努力便可拥有一切。归根结底，这就是剥夺上帝恩宠之人的意义。就英国人的本能而言，他是对的。英国人所称的上帝的恩赐一一即免于体力劳动并使人成为绅士的商业成功一一一让英国人受益匪浅。它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它带有暴民和势利小人的色彩。
这种道德伦理暴露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几乎是曼彻斯特学派的翻版。这种经济思想与科布登的思想极为相似，科布登在那时正领导着辉格党的自由贸易理论走向胜利。马克思反对发端于边沁和沙夫茨伯里而由亚当·斯密集其大成的资本主义理论。由于他只是一个批评家，是批判性的而非创造性的，所以他从自己反对的所有事物中形成自已的理论。
对他而言，劳动是一种商品而不是一种义务。这就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他的伦理是商业巨头的伦理。倒不是说商业是非道德的，只是我们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劳动者是不能从事商业的傻瓜。劳工们对他心领神会。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成为一种投机行为：工人们现在已经成为售卖自己的产品即劳动的商人。马克思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诡计在于，剩余价值被当成是成功商人从他对手的货栈里掳夺的战利品。剩余价值不会无缘无故地呈献给他。阶级利已主义已成为一个普遍原则。劳动者不仅要从事商业，而且要在整个市场中谋得一席之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敌视国家，辉格党人也一向如此：国家妨碍他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商业利益。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与马尔萨斯和科布登一样，达尔文对马克思同样至关重要。商业完全被想象成谋求生存的斗争。雇主在工业中用商品“货币”进行交易，而工人则用的是商品“劳动”。马克思希望剥夺资本家获取私人利润的权利，但他能想到的唯一的替代品是工人谋求私人利润的权利。这是非社会主义的，却是典型的英国式的。
马克思在另一个问题上也成为一个英国人：在他心自中根本没有国家。他根据“社会”而不是国家进行思考。像英国的议会惯例，他的经济世界像至高无上的两党体系一样运行着。在他的规划中只有战斗，而且没有仲裁者，只有胜利或失败，只有两党中的一个政党的独裁。《共产党宣言》呼唤一个“善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裁取代“恶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独裁。马克思没有看到其他的选择。
普鲁士社会主义国家超越了这种“善”与“恶”。普鲁士社会主义是整个民族，在它的绝对权威面前，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不过是政党而已一提供社会福利的少数派。从严格的技术角度看，社会主义具有公共服务的本质。归根结底，每个工人都不是商人，而是公务员，雇主们也是如此。他们是工业、商业、交通和军队里的公务人员。这个体系曾在埃及文化光辉灿烂过，这个体系也在中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过。这个体系代表着西方政治文明的内在形式，它已然成为拥有职业行会和社团的哥特式城市的象征。这个体系的符号表达是哥特式教堂，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动态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天赋只能将一个资本家私有的“社会”变成一个私佣（ private workers)的“社会”。他是个一流的批评家。在他设想的政体如何承受规模庞大的机构问题的不断退却上，在他对1871年的普鲁士“议会制”—它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这一非常状态下产生，-样的软弱无力——一知半解的赞扬上，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只产生了一个有伟大风度的创造性人物，一个知道如何去统治而不仅仅知道指点江山的政治家：奥古斯都·倍倍尔。他绝对不是他那个政党的最有智慧的人物，但他是那个政党的一个也是唯一的领导者。一个真正的统治者需要的是天赋而不是书本知识。拿破仑不会容忍在他的要员中有“写书匠”。
英国人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的两个阶级的理论一起，成为实业家和商品化的劳工之间的斗争即罢工的武器。通过罢工，商品“劳动”无法被顾客购买。通过反对者的罢工，即停业，商品“货币”也无法被买家买走。工人的后备军保证了资方的市场，而雇主的后备军（劳动力短缺）同样产生了劳工的市场。罢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非社会主义（unsocialistic）的方面。
在真正的国家中，劳动不是商品而是对公共利益所尽的义务，而在各种工作之间并没有道德价值上的等级，这种等级是普鲁士式的民主化。法官和学者所做的“工作”与矿工和车工的劳动并无差别。在我们德国革命中，计划着让工人通过用最少的劳动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通过将自已的利益置于其他人之上去剥削其他人，这是英国式的思维。罢工的一个前提是只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念，也就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为更高的工资而进行的公开谈判，以及在无产阶级政党赢得胜利后单方面确定工资水平。
普鲁士人的行事方式是让国家为每一种工作公平地确定工资水平，按照某个特定时期的整个经济形势下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利益来规划工资水平。这就是确定公务人员工资水平的原则，并应用于所有的职业之中。这种原则禁止罢工，因为它将罢工视为一种损害国家利益的个人商业行为。确定工资水平的权力被从雇主和工人手中取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特权，从而保证了双方不得不像在其他管理与工作中一样在同一种既定的规则下行事。21
马克思主义可以否认，或许还要弱化这些模式，但它们像任何至关重要的事物一样都将被证明远比所有理论都强大。马克思的蓝图在英国广为人知。马克思的蓝图比真正的社会主义更易于理解，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的经济党派间的冲突终结了旧式的议会政治。上层阶级中形成的两个富人党派按政治规则组成，它们在经济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即使在17世纪中叶，即在古典议会政治的最后阶段展开的有关自由贸易的斗争中，辉格党人胜出，而参加者无不遵循传统的礼节。托利党和辉格党只在喜欢战争与征服还是商业渗透、推崇勇敢还是海盗般的狡诈上有产者政党，另-一个是工人政党，这种斗争不会延续国会政治的老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不再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了；它现在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只要英国人不愿屈从于将国家视为不偏不倚的权威的外邦原则，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个经济政党对另-一个经济政党的完全压制。有所不同。然而，现在经济上的对立已经带来了两个新的党派，-一个是
马克思对工业化的英国有一种特别的印象。这种印象事实上是纲要性的，它是从一个有异议的角度得到的，并用一个快速变换的焦点将它扩展到整个历史之中。他宣称自已的经济统计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而且称它们事实上是整个历史进程中唯-的重要因素。在这点上，他与达尔文很相似。后者同样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并强调他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生物体”，而事实上他们只适用于高级类人猿。在他试图将选择、模仿和遗传等细节加到细菌或珊瑚的生命史中时，他的理论体系就变得荒谬可笑了。
唯物史观将经济条件假定为（物理学意义上的）“原因”，而宗教、法律、习俗、艺术和科学被假定为“结果”。唯物史观无疑在这种晚期西方文化中有说服力，因为它要求那种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传统的城市居民的精神。不是因为经济条件是事实上的“原因”，而是因为艺术和宗教已经变得空洞无物、毫无生机且徒有其表，因为它们标志着我们时代唯一稳定发展的黯淡阴影。这种事件状态具有英国特征；作为“隐语”的宗教概念，作为上层阶级的“舒适”和底层社会（“群众的”）的救济金的艺术概念，都在英国式的生活方式向其他国家渗透期间出现了。
黑格尔立于历史实在（historical actuality）的水平之上，马克思则处于其下。除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你会发现一个有着与现代哲学不相称的现实感的哲学思想家。作为一个靠理性生活的“普鲁士人”，黑格尔将国家置于其格外深刻的、几乎是歌德式的历史发展观的中心，而作为一个英国人，马克思将经济生活置于关于历史“进化”（他称之为“进步”的达尔文主义和机械论的中心地位。对黑格尔而言，国家是历史的创造性力量，历史意味着政治。他从未用过“人类社会”一词。俾斯麦那个时代的高级政府官员大部分都是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却勾勒了一个没有作为政党争辩和作为私人经济利益冲突场所的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概念是英国的历史概念；它反映的是维京人和商人的独立国家的行事方式。
但这种思维模式的知识和精神前提已不存在。19世纪是自然科学的世纪；20 世纪属于心理学。我们不再相信理性对于生命的力量。对我们而言，熟悉人类的生存方式要比一般而抽象的理想更为重要。我们不再乐观向上，我们成了怀疑论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应当怎样，而是将要如何。与成为理想的奴仆相比，我们更应当掌握现实。自然科学的逻辑，即因果联系，对我们而言似乎是浅薄的；唯一能体现历史变迁深意的是有机体生存的逻辑：命运和能被当作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全能要素的本能。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划分历史时期的方式一—一种在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衰落之后唯物主义者采用的技术上，反映得再明显不过了。沿着他们从古代经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的历史进化之路，我们最终发现了完美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人间天堂。驳斥这种图景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任务是向现代人提供能确保带来一种新图景的新视角。生命没有“终点”。人类没有“终点”。这个宇宙的存在是一个无法用“最多数人的幸福”之类微不足道的口号解释的宏大事实，我们人类只是这个小行星上的一小段插曲。宇宙戏剧（ universal drama)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无目的性。歌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被召唤着去做的，就是赋予已经给予我们生命和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与加在我们身上的命运之中的现实以最大可能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过那种能令我们倍感自豪的生活。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现实生活进程中所依赖的，而这个进程正引向最后的圆满。我们不是“自在（an sich）之人”。那是过去的意识形态里的要素。“世界大同主义”是个很燈脚的词汇。我们是一个特殊世纪的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正是在这些必要的条件下，作为实践者的我们才能赋予存在以意义和深度，哪怕只是在语言上这样做。在这些既定的范围内，我们占有的地盘越大，我们的影响就越大。柏拉图是雅典人，恺撒是罗马人，歌德是日耳曼人。他们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他们背负着普遍而永恒的意义。
今天，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将德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对立的力量。社会主义，也就是尚未被理解的普鲁士主义，是最高秩序的实体。马克思主义是文学（literature）。文学会过时，现实却不会被征服或消逝。我们只需将像在国际公约中听到的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与社会主义的唯一事实，即奥都斯都·倍倍尔的政党，进行比较。在明百了理想创造历史的流行口号会如何之后，它只不过是用文学语言与就的特别诉状。理念是无法言传的。艺术家能看到理念，思想家能感觉到理念，而政治家和战争会使理念变成现实。只有血液才能唤醒理念一一出于本能而不是理论的思考。理念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即功绩和成就的象征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了理念，抑或这种意识是对是错都不重要。生命是最重要的，而生命没有体系，没有计划，更没有缘由。其中的奥义自为而自在，生命只能通过感觉和想象得以彰显-一然后才能被描述，但无法用善恶、对错、爱恨等词汇进行分析。
基于这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真正的理念。它以理性的方式，同时也是武断的方式，将两种理念外在的象征与模式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个方法很流行。它具有实效性，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它的概念当作武器。它们是否得到正确的理解，反而不重要了。它们影响广泛，是因其危言耸听的言辞使人们相信某种重要的事实。他们仍然对关于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血液的永恒理念深信不疑。
今天，马克思主义正在它即将变成现实的狂欢中崩塌。像1793年之后的《社会契约论》那样，1918年之后的《共产党宣言》已经成为文学范本。真正天生的社会主义，亦即传统普鲁土人的生活模式，一度以一种文学的面目流传到英国，以削弱那种对抗英国的理论；现在，它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渊源和全部意义。
人们将来会饶有兴趣地审视主宰着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所谓“国际社会主义”。共产国际能在各国工人中间唤起只能持续几十年的团结感，远不及社会党会议的争吵，更不及会让人们信以为真的公共诉求那样自负。实际上，这种团结仅限于这样一种事实，即相信共产国际是存在的，并且一个国家的运动经常激起另一个国家的运动这种事实。过于沉浸于文学是一种文明特质，这就像我们生活在理论氮盒中的群众领袖，但文学仍然能够成为强大现实的工具。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生活模式的代表们，未曾了解过彼此基本的情感和愿望，便汇聚在-个伪政治会议上，并努力在他们认为是支持某种共同事业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上达成共识。
那些在1914年8月变得清晰起来的理性现实，笼罩在各个民族本能之上，是多么地稀薄，突然某一天天生且非智力性的激情释放的热量便将它们蒸发掉了。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尽相同。就像在不同精神意义上有不同的重要种族一样，劳工运动也有很多种，而一旦找到共同僧恨的事物，这些运动就发现自己像无情地憎恨自己代表的民族一样彼此仇恨。有赤色的雅各宾党人，也有赤色的清教徒；有赤色的凡尔赛，也有赤色的波茨坦。将逻各斯和俾斯麦分开的鸿沟同样存在于萧伯纳和倍倍尔之间。他们都从同一件旧的理论外衣上裁剪自已的衣服。
在世界大战中，不仅协约国在与德国作战，协约国集团的伪社会主义也在和德国真正的普鲁士社会主义对抗。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背叛皇帝本人而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它的出身、它的意义以及在社会主义者阵营中的立场。奥古斯都·倍倍尔当然应该预见到并预防这种情况；他软弱的继承人却无法理解这种情况。现在，他们去参加那个虚伪的委员会，并签署了几乎全由他们的语言写就的《凡尔赛和约》。德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普鲁士一德意志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它一度孕育出社会主义的雏形，而社会主义自身自 1917 年以后便被强迫纳入英国阵营。这种英国化可能受到了我们专横的工会的松懈和地方管理委员会的引导的最慷慨教唆，后者实际上是抵制我们崇拜多数的（majority-worshiping）社会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议会倾向的前锋。
不！普鲁士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绝不是德国资本主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故乡以社会主义之名进行的实践。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今天，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正试图用米歇尔式的愚忠向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证明这一点。
法国起义者和破坏分子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只是社会复仇情绪，它早在巴黎公社起义时就发现了自己的克里孟梭。英国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翻版。社会主义只有在德国被当作一种世界观。法国人直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英国人是自由主义者。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首先把自己视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只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把自己当作共产国际的支持者。普鲁士工人是唯一天生的社会主义者，2他总是别人的嘲弄对象。唯有他对伪社会主义的言论信以为真，就像德国的教授们！相信保罗教堂的演讲一样。唯一将他的政党当作伟大创造的普鲁士工人，变成了别人胡言乱语的诚实听众，并为他们的罢工提供支持。
一个真正的共产国际只可能是某一个种族的观念对其他种族的胜利，而不是不考虑种族物质的各种不同观念的混合体。让我们鼓起质疑的勇气，抛开陈腐的意识形态吧！因为历史一向如此，丝毫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有人相信一定会在世事的缓慢痛楚中吃尽苦头，如果他认为自己能用条约来控制它们，他就是在自欺欺人。死亡是所有冲突的最终结局—个体的死亡，民族的、文化的死亡。我们自已的死亡正在下一个千年的黑暗中等待我们。像在这个世纪中的境遇一样，我们德国人受到天生的对浮士德文明命运的直觉限制，在我们内心有大量待开发的资源，但也有无尽的义务。对新的共产国际而言，现在正处于我们能贡献世界性组织和世界政府的想法无法回避的准备阶段；英国人会提出剥削全世界和世界性的托拉斯观点。我们能确保实现我们的理念，不是用空谈，而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真正社会主义骑士般的信念与普鲁士精神一起兴起与衰落。只有教会体现着传统西班牙人的宇宙观，和天主教庇护下的所有国家的恩泽与福社。自霍亨索伦王朝时代以来，我们听到过政治的和宗教的宇宙观之间大量冲突的骇人回响。但现在我们看到了第三种宇宙观即维京人观念的胜利：世界既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教会，而是海盗的战利品。
真正的共产国际是帝国主义，是对浮士德文明的统治，即用单一原则统治整个世界，不是依靠绥靖与妥协，而是依靠征服和毁灭。社会主义正与资本主义和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①并驾齐驱，这样便有了社会主义者掌握权力的三种不同途径：政府、金钱以及教会。这三种途径的影响深人到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意识之中，而且每个都致力于使其他的力量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它们表现出普鲁士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创造能力，它们从我们时代寒冷的高地回溯到哥特时代的未开化的、头脑简单的民族，他们用剑和犁征服了东地（Eastlands）的沼泽，用他们的小船穿过北海，还带领十字军对抗比利牛斯山以南的摩尔人（Moor）。东普鲁士边疆、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哥特人与法兰西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特质。这些本能比任何东西都更强大有力，可能要比那些有着外在象征的民族更长久。在罗马人早已消失之后，罗马人的精神仍然在流传。作为一个民族，西班牙人的精神是无力的，但作为-一个教会它仍有坚不可摧的力量。
这些就是超越传统习俗的共产国际认为用卡尔·马克思的口号便可以抛弃的现实。
对共产主义的反驳触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有权（property）。这里不是讨论像所有权与婚姻制度、所有权与政治思想或所有权与世界观等难题的重要象征意义的地方，哪怕只是略述。每个伟大的文化都用自己的语言对这些议题进行了论述。西方的所有权概念与西方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概念相去甚远。所有权是权力。浮士德民族很少顾及静止的、不流动的财产，以及“信用”本身。他更强调“生产性”财产的重要性。古代世界在纯粹的财富积累时的感官愉悦在我们这里几乎不存在了。现代的征服者、商人与赌徒甚至艺术品的收藏家的傲慢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他因劫掠的战利品而获得了权力。西班牙人对黄金的渴望和英国人对新领土的渴求都指向能创造更多财富的财产。
与这种动态的所有权概念相反，文艺复兴时期和巴黎流行着另一种观念：家臣的理想（pensioner ideal）。这种贪财方式的目标不是动态性的潜能，而是纯粹的享乐；不是“一切”，而是“足够”；不是功绩，而是“生活”。雇佣兵2渴望得到自己公国和宫廷的财富，以求最大限度地享受他们时代里的声色犬马。美第奇银行，欧洲最早的银行之一，完全不想控制世界市场。路易十四派出他的将军和收税员是为了保证他作为“太阳王”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物资供应。凡尔赛的法国贵族浑身散发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他们的文化都是动态的。像杨格（ Young) ① 一样四处旅行的英国人都惊奇地发现，他们在革命之前的财产管理是多么糟糕。如果他们只是“占有”它，如果地方行政长官（intendant）注意到巴黎人为生活所迫而聚敛财富，那么他们便会很高兴。
这个 18世纪的贵族身上表现出积极而贪婪的英格兰贵族和好战的普鲁士贵族之间那种最强烈的对比。法国的有产者阶级只受自我保护的愿望驱使，即便在法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它也不能获得世界市场，的控制权或投身于真正的殖民事业。但1750年的老爷们，作为一个类型，的确是1850年的资产阶级的先驱，手无寸铁的家臣只有受到民族幻想的鼓舞才会成为一种威胁，那个叫马克思的人实在不应该选择命名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是描述英国所有权观念非常传神的概念。“资本”意味着经济效益；它是在加人赢取胜利的战斗之前穿戴的盔甲。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法国的绅士和家臣，而是股票市场、石油或钢铁行业的巨头，能给他带来愉悦的是那种经济方能的感觉。他将所有权理解为绝对私有财产。因为他看到，某个大人物的感冒会导致全世界市场的下跌；一封简短的电报能引发地球另一端的灾难；而整个国家的贸易与工业都是他个人信用的结果。“私有”财产——理解这个词的全部生动意涵很重要。百万富翁要求个人决定完全独立于世界事务的安排，他心里除了成就没有其他的道德标准。他以信用和投机为武器打翻他的对手。他的托拉斯（trust）就是他的国家、他的军队，政治国家不过是他在西班牙或南非进行战争或签订条约、举行和谈的代理机构。这些大亨的最终目标是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型托拉斯。他关心的只是普通市民名义上的财产权应当不受侵犯；他可以享受将他的财产以他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捐献、出售或遗赠的绝对自由。但他的财产作为商业资本的经济价值在特定方向上由一个完全不由他控制的远方的核心代理商进行流转。因此，资本大亨是一种非常特殊意义上的财产拥有者。所有民族和国家都被迫按照他默许的指令及其无所不在的意志运转。
这种所有权概念是商人的自由主义的托辞，与普鲁士人的观念完全相反。普鲁士人眼中的财产并不是战利品，而是共同财产的一部分；不是炫耀个人权力的手段，而是置于托拉斯中的商品，对其管理者而言，他作为财产的拥有者的一员对国家负有责任。他并不将国民财富视为个人私有财产的总和；他反而将私有财产当作自己国家的全部经济潜能发挥的结果。我们必须一再重复路易十四振聋发的名言：“朕即国家第一公仆。”一旦每个个体将这种观念变成自己的意志，社会主义就会变成事实。没有比路易十四的实际宣言“朕即国家”与这种观点之间的对比更尖锐的了。无论宝座上的君主还是街头的市民，西方世界想不出比普鲁士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本能间更强烈的对立了。这是两个民族间根深蒂固的仇恨的基础。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说，“自排特烈时代以来，普鲁士一直是法兰西的障碍，将来也会如此。它是我为法兰西所做的规划中的最大障碍。”
坦白讲，法国工人希望向有产者复仇的做法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连法国工人也希望成为家臣。他蔑视自已得不到而别人却乐在其中的闲暇。他的目标是快乐上的平等，即作为一个家臣的平等的生活机会。这就是蒲鲁东杜撰的著名的典型法国公理“财产就是盗窃”背后的观念。财产在法国并不意味着权力，而是努力争取来的享受机会。产品的共同占有而不是将生产资料分割到企业中，财富分配（“一切属于一切人”）而不是运用价值塑造（ value-sha一ping)的力量建立托拉斯一一这是与英国相反的法国观念。它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里有具体的体现：国家分解成用最少的劳动换取最多的快乐的小公社单位或“共产村庄”。
罗伯特·欧文试图进行一种资本改革，以期使英国下层阶级接受上层阶级的所有权思想。但认为英美资本将从世界的绝对经济统治之路上的退却是对维京人天性的严重低估。基于个体天赋间的相对差异的绝对个人自由和人的生而平等，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信条的基本条款。与极权社会主义不同，英国或美国的亿万富翁恪守着一种个体社会主义（private socialism）的特别方式，即将他个人权力转变为愉悦，并在精神上征服福利积金领取人的大规模福利计划。分配这些巨额财产的炫耀性技术首先是对获得这些财富的方法的巧妙掩饰。这与在刚遭到洗劫的城堡里举行宴会、向俘虏扔一些残囊冷炙的海盗做法如出一辙：自愿施舍财富提高了其余财富的价值。这种自愿行为是否能成为一种法定义务的问题，是未来英美经济政党争论的主要问题。今天，一些人准备将像采矿和铁路工业等无法进行投机的众多经济领域调整为伪国有行业。当然，他们希望通过利用议会制度的民主形式，即通过为选举和报纸提供资金以控制投票人和读者的观点的方式，继续保持使这种“国家”作为他们自己商业利益的行政机构的幕后特权。
这里存在着商业巨头奴役整个世界的巨大危险。商业巨头现在的工具是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表面上是英国式的“自治”的国家体系，但事实上是地方和保护国的体系，地方和保护国的人民都正承受着腐败的国会和被买通的法律的协助下的工商业寡头的剥削，就像罗马世界被收受贿赂的元老院、地方总督和受人尊敬的保民官共同剥削一样。马克思看穿了这种开始形成的体系，而将这种体系变成他刻薄的社会批评的靶子。他想用英国万能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来推翻这种体系，但他又一次只阐明了一种否定（negation）：剥夺剥削者，对洗劫者进行洗劫。
然而，这种老式的英国法则包含着某种普鲁士法则式的东西：维持所有日耳曼人对财产的敬意，但将其固有的权力授予国家、全体人民（the totality），而不是个人。这就是社会化（ socialization）的内涵。从朋特烈·威廉一世的公民议会和战时议会到俾斯麦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拘泥于理论束缚而依本能行事的普鲁士政府有条不素地将社会化付诸行，动。但德国革命中正统与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争相破坏社会化。社会化并不意味着通过霸占和盗窃等手段的国有化。社会化根本不在意货币符号意义上的财产，社会化关心管理技术。为一些口号而四处收购企业，毫不顾及大企业的情况而将它们交给管理机构，而不是把它们交给所有者的责任和进取心。这实在是败坏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传统的普鲁士方式创立了全部生产潜能的正式结构，同时认真地保护财产权和继承权，并像对待一个掌握了游戏的全部规则的棋手一样，为个人天赋、能力、创造性和智力留有很大的自由。这很大程度上是对待古老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办法，这不能被系统地扩展到劳动习惯、劳动评价、利益分配和制定计划者与执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实在不合情理。在社会化过程中，工人变成有经济头脑的公务员，雇主变成手握实权的负责任的管理者，财产变成一种旧式的可继承的并有一些权利和特权的庄园，这些转变是缓慢而漫长的。在社会主义中，经济仍像棋手一样自由；仅仅其最终后果遵循规定的程序。
霍亨索伦建立了普鲁士文官制度模式，这是世界首创。因为这种模式继承的社会主义能力，这种模式保证了一种新式社会化的可能。二百年来，他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那种今天的社会主义向我们宣扬的要成就的事业。如果德国工人放弃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像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思考，他将很容易地成为上述的那种普鲁士式的社会主义者。“未来国家”是公务员组成的国家。未来国家是一个我们的文明不可避免的最终境况。即使亿万富翁的社会主义也会在无形中将一个民族转变成一个私人“官员”的军队。大托拉斯直接变成对公务员国家行使保护权的私人国家。可是，普鲁士社会主义暗示着要将这些职业利益的“国家”合并成整体性国家。保守派和无产者之间的焦点说到底根本不是极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它可能通过采用美国制度消除（这是德国自由主义者的希望所在），而是最高统帅的问题。它可以被视为今天存在的两种替代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来自上层的，另一个来自下层，二者都是独裁者。然而，事实上二者都不会逐步融人同一种终极模式中。
这样一个体制的领导阶层不会是“共和党人”。若撇开所有的幻觉，“共和政体”在今天意味着私人资本导致的行政权力的堕落。国王将遵从他的宫廷传统和自已天职所隐含的价值体系。无论我们对此有何看到现在为止，我-直克制着没有谈论俄国24 -—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俄国问题不是不同民族的问题，而是不同世界的问题。俄国人一点都不像德国人和英国人。像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日耳曼人部落-样，俄国将来很有可能发展出多个民族。“俄罗斯主义”预示着一种未来文化，就像在西欧世界上越来越大的夜幕。俄罗斯人精神与西方人精神之间的差别没有被勾画得过于强烈。虽然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在精神、宗教、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但与俄国相比，这些国家忽然显得就像一个统一的世界一样。这种差别很容易被一些反映着强烈西方影响的习惯所蒙蔽。真正的俄国人在本质上与我们格格不入，就像帝国时代的罗马人或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人忽然出现在我们中间一样。俄国人每当区别“俄罗斯母亲”和“欧洲”时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对我们而言，俄国的原始灵魂是泥土、音乐、伏特加、谦恭，以及那种奇特的忧郁背后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作为完全不同的文化中晚期的、城市的、智力成熟的成员，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在俄国“看到”的不是那个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形容的刚刚苏醒的灵魂，而是我们基于对俄国生活和俄国历史的肤浅印象而在头脑中形成的印象，并进一步受到意志、理性和性情（Gemut）等“欧洲”词汇的误导。然而，或许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能够表达清楚确实将我们分开的巨大差异，即这种关于这个国家简直无法言传的印象。
这个幼稚、愚蠢而怯懦的民族已经被强加于它身上的异域的、专横的、阳刚而成熟的“欧洲”文化所迷惑、伤害、折磨和毒害。这个民族的肌体已经被带着欧洲人野心的欧式城市中心穿透，而它并不发达的意识则被颓废的心态、哲学思想、政治观念和科学准则浸透。在17世纪，彼得大帝用内阁外交、王朝影响、行政部门和一支西式海军将巴洛克式的政治体制强加于他的子民身上。到19世纪，根本上与这些民族不相容的英国观念在一些乔装的法国作家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他们成功地迷惑了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心灵。在 20 世纪之前，迁腐的俄国知识分子就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个西欧辩证法的复杂产物的来源。彼得大帝将沙皇专制国家转变成一个西方体系内的强国，因此打乱了它自然的发展过程。“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是俄国精神被外国城市败坏后的产物，忧伤地怀着对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本土制度的企盼走上舞台，因此，他们国家最原始的思想被扭曲成那种自职业化的法国革命以后的大胆的、天真的理论。由于俄罗期人具有无比谦卑和甘愿牺牲的意志，彼得首位主义（Petrimism)和布尔什维主义完成了对像凡尔赛宫和巴黎公社这样的西方创举的无意识的、灾难性的模仿。但这些制度只触及俄罗斯人生活的表层，它们飘忽不定、若隐若现。
迄今为止，俄国只有一次宗教体验，还没有社会或政治方面的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像荒谬而可笑的西方假小说家（romancier），而他实际上是个圣徒，而他的社会“问题”被误解为脱离了他的小说形式。他的真正本质很快就会在他的小说中显露，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others Karama zov ）中，他到达了一种唯有但丁方能与之比肩的信仰境界。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政纲来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人小集团，而它已经不再具有十足的俄罗斯人的感性（ sensibilities），而且就家族世系而言，他可能完全不能称作俄罗斯人了。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遭遇了强制的教条主义和本能的拒厅这两种极端。
因此，俄国对西方怀有深刻而可怕的世仇，就像对自己身体内的毒药的憎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痛苦、托尔斯泰激烈的怒火以及普通人沉默的焦虑中都能感受到这种仇恨。这是一种不可抑制的仇恨，通常是无意识的、深藏在爱欲和理解的急切期待之中，是对浮士德意志的所有象征根本上的憎恨：城市（尤其是彼得堡）是这种意志打破广草原的平静的先锋；还有艺术与科学，西方的思想与情感，国家、法学、管理制度、金钱、工业、教育和“社会”—事实上是西方的一切。这是属于古代文化的那种原始的天启式的仇恨。所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都包含马加比家族（ Maccabees）式的忧郁的痛苦，而很久以后起义带来的毁灭耶路撒冷-一样的痛楚。它那刻板的教条主义绝不会为了把运动支撑到今日而为其提供动力。俄罗斯潜意识中反对西方的本能最初直接指向彼得至上主义，现在则借助于布尔什维主义。但布尔什维主义是彼得至上主义的产物，因此它将被适时地摧毁，以完成俄罗斯从“欧洲”解放的大任。
西方的无产者希望改造西方文明以满足其特殊要求；俄罗斯知识分子则希望去摧毁它，这如果不总是出于自觉，也是出于本能。这就是东方虚无主义的含意。我们西方文明很久以来都是纯粹的城市文明，而在俄国却没有像“群众”一样的事物，只有“人民”。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无论其职业是学者，还是公务员，在本质上都是农民。他对有着二手（ second-hand）群众和群众意识形态的二手城市没有真正的兴趣。即便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仍是农村问题。俄国“工人”是一种误识。唯一的事实是安然无的土地，就像在卡洛琳王朝时的欧洲一样。我们在一千多年前就走过了这个阶段，因此我们之间无法沟通。我们西欧人无法再回到那片处女地上生活。我们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身上总是带有城市精神的所有方面；它已经浸润到我们的血液之中，而不像俄罗斯的聪明人那样只在头脑中接受。俄罗斯人的精神与他一起从乡村带到城市。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东方和西方的“社会主义”之间无法弥合的裂隙，我们必须时刻将俄罗期人的灵魂从俄罗斯政治制度中抽离出来，把领袖们的精神与他们领导的那些人的本能区别升来。为什么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西方式的政治面真带有一种宗教使团的强烈感觉？尽管有像“剩余价值”、“剥削”等工业社会的口号，但俄国工人不是城市工人，不是曼彻斯特、埃森（Essen)和匹茨堡等城市群众的一员。事实上，他只是离开家乡的农民，对扰乱他灵魂里坚持的真正使命的外国势力怀有深切的仇恨。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很不显著。如果它的计划被付诸行动，唤醒俄国人的无意识的传道者仍然是虚无主义。
即便如此，布尔什维主义对我们城市里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仍有巨大的吸引l力。沙龙里的斯巴达主义和神智论（theosophy）与神秘主义性质相同；对我们而言，布尔什维主义与对伊西斯（Isis) 的崇拜是一码事，不是因为罗马的东方奴隶，而是因为堕落的罗马人自己。布尔什维主义进入柏林的事实是不得不处理这次革命带来的巨大后果。这些目不识丁的傻瓜开始模仿苏维埃的模式在柏林建立“农民委员会”，或者毫不在意俄国的紧追问题是农村问题，而我们的问题是严的城市问题，这些相对而言都不重要。面对社会主义，斯巴达主义（Spartacism）在德国毫无前途。但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征服巴黎，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与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结合以后，便迎合了精神倦怠、感情饥渴的法兰西心灵。布尔什维主义是生活富足的大城市人厌世感的准确表达方式。作为为文雅的西方智慧炮制的危险毒药，布尔什维主义会比在东方有更大的市场。
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被代之以一种新的沙皇专制，即适于生活在这种境状下的人们唯一可能的体制。这种专制统治可能更像普鲁士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然而，在俄罗斯人潜意识里的未来不是政治与社会难题的解决，而是新宗教的诞生，即从基督教的发源地出现的第三种基督教。像日耳曼式的西方文化在公元1世纪无意中孕育了基督教的第二种模式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新信仰的一位先知；新信仰现在尚不知名，但它已经开始以从容不迫、温情无限的力量出现。
对我们西方世界的市民而言，宗教已经成为历史。在我们城市灵魂中，曾经毋庸置疑的虔诚很久以来都成为理智“问题”。教会在特兰托会议上达到全盛。清教变成了资本主义，虔信主义现在成了社会主义。英裔美国人教派代表着焦躁不安的商人对神学的消遭需求。一些新教徒试图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内脏来复活宗教的死户，没有比这更让人作呕的了。神秘主义和神智论都做过同样的尝试。没有比期待俄罗斯人的未来宗教会促进西方宗教的复兴更具欺骗性的了。不应再有任何误解了：带着对国家、科学和艺术的仇恨，俄罗斯虚无主义也在直接地对抗罗马和维滕堡（Wittenberg），后者的精神正以各种西方文化的形式呈现，进而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这种虚无主义摧毁的目标。俄罗斯要将这种过程置于一旁，接着又重蹈覆辙，借道拜占庭，直指耶路撒冷。
布尔什维主义是源自于西方宗教情感的西方问题的绝妙讽刺。到如今，这次俄国运动对现在和摆在西方面前的重大问题而言是多么无聊与肤浅，这应该很清楚了：在普鲁士观念与英国观念之间的选择，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与国会间选择。
这里我要做一下总结。我希望这篇短文是为这样-些人写作的，即我们之中因自己的创造性、自律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被要求领导下一代的那些人。我希望本文能提供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我们注定要走向的方向的一幅清晰图画。
我们现在已经看清了眼前的危险：不仅是德国的命运，而是所有文化的命运。不仅德国，整个世界都面临的关键问题一一但它一定会在德国为整个世界做出解答一是：未来由商业主宰国家，还是由国家统治商业?
就这-重大问题而言，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它甚至还不够清楚。马克思的教义和阶级中心主义是导致社会主义劳工力量和保守势力互相误解，并进一步误解社会主义的罪魁祸首。
现在二者有相同的目标，这一点庸置疑。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起与我们“内在的英格兰”对抗，与破坏和在精神上削弱我们整个民族的一系列观念对抗。危险是巨大的。此刻，因为自私或无知而犹豫不决的人将招致灾难！他们将毁掉别人和他们自己。团结将意味着实现霍亨索伦王朝的理念，同时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保守派和工人要么一起得到救赎，要么同归于尽。
马克思已经逝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才刚刚开始；作为一种德国无产阶级特殊的运动，社会主义正在结束。对工人而言，除普鲁士社会主义而外，别无选择。
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生命被成就与能力决定的等级决定，而不为贫富的对比所支配。这就是我们的那种自由：游离于个人的经济无常之外的自由。
我热切希望不再有人依旧掩盖天生就具有支配能力的人，也希望没有人被赋予支配的责任而不具备这方面天生的能力。社会主义意味着能力，而不是期望。重要的不是目的的内容，而是成就的内容。我求助于青年人。我号召所有的热血青年。训练你自己！做一个男人！我们不需要思想家，不需要空谈教化（Bildumg）与世界大同和德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需要的是奋斗，是敢于质疑，我们需要-个社会主义的伟人。再重复一遍：社会主义意味着权力、权力、更大的权力。思想和计划没有权力，就什么都不是。通往权力之路已经勘定：德国劳工工会中的优秀成员和普鲁士国家思想的最佳代表，两类人决心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令我们的民族以普鲁士的方式进行民主化；基于同样的责任感，对重大责任的觉悟，对遵从统治秩序、为胜利牺牲自己的意志，为完成生而担负的责任、有所成就，二者要结成联盟。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希望社会主义不会是一场空。

注释Ⅲ

7 将浮士德精神视为麻烦的法国人将其创造性倾注到女性时装上，而不是职业人士和成功人士的制服上。在法国，商业与公民义务不得不向爱情（1’amour)让路。

23 responses to “The Hour of Decision:Germany and World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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